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开始逐渐向着近代音乐文化转变，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以特点进行探讨，对于促进音乐文化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这里主要从以下四个阶段，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萌芽时期（20世纪30-40年代）
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萌芽于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是针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和论述。在1936年，李树化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中，以19世纪欧洲“国民乐派”的兴起为参考，对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发展历程进行了评述，对中国音乐流布嬗变态势及发展格局等进行了分析，非常直观地体现出了作者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与传统音乐之间差异性的认识。之后，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造性地开设了“新音乐运动史”课程，从当时社会背景和教学目的出发，出现了许多以左翼和救亡音乐的成长和发展为主要脉络的《中国新音乐运动史》，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有冼星海的《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陈原的《中国新音乐运动之史》等。在萌芽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明确了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思想基础，同时对史料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汇集。但是受客观条件及思想认识局限，部分研究缺乏科学性与可靠性。
二、初步形成时期（20世纪50-60年代）
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音乐工作者以保卫革命音乐传统为口号，开始了对五四运动以来的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也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工作的开始。在研究中，一方面，针对许多老一辈的音乐家、戏曲艺人等进行了采访录音，对相关素材进行了完善，同时，对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宣部资料室等存在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另一方面，在通史编撰中，采用了综合史学研究方法。例如，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的编写中，采用了新的综合史学研究方法，将全书的内容分为了两大部分，针对音乐创作、音乐理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论述，同时，在编写过程中，应用了规范化的学术标准。
三、恢复与发展时期（20世纪70-80年代）
在“文革”结束后，一度被搁置的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1年10月，在当时第一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讨论会”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两部史稿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的音乐院校了陆续开始了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出现了许多近现代音乐通史著作，如《中国音乐史讲义》、《中国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等，这些资料从整体框架层面上看，多是以时间分期法，实现对于章节的划分；从内容方面看，涉及了传统音乐文化和新音乐文化两个部分，包括了著名音乐家、作品、乐器等相关内容；在史料的应用方面，力求历史资料的多样性，强调文物与文献考证研究的互补结合的史学研究传统。
四、转型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了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教材类的通史迅速增加，为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依据，如1991年孙继楠主持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2003年陈秉义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概述》等，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一些以多元化、边缘化研究视角编撰的音乐通史著作也随之出现，如臧一冰的《中国音乐史》、居其宏的《20世纪中国音乐》等，从多个方面对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进行了研究，颇具新意。首先，历史观念新。在该时期，对于音乐通史的研究，着重介绍了近现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情况，同时加强了对于流行音乐历史的研究，在描述方面更加细致，富有个性；其次，研究视野新。在该时期的著作中，都体现出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唯物史观与知行相统一的风格，无论是研究目的还是研究视野，都有了很大的创新，开始逐渐由单纯的课堂讲义向着全社会普及，同时推动了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然后，结构布局新。在这一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已经开始针对现有的基本章节和框架，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完善，突破了传统结构和叙述方式的束缚，使得相关著作的结构更加合理，层次更加分明，条理清晰，便于研究人员的参考和应用；最后，知识内容新。从著作的内容分析，在这一时期，对于音乐通史的研究，不仅追求充分性和详实性，而且注重内容涵盖范围的广泛性，对于许多对音乐发展存在一定贡献，但是被埋没或者遗忘的音乐家进行了挖掘，拓展了研究的范围，保证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从上述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经历了从政治化治史方式向学术化治史方式的转变，各种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应用，以及西方音乐文化的引入，推动了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