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5-0066-06
生态哲学思想在西方学术界已有多年的发展，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关怀，到弱人类中心主义语境中的可持续发展，再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共经历了三次研究范式的转变。前两种研究范式把理论立基于伦理关怀与价值观重构，虽然在观念上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缓解工具理性支配下对自然的压力，但这两种理论都忽视了特定生产关系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完全不同的理论路径，把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破坏性本质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彰显了它的现实关注与实践品质。
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非人类中心主义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动物权利/解放论、生命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动物权利/解放论主张动物与人一样拥有“天赋价值” ，认为这种价值赋予它们与人平等的道德权利， [1]因此“动物解放是人类解放事业的继续”，[2]只有同等地尊重动物的利益，才能真正实现自由与平等。生命中心论进一步拓展了动物权利/解放论的道德视野，使道德关怀的范围涵盖了所有的生命。他们认为伦理不仅与人，而且与动、植物等生物都有关，对生物的善良行为是伦理的天然要求，所以人应该敬畏生命、“尊重大自然” ，使所有的生命都获得同等的关心和照顾。生态中心论以生态整体论为基础，把伦理的对象推进到自然中一切存在物，认为应该把伦理学的道德规范从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扩展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把“道德关爱扩展到动物、植物、土地、水域和其他自然界的实体，并确认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3]生态中心论以“自我实现”与“生物圈平等”作为理论追求，主张扩大人的认知范围，把“自我”看作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把人的自我利益与大自然的整体利益融为一体，以此来实现“生物圈平等” ，他们相信“在生物圈中的所有事物都有一种生存与发展的平等权利，有一种在更大的自我实现的范围内，达到他们自己的个体伸张和自我实现的形式的平等权利。”[4]
作为经典的生态观，非人类中心主义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为消解工具理性支配下对自然的滥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把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生态哲学奠定了理论基调。但它本身也具有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首先，非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之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失误。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视阈内，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绝对主体，自然只是人类发展所需的客体，因而只具有工具价值，这种价值观主导了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无序开发与利用，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如此认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工业社会中把自然当作“资源库”加以大肆劫掠的意识基础。但从根本上说，这种认识以抽象的伦理价值观来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现实的历史关系，没能正确认识到任何价值观的形成和流行都要受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生产方式制约，从而“忽视了社会思想与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 ，[5]割裂了生态危机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联系。其次，为了改变自然“悲惨的命运” ，非人类中心主义赋予自然以权利和价值。但是对于自然界何以能够具有权利意识，如何能够体现其内在价值，并进而成为自主性的道德主体等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缺乏必要的理论论证，往往是归之于直觉，认为这些是人们在直觉上应该清楚明白的价值公理。这种依赖直觉与先验伦理观念来确证自然权利与价值的方法，必然会陷入神秘主义与相对主义，忽视生态危机深化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全球扩张同步这一基本现实。[6]最后，非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人与自然具有同等权利与价值的思想是对近代以来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质疑与反思。但是把人降格为与自然同等地位的存在物、凸显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实际上仍延续了自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并且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反人类中心主义话语下实际上是反人道主义，剥夺了人主体性的尊严。同时，正如佩珀所说，非人类中心主义“缺乏对现代大规模技术的信任” ，“憎恨物质主义” ，明确反对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希望建立一种“小的就是好的”社会。[7]这种明显具有后现代意味的价值追求无疑是要剥夺人类自身发展的权利。
总体来看，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生态伦理观，主要依据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以及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把自然界看作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统一性和客观实在性。非人类中心主义普遍认为，自然界并非孤立事物的集合，也不是等级森然的“食物链”的抽象递进，而是具有唯一性的“实体” 。构成实体的每一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都属于整体，都有不可替代的伦理价值。因此，自然是一种无中心的存在，人与自然只构成一种“共生”关系，不应遵循支配与被支配、利用与被利用的工具理性。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要求重建伦理学，坚持把伦理的主体与道德的对象推衍到整个自然界，强调非人存在具有固有的、不因人类的需要而改变的“内在价值” ，以及按照自身规律存在下去的权利，并试图通过扩展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来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显然超越了生态危机的现实社会基础，忽略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全球进行生态掠夺的事实，也因此忽略了资本主义在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时应负的主要责任，实质上起到了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效果。同时，该理论所具有的后现代倾向，也决定了他们所追求的“生物圈平等”要以牺牲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代价，是一种缺乏实践基础的生态哲学思想。因此依据这一理论很难有效地在现有生产关系中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地解决生态危机，建构绿色文明与生态社会。 二、弱人类中心主义语境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针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建构，W.H.墨迪、B.G.诺顿等人进行了理论回应，并发展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新形态――弱人类中心主义（也称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这一理论认为，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并没有错，生态运动的展开不可能远离人类。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真实的自然界中，任何物种的存在都要以自己或者它们种类的生存为目的，竞争的残酷性决定了一个物种如果完全以其他物种为目的，就不能存在。所谓“人类中心就是说人类被评价得比自然界其他事物有更高的价值”，正如“蜘蛛一定会把蜘蛛评价得比自然界其它事物都高一样”。[8]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中心主义是符合人类生存需要的理论。另一方面，既然任何物种的存在都要以自身利益为中心，那么所谓的环境保护就必然要维护人类的利益，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环境保护运动就失去了持续下去的动力而最终走向失败。当然，他们也认识到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合理之处，比如它的排他性、唯一性等。基于此，诺顿把人类中心主义区分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与“弱式人类中心主义” ，指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看作是具有自在目的的最高存在物，其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都应得到满足；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则会对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在认可人对自然责任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评价后满足人们的利益和需求。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应该发展弱式人类中心主义，而抛弃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它“只以人的直接需要、当前利益为导向，从根本上放弃了人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9] 。
尽管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兼顾自然利益的基础上追求人类的整体与长远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社会、生态三者协同发展的观念，但这一理论自身依然存在问题。第一，弱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尽管这一诉求具有伦理的积极性，但因缺乏对社会制度内在矛盾运动的分析，“因而表现出历史必然性不充分的缺陷”。[10]这种力图在现有社会制度内通过价值观的改变来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尝试，无法解决价值的普世性与资本追逐利润的利己性之间的冲突，不能克服由于资本的需要所造成的对自然的控制与利用，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生态危机。第二，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的人类整体利益缺乏现实的落脚点。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自身的扩张需求，不断加重对欠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剥削与资源掠夺，这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使其发展权与环境权长期不能得到有效地伸张。[11]并且，就发达国家内部来说，虽然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但是阶级的差异仍将长期存在，特别是随着金融资本垄断地位的不断巩固，资本与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这拉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距离，使二者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可能日渐趋于虚无。种种现实表明，在当今资本主义的强力统治结构中，“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仍然缺乏必要的基础，理想化的价值追求并不能帮助建立起基于实践要求的生态文明理论。第三，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通过保障后代人的利益来建立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对于后代人利益的界定却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困难。一方面，后代人是居于“场外”的虚无状态的人，他们并不生活在当下，徒有“利益”之名，而无“利益”之实。这就决定了对后代人利益的保护往往流于宣言与口号，而很难在现实中得到落实。另一方面，站在时间的立场上，后代人是遥远未来的人，他们的利益永远会以“将来时”的面目出现，这就为当下的非理性发展和对生态的破坏保留了无限的时间可能性。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弱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广为流传以来，已过去三十多年，当时的“后代人”已经成长，但是生态危机更显严重，可持续发展遥遥无期，这一代人的生态与发展利益较之以前不但没得到保障，反而更加被压抑。这些因素都表明，如何确定以及保证后代人的利益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难题。
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相比，弱人类中心主义脱离了生态原教旨主义的羁绊，仍强调了人的核心地位，坚持人的利益应高于其它物种。但同时它又突出了“人”这一概念类的性质，提出应把人类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而非个人或群体的特殊利益、眼前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导向和价值目标，所以诺顿会说，“我们之所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负有道德责任，主要就源于我们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以及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 。因此弱人类中心主义既关注如何与同时代人公正分配、处置自然资源，也思考“如何从上一代手里继承和向下一代手里移交良性发展的自然环境资源的问题。”[9]这一理论主张最终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生态观的基础，并经1991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签署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而广为流传。虽然积极主张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共同发展，但弱人类中心主义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即没能看到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建构的全球生产体系之间的必然联系，同时也没能深入到社会内部去探寻自然资源在占有与分配上所体现出来的公正性追求，因此弱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可持续发展”观从现实性上来说依然难以实现，难以为生态危机的解决及生态社会的建立提供科学的支撑。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路径
“非人类中心主义”与“弱人类中心主义”共同的不足之处在于没能更进一步揭示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中断的原因是由特定社会关系决定的，因此不能理解生态危机“本质上表征的实际上是人们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危机”。[6]这就是说，生态危机的解决，必须从社会实践分析入手，通过调整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变革特定的社会制度来缓解社会对自然的压力，实现社会、人、自然的和谐共存，而这一研究思路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入手，强调了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其相关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本性的批判。为了持续获取利润，资本主义生产需要不断“舍弃那些过时陈旧的生产工具（机器、建筑物等等），代之以效率更高、功能更强的新生产工具”来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12]这样做无疑会增加资本的积累，但却给生态带来了致命的伤害。因为生产的扩大同时也意味着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而资本主义对利润最大化的根本追求决定了它“不可能按照生态的原则进行生产” ，从而必然会造成生产条件的破坏。奥康纳将此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导致了生态危机，并最终构成资本主义崩溃的直接原因。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通过损害或破坏，而不是再生产其自身的条件，而具有自我毁灭的力量。”[13]我们知道，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促使资本主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层面上不断进行着自我整合，从而使其日趋理性，并不断增强着积累的能力。但这种自我扩张的体系必将受到资源有限性的制约，当自然界无法满足资本自我运作的要求时，其结果就是生产的外部自然条件受到侵蚀与破坏，从而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的出现又会引发资本各要素成本的提高，使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因此，资本主义是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相互交织的双重危机体系，其不可持续性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生态上――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才是晚期资本主义无法绕过的“沼泽地”。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进行分析，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本质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它摆脱了生态危机的伦理解释与简单的价值观溯源，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把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考察，分析了资本主义以利润追求为导向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反生态倾向，这为解决生态危机，建构生态可持续社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视角，正如本?阿格尔所指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恰恰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14] 第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非理性使用进行批判。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技术可以分为“硬技术”与“软技术”。硬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交织在一起”，“打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印记”，它为资本服务，是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工具。这类技术的最大特点是：集中在资本家手中，一切以效率的提高与资本的增殖为目的，以对自然的统治与掠夺作为利润最大化的主要手段，因此会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软技术是指“小规模的分散化技术”，诸如太阳能、风能等。与硬技术相比，软技术因其分散性、规模小、可循环使用等特点而难以被资本所垄断，所以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对自然的伤害更小。[12]（117）当然，把技术区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这一观点并不影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的基本话语逻辑，因为他们并不是抽象地谈论技术的作用， 而是把对技术的考察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组织结构联系起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技术无疑是生产力的促进力量，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因遵循积累的原则而异化为资本获利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技术的使用从来都不是以生态为原则的，它始终是以生产成本、销售额以及利润的高低作为选择的依据。因此“与资本在工厂中对技术的那种配置和运用方式――目的是为了控制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及利润――相比，也许技术本身不应受到更多的指责”，对自然的盘剥的根源“在于劳动关系的资本主义本性，而不在于技术。”[13]（327）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普遍受技术所控制，其原因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赋予技术此种能力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使得自然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条件发生退化”。[13]（331）因此，不能把生态危机归因于技术本身，是资本主义在增长与积累的逻辑下对技术的非理性使用，才使技术与生态破坏因为对利润的追求而被同构。
第三，对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文化进行批判。本?阿格尔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被伪装成幸福的源泉，对物的占有被宣传为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拥有，这样，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就无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人的真正需要，而只专注于满足占有物的无限欲望。一方面，这种欲望是资本主义劳动方式所制造出来的畸形的自由追求，是在工作中失去自我的“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4]（494）――消费成了人逃避现实痛苦与不幸的“避难所” 。另一方面，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面在于，对消费欲望的刺激，是扩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精神动力。资本主义为了维护其存在的合法性，并保持扩大再生产的增长趋势，不断改善无产阶级的待遇及福利标准，但同时又通过多种手段刺激与操纵民众的消费，诱使人们把消费的满足当作人的本质需要的满足，以此促进资本主义的生产随着消费需求的增长而不断扩张。这样，对消费需求的不断强化就日益转变为一种“异化消费观” ，并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有效工具。通过对消费观念的不断强化，失去劳动自由的工人逐渐把消费当作逃避异化现实的主要手段，他们在“劳动―闲暇二元结构”中日渐“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并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 ，工人的力量被削弱了，他们变成了为满足消费而劳动的“挣工资的人”， [14]（493）耽于闲暇的生活而无心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同时，畸形的消费观使整个社会把需要的满足建立在源源不断的商品生产上，这在强化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同时，必然会对已经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更大的破坏。因此，生态危机的消除必须首先要确证劳动是人的自由与自觉活动和本质的体现，而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而获取财富的行为。只有使人们“从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而不是从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无止境的消费中得到满足”，[14]（488）才能把解决生态危机与变革社会的阶级运动结合起来，最终实现一种可持续的社会制度。
第四，寻求生态危机的政治解决路径。既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那么，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就要突破制度的限制，寻求一种替代性的社会方案。赖斯指出，要打破资本主义所建构的“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模式，必须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个人对庞大工业经济结构的依赖，改善人们集中于能源密集型城市的生活状况，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 ，通过有意识的舍弃集中生产的某种值得怀疑的效益，把人们对幸福的体验引向劳动过程而不是消费活动，为人们自由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创造富有吸引力的多种满足方式。[15]奥康纳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把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推动一种新的民主的、生态合理的，并且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公平的生活方式。” [13]（476）也就是说，要把生态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共同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权力关系，通过反抗资本的全球化以及由资本造成的不公正的国际分工与生产结构，实现一种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当然，这一运动的胜利必须依靠坚定的革命主体。由于20世纪中叶以后工人的阶级与革命意识在资本主义物化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控制下不断消散，一些左派学者在讨论革命主体问题时会表现出一定的悲观情绪与空想主义色彩，比如高兹就曾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寄于“非阶级”身上，认为“工业无产阶级的作用将由一个新的非阶级或后无产阶级――这是一个包括从体力、智力工作中被排挤出的和被部分雇佣或没有工作保证的跨范围的阶级――所取代。” [12]（8）但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坚信工人阶级依然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认为无产阶级与新社会运动（包括生态运动）的结合，将会作为一种潜在的阶级斗争有力地推动社会变革。 [7]（250）福斯特更是直接把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寄希望于绿色运动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合作，希望通过激进的生态―社会革命破除以牺牲人与自然为代价的资本统治结构，建立新型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总体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生态危机的政治解放路径在于建立一种以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手段，以生态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以满足人的全面需要为目标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强调人类自由的实现必须包含人与自然历史的统一的维度，要在认识自然规律有其限制性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对自然的滥用，以基层民众与工人阶级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决策的方式实现生产者以联合起来的形式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化的重新占有。 结 语
对资本主义制度、技术的非理性使用、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以及生态危机的政治解放路径设想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通过这四个方面的论域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生态哲学思想具有本质的不同。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揭示生态危机根源及其本质时与传统生态哲学理论不同。传统生态哲学思想主要从伦理与价值观的角度分析生态危机的产生，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着重从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视角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并进而把对生态危机的解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结合起来，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第二，在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选择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生态哲学不同。对于传统生态哲学理论来说，主要是通过扩大伦理关怀的外延或者是寄希望于调整人们的价值观来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强调生态伦理观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加强调通过社会制度变革的途径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并进而提出了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生态政治解放战略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设想，这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克服了传统绿色理论过于空泛的道德说教的缺陷，赋予了生态学理论以变革现实的品性，从而使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更加契合。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发展的原则。传统生态哲学思想或多或少都会把生态危机的产生看作是现代性的结果，并进而把技术的进步看作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从而把反技术、反发展看作是生态文明的主要构成。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进步的原则，它并不反对技术本身，而是坚持批判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以及异化的消费观念，认为正是资本主义“高度重视谋利以及与此相随的效率、物欲、经济增长等价值观”才激发了技术服务于这些价值观，并最终导致了毁损地球的实践，[16]生态学运动的目的不是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而是要以人对自然的集体控制与民主化来使社会发展既符合大多数人的真正需求也符合生态可持续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