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5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5005705
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的历史可追溯到1875年全德工人联合会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合并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更名为社民党，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回顾梳理社民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社民党为了适应社会结构变迁的要求，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纲领政策，实现了三轮较大的转型。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民党实现了由“革命党”到“改良党”的第一轮转型。1959年通过《哥德斯堡纲领》，社民党实现了由“阶级党”到“人民党”的第二轮转型。从1989年的《柏林纲领》开始，社民党实现了由“纲领党”到“选举党”的第三轮转型[1]。每一轮转型后的社民党，通过重构自身的选民基础，都能取得执政地位。社民党的三轮转型提供了政党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实现自身嬗变的成功范例，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①的转型有一定的启发。随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产业工人人数不断萎缩，职员、公务员等中产阶层逐渐占据了社会结构的主流位置[2]。面对社会变迁的事实，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应当如何实现自身的转型，从社民党的转型实践中可以得到几点有益的启示。
一、社会主义政党应具有包容性的意识形态早期的政党是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产生的，这决定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意识形态的对立往往成为政党间的分水岭。但在政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在政治议事日程中新利益的增多，进一步削弱了政党的传统社会支持基础”[3]（P288）。为了在竞争中获得胜利，更为了保持自身的生命力，政党应当超越传统的阶级分野，赢得传统阶级基础之外的更多社会阶层的支持，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党意识形态包容性的不断增强。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实践看，许多政党在对自身的纲领和目标进行调整时，都有明显的向中间靠拢的倾向。对此，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指出：“在现代民主国家中，要想获得大选胜利，就必须成为包容性政党，这几乎成为一条公理。”[4]（P222）
从社民党的转型实践看，其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不断增强。二战以后，德国传统产业工人人数的萎缩，削弱了社民党的传统阶级基础，最终导致大选的失利。在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中，社民党提出由“阶级党”转变为“人民党”，就是对党的意识形态进行重新定位的结果。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中间化，社民党在传统的产业工人选民之外赢得了越来越多中产阶层选民的支持，甚至社民党的“一半支持者来自中产阶级成员，特别是组成新中产阶级的领薪白领雇员和公务员”[3]（P287），这是社民党在此轮转型后多次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尽管社民党突破了传统阶级政治的约束，淡化了政党的意识形态，但“无论是从党的发展战略还是从政治手段来看，社民党仍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中下层社会力量视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并将福利国家的再分配视为对社会民主党的内在要求”[5]。这就说明，政党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并不一定要以政党性质的完全改变为基础。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实现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并不是要完全抹杀自身的意识形态特点，而是要做到“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能够尽可能地反映广大公众的要求”，那些“能够把这两者有机结合的政党，往往体现出更多的现代性”[6]（P234）。这就要求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要具有相对广阔的边界，能够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整合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之内，并不断融入新的时代要求，反映更多选民阶层的利益诉求。只有这样，才能在实现意识形态包容性的基础上，体现出自身的社会主义政党特征。
二、社会主义政党应增强自身组织的开放程度组织是政党存在的物质载体。“一切政党，无论是以和平的竞选的方式取得政权的民主政党，还是以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革命政党，不论是采取公开的活动方式的政党，还是采取秘密、地下的活动方式的政党，都建立了自身的组织体系”[7]（P23）。从政党的组织形式来看，它经历了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例如，美籍德裔政党政治学者基希海默尔提出了“全方位党”的概念，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迁，工业化初期以来的传统社会界限开始淡化，与此相适应，高度分明的社会群体之间的集体认同出现了弱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状况。因此，增加政党组织的开放程度，试图吸引尽可能多的支持者集团，以扩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成为这一时期政党组织形式的重要特征[8]（P249252）。
从社民党转型的实践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它在加强自身组织的开放性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非党员可以参加社民党的基层党组织生活，实施项目党籍制度（以青年人关心的热点问题设立项目党组织，吸引那些不愿意加入社民党的青年参与这些项目，他们可以以项目党员的名义加入社民党，但随时可以退党）等。此外，1995年，为了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社民党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的网页，使人们可以随时从网上了解社民党的政策主张和竞选纲领，还可以在网上登记入党。正是通过不断加强自身组织形式的开放性，“社民党发展了作为现代群众性政党的组织形式。这种群众性党员是政党存在的基础。它不仅提供了大量的为选举活动服务的政党工作者，而且也是政党基金的主要来源”[3]（P270）。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扩大自身组织形式的开放程度，是保持自身活力的一条重要途径。一方面，在客观上为扩大政党组织的开放性创造条件，突破狭隘的传统阶级斗争的界限，使党员构成由相对封闭的、排他性的、只容许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成员加入，转变为面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另一方面，政党的纲领要尽可能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提出让更多阶层成员受益的政策主张。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层次社会群体的需求，不断扩大政党的组织形式。 三、社会主义政党应适时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政党的作用集中表现在如何取得政权或参与政权和维护政权，从而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集团的利益”[7]（P23）。政党要实现这一功能，首先应具备广泛的社会基础，以保证自己能够在阶级斗争或民主选举中获胜。政党在成立之初，往往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这时政党的社会基础虽然不是单一的，但往往依赖于某一特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化的实际情况来看，最主要的变化是在传统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外，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社会结构的这种深刻调整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政党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党应在巩固产业工人阶级这一传统阶级基础的前提下，争取广大中产阶层成员的支持，不断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
从社民党转型的实践来看，其在扩大自身社会基础方面采取了诸多有效措施。一是实现了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如《柏林纲领》就把“基督教教义和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的经验、妇女解放的思想”作为社民党的精神渊源，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在党内有持不同信念和信仰的人共同合作”，“组成广泛的改革联盟”[9]（P223266）。二是提出了代表多个社会阶层利益的纲领政策。社民党逐渐淡化了自己原有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纲领，不再刻意突出“左”与右的阶级界限，而是尽可能地用一些具体的、中间化的选举策略来吸引选民的注意。如1998年社民党的竞选纲领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包括雇员、经理和企业主、中产阶级、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信息工作者、医生和工程师、技师和科学家、工会会员在内的共同体[10]。这样一来，最广大的社会中下层成员都被纳入了社民党的社会基础范围之内。在2007年最新通过的《汉堡纲领》中，社民党提出要把“工会、和平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公民权利运动、一个世界运动和全球化批评运动以及网络中的民主参与联系起来”[11]。社民党扩大社会基础的这些举措，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党员的社会构成更加多样化，除了传统的产业工人之外，越来越多的职员、公务员等社会阶层成员成为社民党的党员，其党员数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容纳和团结各种政治力量，是扩大自身社会基础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政党大多是在资本主义早期成立的，其首要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自身乃至全人类的解放。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产业工人阶级的人数也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所以这时社会主义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往往局限于产业工人阶级的范畴。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产业工人人数不断减少，职员、公务员等新社会阶层的人数不断增长，并使“知识分子、其他社会阶层和集团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得到加强”[12]（P12）。对此，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活动家阿?盖拉指出：“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推动历史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新兴的工人阶级。然而，在今天，当深入的劳动自动化过程已经实现，手工业劳动工人数量大大减少的时候，就应当坦率地问问自己，社会主义能够依赖的社会大多数将由什么人构成，以便用和平的、民主的方法发展自己未来的方案？”[12]（P52）这就说明，“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固守已往的阶级基础，它必然要寻求新的社会力量。”[13]但是，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员、公务员等社会阶层成员的特点来看，他们“并不乐于接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14]（P325）。这些新的社会力量“也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平衡论’。……新中产阶级随时准备出卖自己；谁要是足够体面、足够强大，谁就可能占有它。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肯认真出个价钱”[14]（P395）。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只有把这些不同于传统产业工人的社会成员动员起来，才能不断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使之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兴力量，以保持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力。
四、社会主义政党应不断丰富自身历史任务的时代内涵政党作为阶级组织，一般来说都有着明确的目标任务，在政党斗争或竞争中获胜进而掌握国家政权是其核心政治任务。但政党历史任务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回顾政党产生发展的历史，那些不能更新历史任务的政党往往会失去人们的支持而没落甚至消亡。相反，那些根据时代变化能够不断优化和完善自身目标任务的政党，则能保持旺盛的活力而不断发展壮大。在影响政党历史任务的因素中，社会结构变迁是一个重要方面。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社会分层的多元化，中产阶层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由于其所处的介于传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地位，决定了他们往往不再坚持传统的非彼即此、非敌则友的政党阶级分野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政党要想巩固自身的阶级基础和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就要高度融合多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不断丰富自身历史任务的时代内涵。
在社民党一百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能够根据时代要求和选民需求，适时更新自己的历史任务，从而能够站在时代前列，多次赢得执政地位。社民党在成立之初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出现的，在那个革命的时代，它深受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影响，其历史任务必然带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色彩。如1891年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明确指出，要通过“政治斗争”，掌握政治权力，然后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15]（P275）。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德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针对这种变化，伯恩施坦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社民党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参加议会选举，以取得合法的执法地位。二战之后，由于中产阶级的兴起，社民党由于仅仅依靠产业工人以致多次在大选中落败。在通过《哥德斯堡纲领》之后，社民党逐步放弃了整体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而把争取中产阶级的选票、迈过30%的选票大关、重新赢得执政地位作为主要历史任务，实现了由“阶级党”到“人民党”的转型，并多次成为主要执政党，成为德国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只有赋予自身历史任务以新的时代内涵，才能使社会主义运动对职员、公务员等社会阶层成员有足够的吸引力。“政党是在那个物质供不应求，人们的主要关心都集中在物质分配的年代中形成自己的明确身份的。那个时代的政党，被认为是取由阶级冲突的视角所推出的立场，就像劳工或修正的马克思主义那样”[16]（P42）。在资本主义早期产业工人生活困苦的时代，社会主义政党轻易地就可以把具备革命性的广大产业工人阶级动员起来，加入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运动之中。这种动员革命的历史使命在当代资本主义却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社会主义运动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目标，对于仅想以社会改良的方式改革社会弊病、维护社会公正的职员、公务员等社会阶层来说，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因为“在二战后繁荣时期长大的一代，主要关心的却是这些理论的后代、英格尔哈特所称的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它来自于超越生活方式的关心之事（有关实例包括在生态、公民自由、女权运动或伦理上的问题）”[16]（P42）。秉承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新社会阶层，主要包括职员、公务员阶层和一部分新兴小企业主等，尽管他们的“经济状况就许多特征来说是与工人相同的，但是他们的自我意识却不一样”[17]（P81），他们更多的是关心能否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男女平等社会问题。这必然会给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新的变化，在客观上要求社会主义政党不断丰富自身历史任务的时代内涵。因此，社会主义政党要把传统产业工人阶级所关心的经济增长、工资福利等物质主义目标作为其历史任务之一，也要把新社会阶层要求的和平、公平、生态等后物质主义诉求纳入自身历史任务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职员、公务员等新社会阶层“看到社会主义将把他们从现在阻碍他们前进的令人愤怒的挫折中解放出来，他们才会被争取过来而成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18]（P118）。因此，适时更新纲领目标，及时更新动员组织形式，有效地把职员、公务员等社会阶层成员动员组织起来，使之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力军，是摆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政党面前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