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是反映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变量，而社会支持作为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一大因素备受研究者关注。已有研究大多将社会支持作为一个整体讨论其水平高低（唐丹，2006），或者将社会支持分为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吴捷，2008），或者就某一社会支持源进行研究（王大华，2004），而较少对不同社会支持源的效应进行比较和分析。本研究针对这一问题，将老年人获得的社会支持分为四个部分：子女、配偶、亲戚和朋友支持，继而分别探讨不同来源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取55岁以上的69名城乡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其中男34人，女35人；平均年龄64.62岁（55～86岁），55～65岁（低龄组）39例，65岁以上（高龄组）30例。
1.2研究工具
1.2.1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根据研究需要，使用原量表中测量家庭来源社会支持的题目分别测量子女和配偶支持，去掉领导和同事两个来源，保留亲戚和朋友两个来源，总计4个社会支持来源。
1.2.2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
该量表含24个项目，四个维度：正性情感（PA）、负性情感（NA）、正性体验（PE）、负性体验（NE）。总幸福度=PA-NA+PE-NE。量表得分越高表示幸福感越强烈。
1.3施测程序
所有被试均采用个别施测，由有心理测量经验的人员担任主试。
1.4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老年人主观幸福的一般状况
年龄组和城乡因素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高龄老年人的幸福感存在城乡差异，城市高龄老人的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高龄老人，t（28）=-2.843，p<0.01；低龄老人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t（37）=0.440，p>0.05。
2.2不同来源社会支持与老年人幸福感相关分析
对主观幸福感和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1）：幸福感与子女、朋友支持呈显著正相关，与配偶、亲戚支持无显著相关；其中，低龄组老年人的幸福感与各个来源的社会支持均无显著相关，高龄组老年人的幸福感与各来源的社会支持均呈显著正相关。
2.3幸福感对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
在上述相关分析的基础上，以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作为预测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作为结果变量，采用Stepwise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见表2），在总体上，只有子女的支持能够显著预测老年人的幸福感，可以解释幸福感43.7%的变异。采用同样方法，分别对高龄组和低龄组进行上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子女支持和亲戚支持均能够显著预测高龄组主观幸福感，二者可以解释75.5%的变异，其中子女支持对高龄组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力较强，可以解释66.2%的变异，其他来源的社会支持无显著预测作用；各来源社会支持对低龄组老年的主观幸福感均无显著预测作用。
3讨论
3.1城市的高龄老年人的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高龄老年人
农村高龄老年人由于年龄增长身体状况下降，加上医疗条件较差，同龄的亲戚朋友不断减少，活动能力有限，交往范围缩小，因而主观幸福感下降；城市高龄老年人虽然健康状况也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下降，但城市医疗条件较优越，生活水平高，高龄老人充分适应了退休生活，生活较安逸，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因而幸福感较高。
3.2老年人幸福感与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对被试做年龄分组后的相关分析结果与未分组之前的结果有明显差异：未分组时，老年人的幸福感只与朋友来源社会支持有显著正相关；分组后发现，年轻老年人的幸福感与各来源的社会支持均无显著相关，而高龄老年人的幸福感与各来源的社会支持均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影响年轻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较多，社会支持的作用显现不出来，而影响高龄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是社会支持。此外，以往的观念认为配偶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重要作用，但本研究结果对此观点提出质疑（配偶支持预测作用不显著）。男性和女性的家庭角色、活动范围及朋友圈子的差异，使得彼此之间交流易受影响，这些原因都可能导致配偶支持预测作用不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