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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报》女性新闻的社会功能

  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报》创刊于1940年春,毛泽东亲自题写报名,由周文主持的大众读物社创办,是主要面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党报。这份报纸在延安时期的新闻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群众报》刊登了一些女性新闻,在促进女性发展上起了很大作用。作为陕甘宁边区的党报,它与政治结合紧密,有许多内容与女性相关,对共产党解放妇女的相关政策进行宣传,促进了当时女性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与女性有关的新闻,因为其时效性不强、故事化的叙事等,与现在对女性新闻报道有很大区别。而只要是和女性相关、涉及女性的内容,都是本文研究的对象。
  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边区群众报》社会功能的发挥,也提倡群众要利用报纸来提升自己。1946年,在《边区群众报》创办6周年时,3月31日刊登毛泽东的题词“希望群众多利用报纸,推动工作,学习文化”。这一期的社论《你是群众报的主人,你要利用它》指出,“群众报就是办给群众看的”“利用报纸,恐怕是推进工作的重要办法之一”。这里的“你”就是指群众,也包括妇女。《边区群众报》的女性新闻话语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有时代特色,也有独特的社会功能。
  一、动员妇女参加经济建设
  女性应该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女性参加劳动也是在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经济地位的提高也是其家庭地位提高的基础。1940年2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妇委的一封信》中指出,“边区妇女工作之少成绩,主要是没有注意经济方面”,而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这是能取得男子同情的,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也就可以逐渐同意了”[1]。因此,边区政府在开展妇女工作时,开始转向动员妇女参加劳动生产,参与经济活动,从解决经济问题出发来解决其他问题。
  到了1943年,中央发出指示:“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艰苦的各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努力参加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光荣的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和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生活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所在,也就是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2]这个决定确立了妇女运动中以经济建设为重。
  上述内容在报纸上也有所体现,妇女与经济的报道都是在维护妇女的经济权益。经济决定话语权,妇女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大了,经济地位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自然也会提高。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内容多样,纺织、喂猪、锄草、采摘、割麦、拾麦穗等,几乎涵盖了家里和地里的所有劳动,体现了妇女的勤劳及自身价值。这些劳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妇女纺织,它是边区政府大力提倡并在边区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劳动。1942年,陕甘宁边区妇联到延安柳林二乡蹲点,调查妇女参加纺织劳动,发现这是符合妇女实际的形式,因此,就进行推广,并在报纸上宣传报道。1943年12月9日的《刘老婆说明年再组织六十个妇女纺线》、1947年2月26日的《妇女们:多纺线,多织布!全边区做到穿衣自给》等,从时间上我们可以看到妇女纺织的报道年年都有,是受到重视的。在这个过程中,还涌现了一批妇女纺织模范典型,并有专题报道。
  另两篇新闻为1947年2月8日的《我要土地?我要土地?妇女们的劲可大》,以及1947年2月22日的通讯《有了骨头好长肉 妇女翻身要争地》,这两篇文章鲜明地提出妇女争取土地权的问题。在当时的边区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很低。土地权益的提出,能提高她们的地位,也能让人们重视对包括土地权益在内的妇女权益的保护。这两篇报道,将土地和妇女的劳动以及翻身解放联系起来,并将经济层面的解放和政治层面的解放相结合。
  二、促进妇女参与教育发展
  作为根据地妇女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并根据妇女的实际情况,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教育活动,主要是社会教育,而非正规的学校教育。1938年《三个半月来冬学运动的总结(上)》中指出:“边区女子因封建习气浓厚,妇女教育特别落后,在冬学运动中却给了妇女们一个很大的刺激。进学的数目虽然还是那么微小,但也总算开始建立了一个基础。进学的女子约占学员总数的七分之一,并且学习常常站在男子的前头。如淳耀县竟有九十多个青年妇女参加冬学,她们的进步比男子还快,有的能识三四百字以上,能说出飞机有几种,毒气有几种,并能答复一些简单的抗日问题。”[3]
  在对妇女与教育的新闻中,冬学的报道是最多的。如1944年11月5日的《边区群众报》,这一期主要和冬学有关。有两篇是妇女冬学,《真武洞女小 按群众的生产 成立学习的组织》报道的是真武洞女小根据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妇女的情况来调整识字的内容和时间。另一篇是《办妇女冬学要注意什么?》:
  第一,有的地方可以办妇女冬学,可是,妇女上学不但要本人愿意,还要劝说她的公婆丈夫也愿意。第二,纺织是今年妇女冬天的中心工作。所以,妇女上冬学,一定要和纺织结合起来,甚至不必另外成立什么妇女冬学,就在纺织组内进行识字读报。第三,妇女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接生养娃娃的知识。所以,绥德提出,妇女冬学,教接生为主,这是很好的。
  这篇简短的报道阐释了妇女冬学工作中应该注意的三个问题,这些问题是对妇女冬学有实际影响的因素,其分析和阐释对妇女的冬学教育具有指导意义。   1945年5月13日的《利用庙会,改造庙会! 娘娘庙会上宣传养娃娃纺线线 “布施”钱入到卫生合作社》,这则新闻报道的是在延安柳林的娘娘庙会上,200多个妇女围着妇联的同志看《怎样养娃娃》的画本子,这属于医疗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1945年10月14日的《注意边区妇女卫生纺织学校招收学生》,则报道了边区妇女正规的学校教育情况。
  从妇女与教育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边区妇女的教育不仅是文化知识的学习,还包括其他生产技能和卫生知识等的学习,内容较丰富,对妇女的生产生活具有积极意义。这类新闻反映了当时的边区政府灵活的政策,报道中也有一些女性表现突出,这说明女性也是追求上进的。妇女在接受各种教育的过程中,自身的素质也得到了提高。
  三、妇女典型人物具有示范作用
  典型报道在延安时期的报纸中占重要地位。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一批典型通过《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进行了广泛传播。“典型报道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这一理论是由双层面构成的。第一层面来源于毛泽东的党报理论,它作为指导方针构成典型报道理论的基础。第二层面是毛泽东的典型方法,它作为报道方式的内在规定构成典型报道理论的主体内容。”[4]要研究典型报道,需要与毛泽东的党报理论联系起来。毛泽东的党报理论强调“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突出新闻传播的群众性,记者要深入群众进行调查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记者进行广泛调查的过程中,一批勤劳勇敢、善良纯朴的典型人物涌现出来。
  《边区群众报》的女性新闻报道中的妇女典型主要是女劳动英雄、妇纺模范等。《边区群众报》的女性新闻报道中的典型人物,虽然个人情况不同,但是也有共同点,即勤快、能干、肯吃苦。妇女典型人物为郭凤英、折碧莲、张荏英、杜凤英、郭蛮儿、石老婆、王三女,一共有7位女性,其中有关郭凤英的报道有两篇,在1943年和1947年分别进行了报道,可以看到这个典型人物的个人发展情况,具体为1943年12月19日的《女英雄郭凤英 纺线,种地,又揽工》,1947年2月26日的《郭凤英当了村主任》。
  这类报道在女性新闻中极为突出,因其报道的是女性的榜样,和其他的女性报道不同。有些报道中的人物是有姓名的,这体现了对妇女的尊重。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妇女的地位较低,许多人没有姓名。结婚后被冠以夫姓,大多是以某某的婆姨、老婆等来称呼。而这些人物典型在报道中都有姓名,她们的名字被传播,事迹被书写,说明妇女的社会地位有很大提高。在中国新闻史上,这些女性典型人物是一批最先进的妇女的代表,也因其主体性的建构而占有重要地位。
  在认知层面上,典型报道也符合人们的认知方式,即从个别到一般。典型人物是个别的、特殊的,从对她们的了解,逐渐扩展到对普遍事物的了解。女性典型人物报道具有鼓舞、引导和示范的功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典型人物引领和组织广大根据地的妇女,对妇女工作的开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我国新闻典型人物报道的特点,其新闻性、政治性较为突出,多以宣传为主。由于版面和体裁的限制,大部分的女性典型报道比较短,对人物的介绍不够详尽,对女性典型人物的塑造是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但是在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到女性独特的品质,她们作为典型的示范价值依然得以发挥。
  四、激发妇女参政议政的热情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女的解放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也被提到了一定的政治高度。在此过程中,我们也特别强调妇女的参政议政。
  在抗战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妇女在政治上的权利受到重视。妇女们十分珍惜自己的权利,参政议政的热情高涨。各根据地妇女的参政人数都很多。陕甘宁边区的有些地方,女性选民人数甚至超过男性。还有的妇女进入各级参议会。“绥德各保四百六十位参议员有八十位女参议员,占全体参议员的六分之一。”[5]
  在《边区群众报》与妇女参政议政有关的报道中,有几篇是妇女当了村长、乡长和县长的。如1941年8月3日《安塞欢迎邵县长》,报道的是安塞县新上任的女县长邵青华受到了热烈欢迎。
  另外,1945年9月16日的《怎样发动妇女讲话?》报道的是选举经验,如何让妇女积极发言议政。1946年3月29日的《女议员批评重男轻女的提案》,报道的是女参议员李平英批评并纠正一些人重男轻女的看法。
  从这些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个别优秀的女性成为各级政府的领导,发挥着主体性作用,表现出一定的领导能力。还有的女性参政议政,代表女性发声,批评重男轻女的思想。这些报道都表明在当时比较艰苦的社会环境中,妇女的政治权利得到了保障,也进一步激发了边区妇女的参政议政热情。
  五、倡导女性婚姻自主
  在旧中国,妇女的婚姻不自主,买卖婚姻一直存在,实质是把妇女当作商品,也是对妇女的压迫。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妇女的婚姻自主问题。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抗日民主政权下的第一个婚姻条例。尽管婚姻条例已经颁布,但是女性的婚姻自由施行起来很困难,买卖妇女、买卖婚姻依然存在。这在《边区群众报》上也有所呈现,该报有买卖妇女的事件报道,也有反对买卖婚姻的来信及政府对买卖婚姻的处罚等报道。如1945年3月25日的《贪钱卖妹子,男大女太小这门亲事政府应该禁止》等。另外两篇是1941年7月20日的《反对买卖婚姻》,1945年5月13日“来信和回信”栏目刊登的《怎样禁止买卖婚姻》,都表明了反对买卖婚姻的态度。
  针对买卖婚姻严峻情况,边区政府在1946年4月23日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
  第一条 男女婚姻以自愿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
  第二条 禁止强迫,包办及买卖婚姻。[6]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暴力的报道,多是公婆虐待儿媳(有的是童养媳),如1946年6月16日《婆婆虐待媳妇 政府应当纠正》、1946年7月21日的《陈老汉保证 再不打媳妇》等。其中,1945年9月30日的《新正阳坡头张家老婆 把媳妇硬是折磨死了》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显示出当时的妇女在家庭中没有自主权,承受家庭暴力乃至死亡的事实。也有一些新闻报道了家庭和睦、婆媳关系融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在不断发展,妇女的家庭地位得到提高。1945年4月29日的《婆婆媳妇和好了 老牛能够换好牛》、1946年3月3日的《吃稀吃稠在一锅 媳妇到底是自家人》,这些新闻报道了一些群众经过政府的宣传教育,认识到媳妇也是自己家里的人,也是需要尊重的。婚姻家庭关系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婚姻的自主,家庭的和睦,都是该报报道的内容,也对当时边区妇女的婚姻家庭观念有一定的影响。   六、反对旧思想和封建迷信
  在20世纪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广大群众的思想还较传统守旧。一些旧的思想和做法是对妇女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控制。
  《边区群众报》的女性新闻中有关旧思想的报道,主要是妇女缠脚的问题。缠脚是对妇女身体的规训,是旧的社会文化对女性身体的束缚,也是对妇女整体的控制。“如果站在解放的开端处,妇女解放就是脚的解放。脚的解放意味着行动的自由,而自由之于女人,则是行动的可能性,而非政治意义上的公共自由。”[7]可以说,不让妇女缠脚是从身体层面对妇女的解放。
  1945年9月2日的《边区群众报》刊登的《妈妈的痛苦 不再传给女儿》报道的是一个开明的妈妈,反对丈夫给女儿裹脚的事情。1946年3月29日的《不要再给女娃娃缠脚!》,讲的是一位读者亲眼所见一些农村地区给女孩缠脚,看到她们走路很困难,就给编辑部来信,希望政府宣传劝说群众不要再给女娃娃缠脚。这些报道都是在对旧的思想作抗争,也是对妇女解放的深刻教育。
  有关妇女封建迷信的报道,如1945年9月9日的《贾家婆姨脑筋旧 害得女子烂耳朵》、1945年10月7日的《老娘婆信迷信 鸡嘴塞在娃嘴里 差些害了娃的命 救活娃还是江医生》。还有对妇女养孩子有一定帮助的,如1945年4月15日的《“扣娃”送了娃的命》。这篇报道开头写道:“冬春交季和秋冬交季的时候,乡下的娃娃最容易得传染病,这些病本来是可以用药治好的,可惜有些老百姓不懂,信神信鬼,把娃娃害了!”报道对比了娃娃得传染病的时候,“扣娃”(即送鬼)和给娃娃看病吃药,结果“扣娃”送了娃的命,给娃吃药后病好了。通过对比,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式让妇女意识到不应该相信封建迷信。
  这些报道反映出妇女的旧思想和封建迷信对其造成的严重危害,通过新闻事实的披露对群众破除旧思想、反对封建迷信具有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妇女运动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一部分。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布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是与妇女相关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其中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大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指出:“只有共产党,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才能完全解放妇女。”[8]妇女的解放被纳入到阶级和民族的解放斗争中,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因此,边区政府的支持是根据地妇女发展的关键。
  1946年4月7日《边区群众报》上刊登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文章《庆贺边区群众报六周年》:“这个报纸是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都喜欢它,谁都爱护它。为什么好?是因为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想知道的事情。”“日本打败了,边区较前巩固了,《边区群众报》是有很大功劳的。”由此可见,《边区群众报》作为边区政府的耳目喉舌,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边区群众报》的女性新闻也说出了妇女的话,在广大革命根据地妇女中很受欢迎。《边区群众报》这些女性新闻不管从文本层面还是话语层面,都具有时代特色,不仅宣传了边区政府的妇女政策,建构了根据地妇女的主体性,还推动了妇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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