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清廷没落，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游历布道便是条约中的一部分。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后，为了用基督教化百姓，减少教民冲突和传教布道的阻力，广泛地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风俗人情，十分重视对中国人道德性格的考察，并把收集材料汇编成册，寄回国内出版发行，以增加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
本文依据的《中国人的气质》这一文本，便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明恩溥根据自己的多年观察，对中国人道德观念的一次素描，体现了西方来华传教士评介中国人的典型视角，具有研究意义。
一.明恩溥与《中国人的气质》
1.关于明恩溥
阿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到中国，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史密斯对中国文化有一些了解，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和汉学家之一。正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在华多年的史密斯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 出版过很多有关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著作，《中国人的气质》就是代表。
2.《中国人的气质》始末
国门大开后，近代来华传教士为传教的需要纷纷开始著书立说，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截止到1890年，在华传教士创办的报刊数量达七十六家之多。[1]传教士以这些报刊为媒介，大量刊登一些反映他们传教经历的著作，其中不少著作成为了外国人了解中国社会的窗口。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读过日文版的《支那人气质》，非常推崇。鲁迅在《“立此存照”（三）》中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2]
然而，大陆文化界注意到《Chinese Characteristics》这本书却经过了漫长的历程。直到90年代，《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翻译才有实质性进展。吴湘川、王清淮，张梦阳、王丽娟先后开展翻译工作，笔者依据的文本是由刘云飞父女合译版本。
二.史密斯对中国人的道德考察
纵观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历程，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人的评介经历了由褒到贬，由片面到比较全面、客观的变化过程。《中国人气质》概括了中国人的26种国民气质：面子情结、节俭持家、勤劳刻苦等。这些词语，不少是关于中国人道德褒贬的评述，那么，在史密斯眼里，中国人道德的优和劣各表现在哪里呢？笔者通过仔细阅读文本，试图做出归纳总结。
1.褒扬的道德表现
第一，勤俭。
勤俭，即勤劳、节俭。在史密斯眼里，“节俭”，意味着持家有道，尤其是如何平衡收支。“节俭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是控制需求，二是杜绝浪费，再就是尽量的花小钱办大事。无论就这三种方式的哪一种而言，中国人都是非常节俭的。”[3]但史密斯对中国人节俭品格的赞扬又是有保留的，他在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中国人节俭的后果，让西方人难以接受。
而勤劳，又被史密斯定义为“对任何工作都持之以恒的勤勉――即对事情毫不动摇的关注”。[4]并且，他认为中国人不论任何阶层，都在劳动的长度、广度和强度上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勤劳。
第二，孝顺。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孝顺，也是史密斯关注的重点之一。史密斯认为“孝顺的概念主要就是对父母意愿的顺从，就是去满足父母的各种需求和愿望。”[5]他引用各种资料，试图从历史和事实的维度，阐释了中国人以“传宗接代、恪守孝道”为核心的孝道。但他也认为，中国人以祖先膜拜为特征的孝道不仅不针对上帝，而且无法通过任何方式让人意识到上帝的存在，有待商榷。
第三，忍耐。
忍耐、坚韧，作为人性格中的优点之一，在史密斯看来，是和中国人另外某些特点密不可分，比如“神经麻木”和“漠视时间”，尤其是“勤劳”。“中华民族的忍耐和坚韧通过勤劳获得了最为显著、最为有力的表现。”[6]行文到此，笔者发现，史密斯在批判中国人近乎迟钝的忍耐力的同时，也预言了一个具有这一品格的民族将拥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2.批判的道德表现
总的来说，文本对中国人的道德表现肯定少，批评多，在上文所摘引的几个肯定方面外，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有漠视时间、漠视准确、盲目排外、同情心缺失等缺点，笔者认为这些批评有些言过其实，整体来看，其批评中肯之处有三方面。
第一，公共意识缺失。
史密斯认为“人人为自己，上帝也为他自己”[7]这句由“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改编成的版本“包含了普通中国人对权力之态度的精髓”。这种道德失范可以从中国的道路状况年久失修，侵占街道，贪占公家便宜、普通市民不问国事等方面予以证明。最后他还提出，中国人在具有公共精神领袖的带领下，也能够分离做出最富有英雄气概的壮举来，这些方面还是切中肯??的。
第二，相互猜疑。
猜疑，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和性格方面的表现，这里笔者将其纳入道德的维度进行考量，主要是因为在史密斯笔下，中国人的相互猜疑心理具有外显的特征，并且已引起了严重了后果，需要从道德层面上定义这种心理。
史密斯认为，中国人的猜疑心理表现在政治、商业、文化、生活等方面。“在中国长期盛行的猜疑之风，引起一个陌生人关注的第一个表现，便是这个帝国无处不在的环城而建的高墙。” 第三，缺乏诚信。
诚信，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品质，在史密斯深入中国的那个时代却是缺乏的。“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真正的诚信如此背离，这使得他们的敌人可以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8]史密斯认为，中国人喜欢撒谎，喜欢隐瞒真相，不遵守约定，甚至教导小孩不要做诚信的人等等。似乎，中国人天生就不具备诚信的美德。
三.他者考察的背后原因探究
鲁迅曾言：“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费正清也说：“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的映象的幻灭，是由一本读者甚多的著作来加以完成的，即明思溥牧师所著《 中国人的素质》。”作为一部以展示中国人道德性格的代表性著作，虽然有一些实事求是的论述，总体上还是有失偏颇的，笔者认为，史密斯的这种有所倾向的写作方式是有具体原因的。
一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史密斯虽然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年，对中国人民怀有好感。但他作为美国公理会派遣的传教士，文化根基还是美国的。他观察的视角还是西方的，在中国人面前总有一种文化优越感。特别是将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作比较，使得他在面对中国的人和事时难免会有一种文化的偏见和误解。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义德的经典命题“东方主义”也能对传教士的这一写作心态作完美的诠释。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方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9]这个命题说明了这种文化书写的潜在心理。
二是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史密斯所观察到的中国，处在一个最为贫弱的时代，战争连绵不休，政府昏庸无道，自然灾害连年。这就决定了他接触到的中国人，是同时代生活最为贫困和屈辱的一代人。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不自信，在面对外国人时总会有一种排外和抗拒心理。而史密斯作为一个文化征服者，他所依据的观察视野和解读方式必然不会是客观的。
法国形象学家亨利?巴柔的旁白就更会凸显传教士这种文化解读方式的原因：“在个人（一个作者）、集体（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意见、文学）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而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在演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10]
换言之，《中国人的气质》这种以传教士为观察主体的西人研究中国的文章，是以西方标准即自我为原点坐标，预设了其评判标准和框架，定位中国人这个他者的各种道德表现。通过对中国人道德这个“他者”的接触、适应和修正，来突出西方基督教文化即“自我”的优越性。
三是文化隔膜和认识方法问题。史密斯虽然有一定的汉文化基础，但中国文化根基深厚，他所了解的只是皮毛，即使他对中国人的道德观察具有逻辑周密性，但也掩盖不了他对中国人际交往和文化积淀的无知。再者，他以偏概全，以点带面，把一个地区，几个中国人的道德缺失作为是整个中国人的道德考察结果。
四.结语
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人并不是本真的中国人。“当人们观察其他群体的时候，他们的观察方法往往深深根植于他们本有的文化之中，这一点是普遍的，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11]因此，他们在评判别人的时候就会“烙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偏见和他们的经历”，这是他们传教策略的需要。
尽管《中国人的气质》由于他者观察的立场，决定其观察世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一个时代评判中国人道德性格的典型著作，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既是西方人了解中国人道德性格的一个窗口，也是中国人道德自省的一面镜子。所以，在百年之后的今天，除了对该著作的适当纠偏外，它仍然是我们观照自我，找回民族自信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