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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阶级关系分析

  一、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彼此相似却相互孤立
  1755年一位贵族这样写道:“享有特权的贵族们每天都在破产、消亡,而第三等级却都日益富裕起来”,法国大革命前几个世纪以来法国贵族面临着越来越贫困而资产阶级逐步致富的局面,使得资产阶级在很多时候财富和贵族一样富有甚至超过贵族,经济地位差距的缩小使得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教育不断趋近,“资产者的知识来自同一地方,甚至来源于同一光源。对于他们,教育同时具备理论性与文学性:巴黎是法兰西唯一的导师,它赋予一切人以相同的形式和行为举止。”在18世纪末,法国贵族与资产阶级除了权利差别以外,在思想和行为习惯上彼此相似。
  而法国贵族等级制度的特殊性导致资产阶级与贵族相似的同时却没有化解两个阶级之间相互孤立的阶级关系。法国贵族等级制度的特殊性在于,法国贵族在失去政治权力的同时却获得了诸多个人特权作为他们政治权力损失的补偿,在这些不平等的特权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国税收政策不平等,比如免税特权,贵族们直至死亡都一直拥有捐税的豁免权。由于资产阶级和贵族纳税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阶级界线会随着每年的征税再次刻画并逐步加深,使得这条阶级界限越发清晰和明显而不是相互融合。
  法国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障碍始终界限分明,越过这道阶级界限意味着在享受贵族特权的同时和原先的阶级相割裂,而这样的特权却是原来的社会阶级所憎恶和鄙视的。贵族无法容忍他们的团体中出现有资产阶级背景的人,资产阶级也排斥那些徒有贵族外表的人。
  二、资产阶级与人民相互分离
  如同贵族孤立资产阶级一样,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阶级关系也是相互分离。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相互分离的重要因素同样是阶级特权:资产阶级通过购买政府贩卖的政府职位获得特权,达到免去公共负担的目的。
  资产阶级通过购买政府职位获得特权以减轻甚至免除了军役税,而乡村中除了贵族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在自己的领地上无法逃避这个沉重的纳税负担,导致了乡村中家境富裕的人宁愿倾其财产进入附近的城市购买政府里面一官半职,成为政府官员。资产阶级对于职位的追求可谓空前绝后,他们只要获得一小笔资金,便马上购买某个政府职位,连最小的资产者都可以谋得一官半职。资产阶级憎恨贵族享有免税特权同时追逐数以千计的官职带来的特权:有些免去劳役负担、有些免去军役负担。国家甚至由于出售给资产阶级的官职过多导致军役税因过度减免使国家收入减少而控制出售官职的数量。资产阶级在购买官职后成为特权阶层,资产阶级中的免税者甚至多于贵族中的免税者。这样做的危害使得从乡村出身的资产阶级在城市定居后失去了对乡村本土的情感,逐渐对那些乡村生活中的相关事务变得陌生。居住地的分离,生活方式的差异,尤其是资产阶级购买特权造成的阶级差异,使得资产阶级与人民分离。
  资产阶级获得官职及对应特权后和贵族一样变得骄傲自大、自私自利,在他们的行动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不愿意与人民混淆在一起,并且使用各种手段摆脱和人民的关系,托克维尔认为,资产阶级在排斥人民的同时也在逐步从人民手中夺取本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力。
  三、贵族和资产阶级特权向民众转移负担
  在贵族和资产阶级眼里,那些与他们共同生活在城市里的民众越来越陌生,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特权免税导致本地税收绝大部分都转移到了城市下层阶级身上,蒂尔戈在其著作中说道:“城市资产者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制定入市税,以免自己来承担这个重担”。而没有特权的普通民众因为不公平的税收加重了自己的分担怒火中烧。
  在14世纪法国奉行着这样一句格言:“未经纳税人的统一,政府不得无故征税”,政府对此有着坚定的决心,违反这条准则无疑与实施了保证,恪守这条准则则意味着尊崇了法律。而18世纪的大革命前夕,国王可以不经过民众统一单方面设定征税标准,而贵族和资产阶级只要仍享有税收豁免特权,不伤及自身利益,便会纵容国王对最为贫苦的第三阶级征税。因此国王在第一次单方面征税时,有意避开了会损害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税种,选择了一项贵族和资产阶级可以豁免的税――军役税。另一个案例则是马扎然曾经由于缺钱,专门针对巴黎富豪征收的赋税,但遭致激烈反对,使得赋税无法在无奈之下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马扎然征税的初衷是希望向最富有的公民征税,结果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丝毫不为撼动,沉重的赋税最终落在了最贫困的败兴头上,但在此同时,国库的收入却未受损失。国家出台的税制不能从贵族和资产阶级身上获得税收,相反却要强加给那些最为贫困的第三阶级民众,这样极不公平的纳税体制,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纳税。由此,贵族和资产阶级向民众转移负担导致的不平等的税收在每年都会导致不同阶级进一步加速分离,人与人之间孤立成仇,其深度远远超过过去任何一代。
  四、结语
  法国大革命前夕政府日渐拮据的财政状况使得卖官鬻爵越来越严重,这种处于财政需要而非行政需要的官员职位增设变相的通过出售职位特权使得法国各个阶层相互分离,纳税负担由上层阶级转移转移到底层,各阶层间嫉妒和仇恨增加,没有共识,各自为政,缺少共同合作的利益基础,阶级间的不平等和相互分离、孤立的趋势造成了造成了各阶层间极为紧张的社会关系,在公共领域问题的合作上分崩离析,没有了各阶级间的和睦共处和相互帮衬,国家的自我管理便失去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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