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词的覆盖面极为广泛，但是，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大多时候却将文化的含义划归到知识与技能的范畴中。不错，以现代社会职业的发展角度来看，人们以这样的思维去面对文化也无可非议，毕竟这是现代社会中各种制度下调和的一种文化产物，即知识与技能的综合，并且现代国家的教育制度也是就此应运而生的。但是，当一切手段被赋予了“制度”名义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体现了该社会的一种政治形式的设定，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多大的悬殊，无需做出刻意的划分与归类。因此，我们实际需要对政治文化的确定，以及应该给予政治理念以文化的形式向哲学层面过渡。正是由于现代性的概念缩小了人们对文化层面的理解，在这个现代人生活的境况中，一切都只讲究实用性以及对科技的过分推崇，这在当今的东西方都是常见的，彼此并无多大的差异，只是实用性的发展层次不同而已。在一种普遍讲求实用的环境下，现代文化的普遍形象是什么呢？那就是大众文化，并且其自身的发展俨然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现象了，而且这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或许，我们可以按照维特根斯坦的逻辑论证进行类似的推论，因为“语言、逻辑、世界通过一种奇妙的方式联结起来”，所以，我们的文化本身也就是在各种对象性的联结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是一种必然存在性。
一、大众文化自我构建的问题与状况
民主时代的到来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象征，但是这种现象是受历史与其他客观因素所限制。不过这种说法只是对于被束缚的人们想要冲出这种局限性才更为有意义，这里面是有时代界限的，谁也不可逾越自己所处时代的法则。这种时代法则在现代以前，是更为侧重德性的。这似乎让我们难以忽略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磨灭的传承性，而且对于人的内在建构中，我们的确不可忽视康德的那些思想，例如，“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令人感动地说，天地间有两个最崇高、最令人敬畏的、严肃的东西，就是‘上有日月星辰，内有天理良心’”。德性与实践是同一条河流，没有哪种制度想完全将其引出一条支流作为社会需要，因此，在这之前是传统文化或古典政治哲学引导人们去看待人类的生存状态，这样的文化更愿意将人们的视线从内到外周转一圈，无论是人与人、人与社会还是人与自然都是更为相容的。我们不可否认以这样的文化现象来影射的社会伦理更符合生命规律，毕竟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也是具有生物性的，不可能一味地使用机械化管理方式去安排社会的生存状态。
相对而言，现代性的文化积淀更多的来自人类过渡使用“实用性”这个词汇，这导致了我们在思维方式上出现了偏差，因此，大众文化就此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在现代社会中炮制出来的文化，也是一种与对科技的无限追崇以及对自我内心世界缺乏调和所产生的生存状态。尽管我们现在依然强调对于传统文化的发扬与继承，可是，在这种现代性的局限下人们难以抑制自身那种强烈的追求与浮躁的情绪。我们当然不可否认现代性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带来各种便利，以及民主制度的确立促使我们在个人发展中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我们的时代同样促使全球性局面的无限宽广，人们的交流与物质文明的开创比现代之前更能产生激动人心的产物。
大众文化的产生有其进步的一面，也就是说它本身对于古典理念中极端思想具有批判性，特别是对于民主与自由的社会实践，更是往昔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这是现代人值得称赞的。然而，在这种胜利的引导下，人们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自我崇拜，因此蔑视德性作为一切社会的核心价值导向，在自我崇拜的激情下逐渐出现了人类的思维逆差，只是表现的程度有所差别。与此同时，也会引起我们对于一种普遍性含义的反思，其过程就像是施米特所说的“普遍正确的东西似乎决定 每个个体的内在生活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以至于个体甚至没有考虑要违背它”。同样，大众文化的普遍性是属于一个正确的体系吗？这或许接近于一种这样的解释：其存在就是代表了某种感知与兴趣相结合的知识。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自我崇拜本身的那种缺陷存在，并且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这种崇拜比较容易产生一种盲目性。自我崇拜是一种过激的自我认可，是整个国家与个人这种有机体的失衡，当大多数人将这种自身的失衡归结为一个集体时，就诞生了大众文化的激情，这也就是为什么个人对于文化层面的误解将影响到国家的文化趋势，特别是国家的政治行为。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政治文化本身对于社会构建的有效功能，以便更深入地去理解我们的政治文化所具有的重要性。
二、政治文化的内外建构
政治文化如果有所上升，那么就对其有了更高的内涵要求，这就是政治哲学所要引导的，那么这就不能避免政治哲学的古典性会直接介入国家的政治文化设计；因为“人既是政治动物，又是理性动物，这种不可思议的结合是贯通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全部论述的线索”，不仅如此，这就为我们引入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即我们关于政治秩序有了一种目标。而且政治秩序在我们的现代社会来看，就是引导着我们的社会秩序不断趋于一种完善性。另一方面，就现代所提倡的民主与自由，以及政治体的有机性来看，这也是从政治哲学的源头所派生出来的。从某种社会功能来看，政治文化应该引导大众文化的走向，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极力提倡的这种民主性当中，人们的政治行为更为明显，比起历史之中的那些专制时代，现代的民主才是被拓展了的民主，符合民主的本意，因此，现代人的政治行为的实施范围要比专制时代的人们宽泛的多，而且也更为具体化。 现代社会积极倡导的民主与法治，是一种对于古典性政治的实现与超越，并非代表我们今天的政治文化是孤立于古典性，而且民主与法治的身影早已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出现了，正如同我们确信亚里士多德认为的人治的弊病可以致使政治腐化，所以，现代社会重视法治也是遵循人类对于公平正义的向往。然而，这种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仍然属于一种价值取向，而不是侧重于对国家与政治的意义追求，这只是私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的一种契合，而并非是纯粹的国家意志的体现。个人意志的集合体就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代表，而并非是说国家意志才是大众文化的代表，也因此，大众文化的不稳定性就会时刻影响国家文化，我们既可以将其视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但这绝不意味着要将大众文化转变为国家文化，除非大众文化已经突破自身的局限性，上升到与国家意志等同的地步。因此，对于大众文化的引导表现在双重意义下，一方面就是让其在法治社会的土壤中得到生存的保障，在最大程度上确保这种文化的生存状态是稳定的；另一方面，就是政治文化引导大众文化趋于对真善美的追求，而不是单一地向社会宣扬意识形态，因为在真善美的德性中，包括了国情教育的全部内容，而国情教育的范围既涵盖了个人领域对德性的向往，也起到了将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链接的作用，国情教育在现代社会应该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与超越传统的相结合，这也体现了现代人的智慧。因此，这引出了政治文化内外建构的意义，在大众文化与国家意志的调和中我们需要自己拥有完善的政治文化。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建构中有内外的区别，下面就以这两种区别作为分析。
关于政治文化的内向化建构，这主要表现在以国家意志为理念基础的概念的衍生，其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其政治身份的确定却是以政治行为作为保障，因此，这是一个类似于身体的有机系统，并非是将某部分作为完全独立的方式而存在。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内部自然而然产生的，因此，不能机械地用政治制度去代替政治文化。虽然制度的角色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保障，尽管亚里士多德对于人治的劣根性做出了充分肯定，但是，履行政治行为的毕竟是人自身，所以，政治文化的建构更符合人性的需要，这样，政治制度也才可能更为合理，成为政治有机体的有机制度，而绝非机械化的。
政治文化的外向化建构主要是指将其内向化建构的成果付诸社会实践，也就是为社会的有效服务。例如我们所倡导的群众路线，就是检验我们党与群众紧密度的有效标准。但是如果政治文化的内向化的种种建构不协调，可能会导致理论与实践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脱节。另外，当产生政治文化外向性建构的同时，特别是面对现代性民主这样的现实，势必就出现了大众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平衡性要求。
三、避免政治文化的僵化
以上是对政治文化在建构中对于大众文化的协调与平衡性的探究，但是，在政治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导向功能来看，我们应该注重保持政治文化自身的进步性，从而避免其发生质变现象。也就是说我们不可忽略在建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僵化状态，即失去它本有的目标性以及先进性。
其实，政治文化在外向性构建中之所以出现了僵化模式，主要是背离了政治文化内向性建构的本意，也就是背离了它的核心价值观。例如一些形式主义的出现以及腐化现象，而这种表征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导致了政治文化外向性建构出现了僵化局面，而这种僵化性也受大众文化中的浮躁情绪所牵制。另一方面，我们尽可能的需要注意调和大众文化的浮躁与单一性，就是要拓展大众文化的领域。
那么，我们的一些社会制度就要注意避免将公民的生活现状自觉地被异化，而是应该尽可能的适合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的结合，避免政治文化外向性构建出现僵化，使得推向社会的治理体系尽其所能增进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交互性。正因为如此，政治文化的理念与实践不仅在自身的内化建设中得到了有效发挥，而且在对外的实践中也能有效发挥，从而将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上升到政治哲学层面上来，形成是一种可观的过渡性。
综上所述，政治文化自身的双重性建构对于现代民主社会的精神层面的创新与引导是积极的，也是基于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意义。大众文化对于今天的影响度是一种趋势，并且在大众文化之下具有现代民主社会独具的特色以及突显人是政治动物的完整体现。民主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上升为哲学范畴，而不是在理念与实践一定要划清界限的局面下才能实现的。但是，政治哲学本身具有古典性，特别是注重德性概念在政治层面中的展示，因而这是现代社会形式发展的高度化和理念发展的速度出现了扭曲，因此，对于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我们所做的是基于反思自身的内在与外在的建设是否在同一个步调下进行，而政治哲学的古典性是帮助政治行为回归到理念层次的最佳途径，这也避免了大众文化之中的浮躁情绪的蔓延，将人的政治性更好的引向社会生活中去，实现政治文化基于国家意志存在阶段中对公民政治行为的合理引导，亦是对于大众文化的合理引导，增加社会的和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