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源稀缺和竞争的环境下，制度变迁是成千上万组织选择、竞争、合作所达成的“均衡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之所以发生制度变迁，其原因有三，即对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理论的创新、各种团体（政府、组织）或个人的泛利性以及文化因素。就苏南而言，其农业制度变迁的动因可具体表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市场化理论创新与改革的自我强化
计划体制的隐含前提是领导人能够指导私人产业，使之适合于社会利益。然而，事实上，要完成这项任务，恐非人间智慧所能胜任。传统计划机制最突出的弊病之一是“生产性动力不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导致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避租”和“租的消散”。另一方面，导致人们为获取经济利益首先获取这些位置的努力。这两方面的结合，使人们不去努力生产，而在社会财富分配上挖空心思。解决这些问题必然倚仗于市场机制，市场制度恰好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其费用越来越低廉的度量和界定人们利益的手段，因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激励效果，使生产性努力不断增长。
然而，社会主义经典理论是排斥市场而崇尚计划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及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特别是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探索，最终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至此，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可以归结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用市场机制置换计划机制，从而达到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的目的。显然，这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推倒重来”的做法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具备渐进性改革的显著特征。
诺思指出，与技术变迁类似，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所以，“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线，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后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走下去，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1]中国市场化改革可以称为是一种“合辙”，其发展轨迹建立以后，报酬不断增加，制度变迁不仅得到了支持与巩固，而且在此基础上，各种因素如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仿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性条件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实验，允许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去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形成长期经济增长。这条轨迹的主要特点是：（1）增加了资本流动性；（2）减少了信息成本；（3）分散风险；（4）有一个稳定的政府致力于规范的市场秩序和法律制度的建设。
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是观念创新、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的统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正是这种创新的统一，才推动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所有制结构日趋多元化，市场体系基本形成，成为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1979年至今，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是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三倍，财政收入更是以年均13%的高速递增。
二、创新利益集团的产权改革行动
70年代末的改革，是一个主要行动集团――农民集团和次要行动集团――支持包产到户的务实派的共同行动。所谓行动集团，是指推动制度创新的利益集团。而这种集体行动，实际上是个人为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而选择的一种手段。[2]
在包产到户变成合法制度以前，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保守的国家代理人与改革型的国家代理人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都展开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斗争。但实际上，农民的制度创新并没有危及到其它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相反却使其它利益集团受益。从根本上说，实行家庭承包制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因而这种制度创新才得以实现。诺斯对所有权的实证分析解释了这种改革的过程：占有不同资源要素的群体和集团，随着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有不同的产权形式；产权的创新是国家和集团双方互动的过程，一个集团的新的产权形式当有利于国家统治力量时，这种产权制度就能得到国家的保护。[3]
当产权由国家的直接管制转化为社会时，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收益的极大增长，这种增长还不是产权创新之后的新增收入，而是原有产权制度本身被压制的收入，我们将之称为“产权制度剩余”。制度创新之后的即期收入，并不是新增收入，而是“制度剩余”收入。创新集团对国家管制产权的购买，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国家得到管制产权得不到的收入，创新集团获得了制度剩余，资源也获得更有效的利用，整个社会的资源效率有效增长。所以，在制度创新的最初阶段，总能使经济呈现出极为高速的增长。
从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来看，其产生的根源实际上也是农村社区组织和农民个人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是面对农村的实际情况而必然选择的发展途径。乡镇企业存在并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乡镇的农民和社区精英获取了原来由国家所控制的生产资源。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物质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农民与国有资源的界区是十分清楚的，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明确的界区就变得模糊起来。从区域经济看，苏南农村工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资源指向型”和“交通运输指向型”特征，即苏南工业化起步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农业资源和交通运输条件。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充分利用了土地和农村人力资源，而在人民公社期间，这些资源的利用率是极其低下的。
三、制度变迁中的地方政府引导和推动
从政府的层面讲，政府对财产权、企业和市场的基本态度，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制度类型和总体效率状况。在理论和政策层面，政府究竟发挥何种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都是经久不衰、极具争议的课题。 从微观上看，集体耕作制下的社区利益及其制约机制在1978年以后受到了巨大冲击，但行政机制的主导作用地位并未动摇，其控制重点逐步转移到了不可承包分解的非农产业上来。1978年以后，随着地方政府权力与实力的迅速扩张，以行政机构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以乡镇社区为实体的乡镇经济，政府推动型经济就此形成。这种经济形态具有相当的广泛性，最典型的就是“苏南模式”。所谓政府推动型经济，是一种既非市场化，亦非政权化的特殊经济形式，它是从传统的高度策权的行政管理型经济中分裂转化而来的，并与某些特殊的历史、自然条件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4]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资源动员的行政性质、资源配置的市场导向以及社区特色。这一阶段，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政府、市场、社区三者共同作用的体制结构。
从宏观角度来看，进入80年代，分权化改革使地方政府的经济权力得到了稳固的扩张。从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营承包制、1984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及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将财政分权规范化，实际上都是各级政府逐利的制度路径。外部条件上，分权化改革与计划控制的放松产生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从内部因素看，地方利益的刺激与经济责任、财政负担的压力促进地方政府地位、功能的转化。在此背景下，地方积极性成为推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力量，也是各种改革的潜在动力。地方创新之所以优于中央的统一命令，首先是因为地方政府具有中央政府所不具备的信息优势，在意识形态尚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这种信息优势的价值就更加显著；第二个原因来自于地方政府所面对的挑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其需承担的经济社会建设职能的广泛性。
目前，诱致性制度变迁已经进入了一个枯竭的境地，社会内生的制度变迁动能愈越弱化，农村经济三十多年的制度变迁，单独为一项或几项制度安排的改革策略已经走到尽头，因此，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于未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越发重要。从苏南地区的经验看，政府调节强调资源的区域性调配调优而非过度介入，主要通过推动渐进式产权改革、提供公共产品、依据公平正义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总之，在转型时期，制度的建立不可能通过市场力量来自发完成，需要政府的介入和精心指导，苏南模式的萌芽与发展无不昭示着这一重要结论。
四、苏南地域文化的自我突破
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制度同其它物品一样，其替代、转换、交易也都存在诸多技术的和社会的限制条件。在速水-拉坦的诱致性变革模型中，文化禀赋（社会和文化变量）既影响其他三个要素--资源禀赋、技术和制度，同时又受这三个要素的影响。文化禀赋被认为“既制约着一个国家进行制度和技术变革，又引导着这种变革”，这样，当必须在增长与平等或人类的堕落之间进行抉择时，价值观必然影响社会的选择。[5]
很多深有影响的人类学家特别强调信仰和价值观念在影响人们对经济机会做出反应时的作用，即把一些行为的原因归咎于内部文化现象。正如韦伯“与欧洲基督教紧密联系的个人价值观念，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原因”的著名论断一样，哈根指出，“经济理论对解释经济增长功效甚微，而对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学因素进行考虑，却能切中要害。”汪丁丁据此认为，“科学与技术知识的积累，是存量，是使技术创新得以涌流的源泉之一，文化及其生长则是制度创新之水的源头。”[6]中国文化，影响中国人行为的知识、价值和其他行为因素，通过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了几千年。这个巨大而深厚的存量，使过去几十年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变革相形之下如此渺小。它是实实在在的边际性的变革。
首先，是积淀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层次，由此衍生的“家”的概念，追求收入平等和社会安定的意识，对谋利的商业行为的反感，以及对失业和物价上涨的不满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其次，是明清以来生成的外来文化。自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西学东渐”便势不可挡了。[7]西学东渐对中国科学启蒙的意义非常重大：西方科学的大量输入使此后的学者对经世致用之学普遍发生了兴趣，以至蔚然成风；“科学方法”得以确立，工具理性价值地位得到大大提升，科学不再仅仅表现为德性之知的附庸；最为重要的是，它在当时鼓吹主观冥想的思想界中引入了客观的科学精神。再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商业文明首先在沿海通商口岸发展起来，这种文化渐渐瓦解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宗法统治体系，经济效率的法则开始渗入社会肌体。于是，在苏南这样的地方，分工采取了更加接近效率原则的方式，当然它也必须考虑传统“家”的概念，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改造了外来的商业文明。
苏南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地域文化的底蕴是功不可没的，这种文化力至今仍在辐射出穿透力和影响力。苏南文化渊源深远，从长三角地域文化衍生和发展的轨迹来看，早在商朝末年泰伯奔吴时带来的中原文明和土著文明相结合而生成的“吴文化”，其本质就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结晶，这种文化的融合性与开放性是与生俱来的。水作精神山为骨，开放的地理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心态，注定了这一方文化具有先天的自觉的开放性；由于这里商品经济萌芽萌发得较早，因而市场经济的意识能够得到较快的传播与接收；又由于吴地人文氛围较为优越，民智启迪较早，民间风气较为开化，等等。这种历史的积淀，使其在现代化实践中具有敢于开拓的竞争意识与涵茹包容的开放心态，决定了它必定具有自我突破的意识和行为。可以说，从南宋时期工商意识的增强、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到近代工商业的诞生，近千年来长三角人民超越自我的突破意识一直十分鲜明，成为这一区域文化的一大特征。
在这块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苏南地区，如果说不缺乏什么资源的话，那就是文化资源。[8]市场经济大潮的撞击与洗刷，激活了因吴文化的深厚积淀而蕴藏在苏南人身上的那种勇于开拓、敢于创新、长于吸收、善于吐纳的文化因子，使其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上发生着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种表层的缓慢变迁折射出其思维方式、文化心态与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嬗变。于是，享誉中外的“苏南模式”，闻名遐迩的“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等等，在这块丰厚的文化沃土上不断涌现，并将继续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