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02-740820507-0083-03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加快，中国失去土地的农民人数已经超过四千万，并且以每年300万人的速度递增。专家称，到2030年，失地农民将达到亿人。据《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2》统计，20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了53%，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从以上可以看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批量的农民将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市民身份的转化，一些城中村的农民将面临拆迁进行房屋改造的命运。但拆迁征地无法使上述人断然完成质变，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了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夹心阶层”，一个特殊的群体――失地农民。失地农民的产生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农民失地后感情和利益的多方受挫，使他们处于强烈不安中，这势必对农村的稳定造成威胁。因为农村和城中村的农民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法律意识不强，所以对这些矛盾的解决往往不会选择法律途径，有的怨声载道，有的忍气吞声，有的则选择极端方式维权，增加了维权的社会成本，因此很有必要对我国的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进行探究，进而有针对地性进行普法教育，增强和培养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使他们知法守法，用法律维权，这是农村现代化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失地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成因探析
失地农民是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意识培育在于农民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任，蕴含了其对法律的了解、理解、评价、信仰和需求等要素。笔者将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概括为：失地农民对现行法律的认知和信任，对现行法律现象中法律主体权力和义务的评价，对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的判断，集法律认知、法律情感和法律评价于一体。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我国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商丘市周边的农村进行了抽样调研，并区分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共发放问卷300份，实际收回206份，其中有效问卷050份。统计结果如下：
通过表、表2的统计数据可知，失地农民是在被动的接受法律知识，他们对土地被征用政策缺乏全面了解，有833%的农民不同意政府的赔偿方案，564%的人选择忍气吞声，762%的人最终可能会因对法律的不信任选择妥协进行私了，2548%的人会采取暴力手段，一小部分情绪过激者会选择轻生。虽然样本有限，但足以看出失地农民法律认知度低，法律维权意识淡薄，普遍存在轻视法律的现象，法律认同出现危机，之所以如此，原因如下：
中国传统文化轻法思想的负面影响。“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传统美德，“无讼”“厌讼”一直被人们所推崇，“礼治”“德治”道德化的痕迹已经在人们心里打下深深烙印，尚公、重礼、贵和的社会观念渗透到方方面面，并在很长的时期内不会淡化。长期以来人们的思想一直被其制约和束缚，在“人治”思想中无限放大了权力的功能，法律成了权力的附属品。虽然在农村传播法律文化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甚微，“法治”思想在农民的思想范畴里明显被边缘化，人们在感情上不愿意接受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法治”，法律更多地流于形式，程序正义则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当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遇到征地拆迁纠纷时，因缺乏法律维权意识往往更多地倾向于以忍让、协商、调解等手段解决纠纷，诉讼途径被忽视。传统文化的轻法理念对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培育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
2法律文化在农村传播存在制度性障碍。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是阻碍农民法律意识形成的重要瓶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使农村的经济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已经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质朴生活方式，他们满足于现状，缺少利益驱动，法律需求欲有限。“贫穷和愚昧是实现民主和法治的障碍，因为民主和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标志。”[2]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的影响，城乡法律文化在发展水平和结构特点上凸显出巨大反差。而经济水平的制约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民突然失去土地，感情明显受创使他们更是无暇顾及了解与学习法律。权利、自由、平等的现代法治与失地农民的现实生活距离遥远，法律传播受阻。农村法律文化现状与城市法律文化发展的严重脱节，使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形成与拓展受到限制与约束。
[JP2]其次，农村的普法教育严重滞后。农村经济的滞后导致了教育的落后，尽管我国已经开展了全民普法教育，农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农民的法律需求也明显增长，但总体看来，普法工作的力度还存在不足，普法人员严重短缺，没有专业的普法队伍，普法内容过于形式化，对失地农民的法律维权教育涉及较少，再加上普法对象文化水平较低，对于法律知识的理解十分有限，这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农民的法律维权意识还处在较低水平。且在法制教育上中国传统思想往往重实体轻程序，偏重于对责任和义务的宣传，忽视了法律正义程序的宣讲，大多数失地农民根本没有途径去获知什么是实体法，什么是程序法，更谈不上如何使用程序法维权。失地农民征地问题涉及更多的恰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纠纷，用到的正是程序法中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而失地农民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知识几近空白。农村的现实情况是农村的普法教育还不完善，还存在制度性的缺失，法制教育相对于总的教育资源还很薄弱，农民很大程度上是随意性地了解法律，接受正式法制教育的机会较少，接受程序法的宣传教育更是少之又少，法制宣传不到位。落后的法律教育宣传与农民的法律知识需求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矛盾，影响了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可持续发展。[JP] 再次，漫长法律诉讼过程及高额的诉讼费用加大了农民选择走法律程序的风险。尽管我国司法在程序和实体上都严谨严肃，在制度上主观上也是为了方便人民群众，但“诉讼成本较高、司法资源短缺压抑了农民依法用法的欲望”。[3]诉讼时间长，增加了失地农民的精神负担，诉讼费用高让失去土地生活已拮据不堪的农民更是雪上加霜，万一诉讼失败还有承担双方的诉讼费用的风险。久而久之，失地农民不愿再选择法律维权。
3涉及失地农民的法律体系不完善。农村法制建设基础薄弱，法律体系不健全，涉及失地农民的法律法规相对较少，阻碍了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拓展。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农民的现状之间存有较大距离，农村立法不完善，现有的法律不能适应失地农民当前的需要。虽然我国多次颁布惠农政策，但涉及农业和农村的法律法规还较为薄弱，现有法律法规中涉及失地农民的更是严重不足，并且存在责任模糊现象，使失地农民无法适从。
二、提高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可行举措
积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为突破传统轻法观念奠定物质基础。中国人经过五千多年来的文化洗礼，形成了充满亲情的伦理型社会，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的道德规范使敦厚的失地农民缺失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轻法、畏法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失地农民的集体认同是义务意识应该凌驾于权利意识之上，义务本位思想阻碍了人们对法律规范的理解，最终导致失地农民对法律介入有一种潜在的消极意识。突破传统文化的禁锢，改变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必须积极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从马克思的观点可以看出，影响人们思想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基础的制约，要想改变这一状态必须改变当下失地农民的经济状态。权利、自由、平等的现代法治思想是在较高生产力水平上建立起来的，培养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首先要加大农村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提高失地农民的经济地位，如此，才能为培养失地法律意识形成理性维权的思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加大普法教育力度，优化法律服务体系。失地农民是农民中的特殊群体，既具有农民的一般属性，同时又有农民失地的特殊性。针对失地农民身份的二重性，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服务体系。
首先，就农民的一般属性而言，农村教育发展可为农民法律意识培养提供丰富文化基础，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途径。“农村是社会的基础，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而改造广大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5]中国有9亿多农民，农村教育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全局性作用。但是“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总量问题，也就是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与城市形成很大反差。”[5]，所以为了培育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需要从改善农村教育办学条件优化教育资源方面抓起，为农民吸收新知识及贯彻民主和法治扫除制度性障碍。只有农民的文化水平再上新台阶，农民文化素质才能得到全面提高，才能生发对法律文化的需求，引起农民在法律层面的觉醒，农民的法律意识才能达至新的水平。但是抓好农村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非一日之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其次，就失地农民的特殊性而言，失地农民是一个特殊群体，是社会上极不安定的因素，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潜在威胁，提升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当下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为此，应优化以下法律服务：第一，加大普法宣传工作，创新普法宣传形式。普法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要真正让法律知识进入失地农民头脑，使他们从传统的“人治”思想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创新普法教育形式，就要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优势，要根据不同地区失地农民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农民实际的普法计划，特别是通过大学生村官自身的领悟把例如《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晦涩难懂的法律知识从抽象转换成农民能够理解的简单易懂的法律知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就与失地农民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暂行条例、司法解释等进行搜集整理，组织法律知识宣传小组或团队，用通俗易通的语言形象地描述出来，并结合当地新出现的一些实际案例，整理归纳，编写出专门的教材，有步骤、有秩序、有针对性地对失地农民进行普法教育，培养其理性思维。第二，有针对性地定期开展有关失地农民的法律讲堂和咨询服务。要结合实际案例定期做专门的法律讲堂，用农民生活中的实际案例，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特别要针对当事人在征地拆迁行为中如何判断利益损失，如何维权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如对合法征地拆迁所致损失运用行政补偿进行维权；而对违法征地拆迁所致损失则需要选择程序法中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有效维权，以最大可能挽回损失。要对当事人维权方式加以引导，避免极端维权，要选择理性维权走法律途径。同时设立专门的法律咨询服务站，以方便及时地解决失地农民在维权过程中就有关法律事务问题的问询，化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第三，加大对失地农民的法律援助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以促进司法资源均等化发展。针对诉讼费用较高，诉讼时间较长这一问题，应加大对失地农民法律援助的力度。要最大限度地为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减免法律服务费用，只有诉讼成本越来越低，失地农民才会更主动选择法律途径进行维权。同时，政府良好的政策支持有利于增强失地农民的诉讼意识，政府可以设立专门部门对农村现有的法律资源进行整合，对当地失地农民法律援助的需求进行统计，并制定出经费预算，给予适度财政拨款，以确保法律援助的顺利进行。
3加快完善有关失地农民的法律法规。促进农村法律文化发展，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是前提，要根据失地农民的现实需要制定出更加完备的科学的法律和制度，排除权责不分，规定模糊的语言，使失地农民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核心，加强司法体制改革，司法公正是法律信任的重要保证，坚决杜绝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随意性，避免滋生腐败行为，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增加失地农民对法律的信任感。“执法必严”是关键，确保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公平、公正。“违法必究”是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和集体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树立法律权威。要通过完善和健全农村法律体系制定出适合失地农民的一系列具有可操性的法律法规，让失地农民看到希望，使他们的诉求理性的有步骤、有程序地表达出来。
三、小结
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当前农村中因利益失衡而起的社会矛盾中，失地农民引起的社会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这一矛盾能否顺利解决，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关系到城乡一体化体制建设能否顺利推进。培养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农村稳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群众基础。同时，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农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培养有利于失地农民对法律文化的传播，对顺利推进农村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失地农民法律意识觉醒是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只有努力为失地农民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促进失地农民对法律的信任，培养失地农民的法律诉讼意识，才能为农村现代化发展造就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