一个区域的婚俗是受到该区域社会生产的间接影响的，折射出的是这个区域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家庭、心理等多个方面。新农村建设从上世纪五十代起，经历了由片面到全面，由单一驱动到双轮驱动发展轨迹，尽管其在内容、目标、方式上不同时期是不尽相同的，但新农村建设这一话题历久弥新，李成贵先生曾指出“新农村建设要循序渐进地推进，需要对其长期性和艰巨性有清醒的认识。”尽管新农村建设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但直到2006年国家才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时至今日七年有余，新农村建设才刚刚开始，可谓任重道远。虽然时间短，但是对农村的改变却是全面而彻底的，对农村地区的婚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伴随着新农村的建设循序渐进，有着长期性和持续性。本文将重点突出新农村建设对传统婚俗的冲击并且对未来农村地区婚俗的发展作出预测。
一、地理与人文环境
（一）何谓秦东
秦东，指今天陕西省渭南市（包括韩城）所辖地区，因地理位置在陕西省东部，因之称为秦东。[1]秦，最早指今甘肃天水一带。西周时，秦人先祖非子因养马有功，受封于“秦地”，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驾周平王东渡有功，受封“歧山以西之地”，建秦国。从此，陕西始有“秦”的概念，后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秦帝国，陕西人自此自称“秦人”。而渭南地区又位于陕西东部故称秦东。
（二）地理环境
秦东（即今陕西省渭南市）地处陕西关中盆地东部，向东与山西隔河相望，南依秦岭与商洛相连，向东南则与河南接壤，西与西安、咸阳、铜川三市吡领，北靠黄龙、乔山山脉和延安交界。地质构造跨越三个构造单元，南部属北秦秦岭元台拗折带，中部是汾渭地堑渭河断陷区，北部属华北地台陕甘宁盆边缘。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东西开阔。
（三）人文环境
该地区历史悠久，早在二十万年以前就有早期“智人”（蓝田人和大荔人）在这里繁衍生息。据相关史书和大量的文物遗址证明，秦东地区属华夏民族的发祥地和黄河流域农业发源地之一。同时秦东地区也是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地上地下遗存了大量的文物古迹。目前渭南市全市扔有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处，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29处。另外，全市公布有580余处文化遗址，330余处古墓葬，290余处古建筑。
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了秦东地区丰富的民风民俗，成为东府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民间逐渐形成了许多与众不同的风俗和禁忌，做为文化积淀浓厚的陕西东府的婚礼习俗与婚俗禁忌，源远流长，礼仪繁多，寓意深远，是秦东地区风俗文化中的瑰宝。
二、秦东婚俗
关于秦东地区历代的婚俗，张晓红女士曾撰文将陕西婚俗地域分成三个区域：关中区、陕北区及陕南区。并指出关中区具有“婚俗内部差异很小，一致性较强”特点。照此分区秦东地区可纳入关中区范围。[5]王杰夫先生曾在《渭南历史通览?第七卷》中简明扼要的指出秦东地区“历代婚俗，虽有衍化，但基本上都是以“六礼”为纲，大同小异。”[6]39长期以来，东府的婚娶习俗虽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是遵循着“六礼告成”的大框架。并且总体上有两个特点，一是缔约时双方不用庚贴，主要依赖媒妁之言；二是在婚礼上新娘以白布裹头，尚白。在雍正《陕西通志》（卷45）有“妇人虽浓妆，亦必以白布饰其首”的记载；在民国《华阴县续志》中载“男女庚甲，久不通之吉柬。近岁有悔婚姻者，构讼于官，邑宰素悉习俗，据媒庭断，而府宪以无庚贴为凭，遽然判离”。可见秦东地区婚俗以“六礼”为纲，非常注重仪式规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婚俗进行了简化，以满足实际生产需要。
文化是拥有很强的继承性的，谈到婚俗，就不得不说一说婚俗中的诸多禁忌，有些禁忌是各地通用的，有些禁忌则在秦东地区所特有的。婚俗禁忌在广大的农村，由于本身的落后与封闭，再者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这些禁忌或整体或部分的被继承下来。众多禁忌中如从血缘关系出发的有同姓不婚、异辈不婚、表亲不婚；生宵禁忌中流传最广的是对于属虎的女性的禁忌，还有生肖属羊的女子，也比较忌讳，究其原因，原来民间有“眼露四白，五夫守宅”说法，而羊眼又被认为恰是“眼露四白”的。在东府民间流传的一则生肖婚配禁忌的谚语：“两只羊，活不长；龙虎相斗，必有一伤；两虎相守，必定短寿；两虎不同山，猪猴不到头；白马怕青牛，鸡狗不一家；青龙克白虎，虎鼠不结亲。”[6]351在纳吉禁忌中，定礼要求成双成对，忌单喜双。
此外，在东府地区还有禁九月里定亲，喜好十月成婚；嫁妆中还忌有剪子、镜子、茶壶一类的东西；对于嫁娶的日子呢，还要择吉避凶；完婚时间上呢，要避开无春之年，因无春之年为“寡年”，不吉利。月份选择上呢，忌五月、七月、九月；在具休日子的选择上呢，忌单日，多取双日等。
当然在迎娶时辰、婚服选择、送亲、上轿、迎娶途中、下轿、进门、拜天地、婚宴、闹洞房等，都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禁忌，反映了人们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以及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希望。王杰山先生在《渭南历史通览?第七卷》中关于这些禁忌有相当完整而精彩的描述，在此不多言。
以上所讲到的种种婚俗及禁忌，大多在建国以前，那时候处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父权社会大环境下，妇女地位低下，在婚姻中受到种种限制，只能处于屈从的地位。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婚姻法的实施，开始提倡自由恋爱，妇女地位不断提高，传统的婚俗逐渐被打破，开始追求简约，个性。时至今日，传统婚俗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若陷若现。这些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是陈规陋习的仪式与禁忌后，承载着我们的对天地的敬畏，对幸福的追求，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揭开那些表面习俗礼仪下隐藏着的各种民间信仰的根源秘密，让人们认识深层文化的本来面目，是我们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自从2006年实行新农村建设以来，已经历时7个年头，农村在交通、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生活的改变必然对传统婚俗产生极大的冲击，我们有必要对新农村建设这一政策作一解读。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历史上的新农村建设
杨学成先生曾撰文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是一个新词汇，它的开始时间为上世纪五十年代。[4]但那个时代的新农村建设和现在我们所讲的新农村建设在内容、目标、方式上是不相同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它就是农村工作中的一个常用语。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然而与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比，农村依然落后，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回顾这三个阶段的新农村建设不难发现其共性，其一都是单纯的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去进行农村建设，国家投入少；其二由于受当时户籍管理体制的影响，当时的农村建设主要是封闭在农村内部，城乡互动不足。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本原因是由我国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优先发展工业，人财物向城市倾斜。在这种情况，广大农村地区也只无奈的在封闭的环境中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新农村建设。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完成，我国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到2005年我国的GDP达到15万亿元（折合人均GDP1400美元），国家财政总收人将达到3万亿元。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已进人新的阶段，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客观基础已经或正在形成，国家将有能力在财力、物力等硬件方面对新农村建设予以支持，从外部推动新农村建设。再加上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我国广大农民已经在技术水平、思想观念、文化素质、经营能力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新农村建设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4]
（二）新时期“新农村”建设
在理论界，“新农村”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时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林参考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新村运动”，提出将经济投入重点转移到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村领域中来，以解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作为政协常委，林毅夫的观点通过“两会”提案后，在学界和政界中迅速发酵，相继被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所吸纳。2005年10月党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提出，要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在2010年的一号文件中，中央提出同步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双轮驱动”新政。新时期新农村建设主要是要解决不愿到城里去生活、工作的农民的生活问题。李成贵先生曾作过一个假设“假设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降到45%，仍会有6亿多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约4.5亿人生活在农村，要让如此之众的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绝非易事。”[2]我国农村在空间上发展水平差异是很大的，农村的落后面貌单纯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需要国家的投入，国家的发展需要第一产业的支持，从国家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对第一产业的重视。再者就是对过度城市化的纠偏。“十五”期间，由于全国各地盲目扩张城市，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人口的城镇化，这导致大量失地农民涌现、农村更为凋敝。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因此2005年以后，中央将“新农村建设”摆在了更为重要的政策地位。
四、新农村建设对秦东婚俗的影响
新农村建设使得农村原本的婚俗发生着这样那样的改变，究其原因，是交通、教育、收入增加等因素共同影响下所导致，在下文中，笔者将细细列举这些变化。
（一）婚龄的变化
新农村建设对婚俗的直接影响就是婚龄的变大。原先“女儿十五、六，娘家打发走。”在近代关中地区这种情况是很普及，尽管《婚姻法》中明文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但是农村普便存在早婚早育的现象。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在逐步减少，一方面是由于婚姻法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受到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的影响。陕西省在农村实行义务教育和“两免一补”政策，受益学生达到580万人。到2007年，利用1.27亿元专项资金为家庭经济困难的158.1万名学生免费提供了教科书。使得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绝大部分都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相当一部分可以进入普通高中或者职业高中就读，甚至上大学，知识的增加使他们对待姻的态度也发生着改变，农村人早婚早育的思想在这些人身上已不见踪影。在华县的调研中，发现出生在1965到1970的人结婚年龄80%都在20岁以内，其中有少数人更是刚初中毕业就结婚。而出生在1985到1990年的人结婚年龄有了明显提高，68%的人能达到法定的结婚年龄。在调研中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结婚年龄绝大多数高于法定结婚年龄；受教育程度越低，其结婚年龄就明显低于法定结婚年龄。随着义务教育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婚龄总体上朝着略高于法定结婚年龄的方向发展。
（二）结婚对象的范围的扩大
原先，媒人介绍的结婚对象多在同村，同镇，同县，少数是邻县，外省的。这与农村的封闭是分不开的，结婚对象基本上来自于自己的活动范围以内。而现在情况大有不同，随着教育的普及，很多新生代的农村人口已经进城上学工作；而国家农村土地结构的调整也使得农村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去经济发达的城市谋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农村小伙子娶了个的外地媳妇，或者当地的姑娘远嫁他乡，都已经不稀奇。出现这咱情况与我国的户籍制度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在开革开放前，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再加上经济的不发达，人口流动较小，可选择的结婚对象范围也就小；改革开放后，逐步放开户籍的限制，特别是2000年以后，由于城市化的增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农村人口开始加速向城市转移。在华县的调研中，出生在1965到1970的人，结婚对象有79%是来自同一个样的县的，邻县的占到21%，外省的没有。而出生在1985到1990年的人，结婚对象中来自同一个县的下降到55%，邻县的占到25%，外省的占到20%。以后随着农村发展，婚姻对象的范围会越来越广。 （三）婚庆方式的简化
尽管在新农村的乡风文明建设中明确提倡节俭办红白喜事。但是秦东地区农村结婚还是讲究隆重，以免在乡里乡亲面前没脸面。少数家境殷实的，请的是专门的婚庆公司，订制的酒席，和城里人的婚庆方式已经没多大的区别。绝大数人还是会选择传统的方式，在自己家里庆祝，请村子里德高望重者担任司仪，找个乐班子，吹吹打打，图个热闹。请个厨师就在自家院子设席棚待客。一旦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都会拿出自家的来共用。人手不够都过来主动帮忙。在一些村子中，一旦谁家结婚，那就是全村的喜事，全村都不用做饭了，一起去吃席。吃席一般分两棚，头棚即先入席的是远来的客，因为路远要先吃先走，二棚基本上就是庄客即本村庄的人了。一些怕麻烦的就近到镇上订席来宴请宾课。当然去的人不能多，每家只会派个代表去，不能全家出动，除非是一些近亲。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这一方式渐渐成为主流。
（四）对待媒人的态度
由于秦东婚俗自古依赖媒妁之言，对媒人很是尊重。即使是自由恋爱，也有谢媒这一说。婚宴当天不仅夫妻双方以及各自家长都要向媒人敬酒，以感谢其促成一桩好姻缘，同时也要给媒人一定数量的钱币以及烟酒，以示感谢。在农村由于没有专门的婚介机构，媒人一职就显得特别重要，是一种很受人尊重的职业，一般是由当地人缘好且能说会道的人担任。由于近些年来，进城务工的人数增多，大多数人都会通过相亲这种省时省力的方式解决个人的终身大事。每到节假日，特别是春节前后，在一些集会上总有许多的单身男女相聚在一起，而媒人游走其间，为其牵线搭桥，尽月老之事。
（五）彩礼变化
在秦东地区结婚彩礼一向必不可少。彩礼是由六礼中的第四礼“纳成”演化而来的，即男家纳吉往女家送聘礼，至于聘礼的多少，取决与女方的贫富与身份。《礼记?士昏礼》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7]这也是婚姻仪式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彩礼的交付意味着一桩婚事就此定下来，剩下的就是选定日子举办婚宴。至于彩礼的数目多少，由女方约请对方的长者参考各地的标准，确定具体数额，然后赶在婚宴前选定日子，多以现金的方式当面交清。由于农村人口收入的增加，彩礼数基本上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考虑到物价和收入因素，基本上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五、结语
新农村建设将彻底改变农村的现有状况，对农村的影响将逐步在各个方面显现出来，以上所谈到的只是其中在婚俗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部分。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会有更多新的变化显现出来。尽管在建设过程中会伴随着种种的困难，但总体上是向着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要求前进着。新农村建设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农村的发展正在迎来一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