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和亚当.斯密的著作。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再到韦伯都认为社会资源的分配不是自然的，而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亚当.斯密认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是物质利益。而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是政治经济学，它是将传播活动作为经济活动来进行研究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北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相关的重要的资深人物有斯迈斯和席勒，斯迈斯重新界定了商业媒体的研究，挑战了主流视野中存在的媒体与受众的重要关系的认识。斯迈斯强调：“产品的价值是被创造出来的，因此，事实上的受众是被出卖给广告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有两个主要领域：首先，他提出媒体系统士怎样“以一种批评的方式”相互作用并影响社会中所有力量的配置的。新闻业对媒体系统是特别重要的，需要他来提供一些服务去满足自由和自治的人们的传播需求。其次，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使媒体和新闻业需要健康的民主和强大的民意政治保证其作为进步的机构生存下来并发挥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领域也是它的专有领域：市场、结构、广告支持、劳动力关系、利润驱动、技术和政府政策是如何塑造媒体企业、新闻实践、职业社会学和新闻娱乐的本质及内容的进化演变的。
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仍然在同样的主题上交织在一起。两者都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模式中工作，都察觉到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表述之间的一种存在着强或弱的关联，都把媒体描绘为服务于统治者而不是全社会利益。在很多方面，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论争比主流传播学与批判传播学的分裂更加残酷。因为这两个阵营都想成为批判工作和民主政治的先锋队。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是伯明翰学派及批判主义的集大成者，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理查德.霍家特开创了这一中心，尽管文化研究中心一开始在理查德.霍家特的指导下开始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文化研究坚决主张文化符号和文本多义，强调了大众文化的重要地位，认为应该被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因为战后的英国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转变非常明显，再加上科技的发展，使得电影、广播、电视越来越普及；到了二战后的大众传播时代，文化的主体就变成了以电影、广播、电视等大众文化为主，所以传统文化研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文化研究所处的语境是一个由工业资本主义和日益商业化的文化生产、分配及消费体系所构成的阶级结构。
在文化研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主要有两次发展，第一次是，意识形态问题由对于文本分析技术的发展被极大的精细化了，即文本符号表征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次，统治与被统治的概念从仅仅针对阶级扩大到了包括种族和性别。到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受英国左派运动的影响，批判文化精英主义排斥工人阶级文化思想，这种批判立场与阿尔都塞结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为继续马克思主义基本体系中文化独立于经济基础的研究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为文化作为独立、自主领域的需求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一开始，阿尔都塞是强调文化独立于经济基础，后来，他强调的文化必须与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分歧
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取向上存在的差别比较明显，方法论上存在分歧。两者的差异表现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基本坚持了现代主义传统的价值观和真理观，而文化研究则受到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文化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性别、民族，而政治经济学则主要研究阶级，但是进入到90年代之后，尤其是第四次科学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到来之后，人们惊讶的发现阶级这个概念变得非常模糊，中国社会不叫阶级而叫阶层。且阶级在西方国家也越发不明显了，由于这些变化所产生的政治问题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可以明显显现出来，需要来研究。
加纳姆批判文化研究是用于文化研究而不是政治经济，认为，第一，文化研究忽视了文化生产的机构，它赞美流行文化，放弃任何反对角色；第二，因为文化研究忽视了经济因素，所以它不可能理解在当今世界真实的权利、主导、压迫的结构。文化研究没有拒绝政治经济学本身，它拒绝的只是政治经济学家实行政治经济的方式。加纳姆指责文化研究把太多精力放在消费、娱乐和日常活动中，而没有对生产、劳动和制度进行太多的关注。尽管加纳姆否认政治经济学是简化论或者是简单的反映论，但是他的观点使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太简化。文化研究中没有人会否认经济关系和实践以决定性的方式形成了文化实践的领域。不过认为这只是在总体领域上。
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文化研究的批判集中在文化研究更侧重于文化消费而不是文化生产上，通过把注意力集中于消费和接受，集中于解释的阶段，夸大了消费和日常生活的自由。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成分，与物质产品的非文化模式有关，文化产品在物质产品层面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解释，“控制精神产品的手段”文化作为物质产品的一部分，附属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的接合。资本对文化产品的控制在某种层面上说，是文化商品的生产和转换成为文化关系的主导形式。任何统治阶级都会将物质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建立一个政治秩序上。社会和政治秩序是一个必要的物质产品，正是这个社会和政治秩序维持了资本主义市场，虽然这个资本主义市场当初是因为社会和政治斗争才产生的。文化研究排斥的是其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及经济在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位置的描述。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和解
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虽然在社会观和方法论上存在分歧，对批判传统的理解和媒介生产和社会消费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由此产生了多次争论，但二者也存在相融合的地方，两者都坚持左翼立场，都想维护社会公正、公平，两者从一开始的相互融合到激烈的对抗再到和解，都意识到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借鉴的可能性，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里，只有把注意力集中于文化实践的物质和符合资源如何以结构性的决定性方式、通过商品化了的文化生产、分配和消费制度及过程，才能理解一个人是如何能够学习文化实践及其政治效用，要重视人的主体性，不能片面的强调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而文化研究学者也要意识到文化研究活动不仅是精神层面的实践活动，也是一种物质经济的实践活动，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约，因此文化研究对于文本和社会关系的研究要放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去研究，要重视政治经济的作用。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要在相互包容、相互借鉴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毕竟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为全人类服务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