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6年的《鳄鱼》到2014年的《一对一》，18年间，金基德共拍了20余部电影并屡获大奖。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奖项是《圣殇》获得第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金基德已不容置疑地在韩国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并迅速成长。
一、金基德电影作品的不同阶段及其特点
冯志英（2014）将金氏电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情色、暴力、畸恋等为标签。对欲望的大胆呈现，是他这个阶段的主题并用极端的方式呈现。如《野兽之都》中同胞兄弟自相残杀;《雏妓》中贞花为生活所迫在渔村租房卖淫;《漂流欲室》里哑女残忍地将鱼钩放入下体……居伊?布尔丹（2003）：“美就是要让人振颤，否则便一文不值。”金氏电影并非靠色情吸引眼球。“性”的表现不是单纯的肉欲，而是充满了哀伤、痛苦和艳丽。
第二阶段以诗意、唯美和温情为标签。2000年的《漂流欲室》是金基德电影风格转变的开始。这部电影以画面取胜，构建了一个景致唯美的世外桃源。2003年他又推出了《春夏秋冬又一春》，这标志着他的作品风格正式转变。之后相继推出了《撒玛利亚女孩》《空房间》《弓》。
第三阶段以隐喻现实为标签。从2012年《圣殇》开始，金基德的作品明显开始关注韩国社会现实。2014年上映的《神的礼物》和《一对一》都以隐喻的形式针砭当今韩国社会和政治。特别是《一对一》，他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说：“这是一件损毁民主主义的事件为动机而制作的作品，以女高中生的死亡为比喻。可以说是献给前任卢总统的，又是告白又是自白。”
二、三个阶段的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在传统的韩国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女性大都是温柔贤淑、刚烈孝贞的形象。例如，素有韩国《红楼梦》之称的《春香传》就将艺妓成春香塑造成“烈女”的形象。而现代的韩国电视剧，如近年流行的《人鱼小姐》《我的名字叫金三顺》等，剧中的女性也是美丽顽强的励志形象，受到男性的膜拜。“数千年来，韩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儒家思想中的‘男尊女卑’论对韩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男女七岁不同席、三从四德、孝敬公婆等观念深入人心，韩国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耳濡目染，逐渐形成了温柔、善良、体贴的性格和尊老爱幼的优秀品德。”（肖丽艳，2008）
但金氏电影中的女性完全突破了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常以性受虐者、妓女、被迫害、被欺凌的形象存在。男性或者是制造这一罪恶的人，或者是贪婪窥视这一切的旁观者。
我们选取每个阶段的典型来做分析：
第一阶段的女性形象，以《雏妓》为例。女主角贞是一个外表青春美丽，气质出众的女孩。她心地善良，热爱绘画。影片并未讲述她是因何而沦落为妓，但她的确是妓女。她无依无靠，租住在渔村“鸟笼客栈”，为住宿的男客提供性服务。客栈老板既是她的房东，也是她的老板。贞靠出卖肉体养活自己，并为客栈招揽生意，这个贫穷的家庭依靠贞去做妓女来支撑。房东的女儿惠美，是与贞同龄的大学生。比贞幸运得多，她受过高等教育，有体面的身份和强烈的贞操观，她与男友婚前也没有越雷池半步。她仇视贞，以她为耻，嫌弃她的一切，经常凌辱贞。面对这样的情况，贞从未作出反抗，一直默默承受惠美的敌意。最为戏剧性的是，惠美的男友、弟弟和父亲都先后与贞发生了男女之事，人性在道德和欲望两个极点不断来回摆动。而惠美本人，在与贞的朝夕相处中，不但逐渐接受了贞，而且在一个大雪之夜代替贞，将自己的处女之身给了一个嫖客，甚至片尾还暗示，惠美这个一直像假小子一样的女孩子爱上了贞。
初看影片，我们不自觉地会被贞的美好所打动，除了妓女的身份，她的一切都那么美，但她却生活在一个不堪的环境，每天接待着各种肮脏丑陋的男人。另一个女人惠美原本象征着纯洁和正义，却背负不通情达理、性格古怪刁钻的特质，她厌恶这样的生存环境却又得依靠这个环境，她同样生活在痛苦之下。无论处在何种境遇的女性，其实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无望的生活，她们无力反抗，自得其乐地安于这种生活并沉浸其中。而那些稍有反抗意识的知识女性，比如惠美，也只是停留在藐视这一切的阶段，根本没有能力做出具体行动，最终自己也不知不觉地陷入了黑暗的深渊。
第二阶段的女性形象，以《漂流欲室》和《弓》为例。和第一阶段的不堪的环境相比，金氏第二阶段的故事都发生在画面唯美的意境当中。熙真生活在一片终日雾气弥漫、如同仙境的湖面上。白天熙真是船屋的老板，晚上则卖身为妓。由于她不会说话，常受到嫖客们的欺负，生活充满了屈辱和愤怒。她爱上了一个杀人犯，占有欲促使她害死了一个他招来的妓女，陷入了无法回头的杀戮中。为了留住这个男人，她把鱼钩塞入自己的阴道并狠狠拉出，把淋漓的鲜血展示给男人。她除掉了纠缠男人的女人，她渴望男人拯救自己，但都未能如愿，在绝望中越陷越深。
和《雏妓》中的贞相比，熙真有了掌握自己爱情和命运的意识，但她能做的只是伤害自己，伤害其他的女性来挽留男人、实现自己的愿望。她自己的身体或其他女人的身体和生命，她并不珍惜，也不尊重，甚至根本没有将其看做是身体，可以说，她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意识还停留在得到男权的保护之上。
《弓》里的女孩只有十六七岁，和收养她的老人生活在大海上的一艘船里，与世隔绝。唯一与世界的联系，就是老人隔一段时间会驾驶小船去陆地购买生活用品，顺便接来几位海钓的客人。靠着微薄的收入，日子过得很平静。老人的心愿是女孩长到18岁就和她结婚。对这个从年龄来看可以做他孙女的女孩，他一直关爱有加。直到来海钓的男大学生开启了少女对外边世界的向往，女孩开始了对老人的反抗。当女孩与大学生的交往受到老人的阻挠时，她愤怒又埋怨，不顾一切地决定和大学生离开。但当老人以自杀的方式成全她时，她又舍不得老人，回来救了老人并与他成婚。婚礼最后，老人纵身跳海，化作一支箭从天而降射进入了女孩的身体，女孩完成了从少女到女人的转变。 《弓》中的女孩其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向往自由。但在身体可以得到自由的时候，内心的情感还是不能摆脱束缚，不能得到解放，觉醒得并不彻底。
第三阶段的女性形象，以《圣殇》为例。美善是女主人公，江道是男主人公。江道是高利贷的打手和要债者。他从小失去母爱，憎恨女性，所做的工作也残忍无情。他残忍地杀害了美善的儿子。美善经历了丧子之痛，心怀仇恨地去报复江道。她假扮江道失散多年的母亲，接近他、爱护他，直到他接受了母爱，离不开美善时，美善又通过精心设计的骗局惨死在江道面前，给予他重重的一击。美善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杀人者尝到失去亲人的痛苦，她的目的实现了。金基德（2012）曾说过：“这是一部揭露资本主义极端性的电影……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因为金钱而腐朽，人和人之间产生了猜忌、憎恶和杀意，这些想法正在蚕食人性，结果我们的人生和社会只有崩溃和走向悲剧。”从这部电影可以看到金氏电影中的女性已从最初的默默忍受痛苦，到觉醒想要反抗又无力反抗，再到反抗成功的过程。女性形象的变化，正是现实生活中传统女性向现代女性转变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随着女性经济的独立和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传入，韩国女性的女性意识开始萌发，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不仅在金基德的电影中，在其他韩国影视剧里都有所表现。风靡一时的影片《我的野蛮女友》也在强化女性意识，甚至让女性男性化。女性摆脱了被驱使被控制的命运，开始了自我抗争的道路。尽管在金氏电影中这种抗争方式还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
韩国民族的心理特点与韩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很多的共同点。反抗与压抑、仇恨与悲伤……唯有女性，最能淋漓尽致地表现这种感受。金氏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恰恰是韩民族情感基调的一种形象而集中的演绎。表面上看是女性对男性的抗议，实际上是所有人对男权社会的抗议，对现实社会的 不满。
“每一个从事创作的人都是具有双重性，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各种自然倾向的综合。一方面，他是一个有个人生活的人，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表现为非个人的、创造性的过程。文学在体现作家自身生活方面既是一种复制，更是一种创新，并非简单的作家私人情感的宣泄，更是文学作品建立在抒发人类情感基础之上的事实，但决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独具特色的作品，必将深深打上作家个人情感体验和实践的烙印。”（金美英，2012）女性是金基德表达自己的一个出口，也是表达韩国民族感情的出口，甚至是表达人类情感的出口。这种表达与他个人贫穷的成长经历和相对坎坷的创作经历有关，也与韩国的现实情况有关。韩国坐落在亚欧大陆的东北部，幅员有限，人口密集，民族历经艰辛坎坷，时常受到外来势力的欺压。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韩国民族的独特性情，那便是“恨”。这种“恨”的性格是朝鲜半岛经历数千年历史积累形成的。尤其是近代以来多灾多难的韩国经历了长期的外来殖民统治、韩战的伤痛、同胞的自相残杀与骨肉分离、美国大兵的驻扎、政治经济军事上对美国的附庸以及朴正熙军人政府的独裁统治，使得韩国人的民族情感变得日益鲜明化和情绪化。韩国人将这鲜明的民族情绪投射到影视文学作品中，形成一种情绪、意志和动力。“‘恨’并不止于悲哀，而是力图通过解恨的方法去消除悲哀，‘恨’并非叹息、放弃、眼泪，也不是败者的牢骚，而是积压在整个民族内心的情绪。”（张振华、秦玉兰，2003）
三、结 语
“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其中性别的秩序、性别的话语、性别的表达是内在于电影机器、主流电影叙事逻辑之中的。”（戴锦华，1999）英国先锋女导演、著名女性主义者劳拉?穆尔维的《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gaze”（注视、凝视），“凝视的主体是男性，凝视的客体是女性，在这种凝视的行为及其过程当中男性文化得以表达、确认”。“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们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劳拉?穆尔维，2006）
金基德的电影作品中，既有表现女性自我的复归与生长，努力实现对自我的超越与升华的影片;也有塑造反抗男性压抑的，主动选择违背传统伦理道德来反抗男权社会的影片。他通过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对人性做了深刻的揭示，对当下韩国人的生存状况做了严肃的反思，用自己独特的电影手法展示了韩国人苦难顽强的民族性格以及鲜明丰富的民族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