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
人力资本不同于劳动力，更强调劳动力的质量，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态，是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两种作用机制：卢卡斯式与尼尔森―费尔普斯式，前者将人力资本作为生产中的直接投入要素，而后者认为人力资本通过“技术进步”这一中介，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
Kastrissianakis（2006）指出人力资本不仅仅是就业和产业政策的关键，也是提高物质资本收益率的投资。Mankiw（1992）得出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约为1/3。Marta Cristina（2001）发现人力资本通过技术模仿促进经济增长。刘智勇（2008）[1]把人力资本按教育程度不同分类探究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认为人力资本通过“技术进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二）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
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始于“双缺口”模型。该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面临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引进FDI可以得到弥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学术界认为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的框架，假设技术进步外生，FDI增加一国的资本存量，提高人均资本水平，进而提高本国的投资率，最终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其二是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考察开放条件下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影响经济的方式。FDI需要与人力资本相结合，通过溢出效应加快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三）人力资本与FDI的相关研究
杨俊（2007）[2]运用门槛效应分析方法得出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有效模仿的临界值为受中等教育以上年限在2.9～3.6年之间。薄文广（2007）[3]的研究发现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FDI对技术创新将发挥积极影响。高彩梅（2014）[4]认为力资本与地区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各地区只有跨越相应的人力资本水平和FDI门槛值，人力资本效应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并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人力资本、FDI与经济增长均存在密切关系，但国内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力资本或FDI单方面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本、FDI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的作用，忽略了人力资本与FDI对经济的联合作用以及两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运用联立方程模型来探究人力资本、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究人力资本与FDI之间的联系。
二、人力资本、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的选定和经济含义说明
本文探究人力资本、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建立以下联立方程组：
lnYit=α0+α1lnLit+α2lnKit+α3lnFDIit+ε1it （1）
lnFDIit=β0+β1lnYit-1+β2lnOPENit+β3lnLit+ε2it （2）
lnLit=γ0+γ1lnOPENit+γ2lneduit+γ3lnurit+ε3it （3）
Yit为经济增长，用GDP来表示，Kit为资本存量，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来度量，Lit为人力资本，FDIit为外商直接投资，OPENit为贸易开放度，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度量。eduit为人均受教育年限，urit为城市化水平，用各省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yit为人均GDP。
方程（1）是经济增长方程。将传统的资本存量细分为国内资本存量K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FDI。
方程（2）是FDI规模方程。以Yi，t-1反映市场容量，市场容量越大越能吸引FDI；一个地区贸易开放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国外资本在该地区的投资；李金昌（2009）[5]认为FDI需要与人力资本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方程中引入Yi，t-1、OPENi，t、Li，t。
方程（3）是人力资本存量方程。贸易开放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对人力资本起作用；城市化引致的资本、人口的集聚为生产提供了人力与资本支持。故方程中引入OPENi，t、eduit、urit。
（二）模型的识别
将上述联立方程组转化成一个完备的结构式模型可以写成
其中，X0为常数项，结构参数矩阵为BΓ。
利用秩条件和阶条件进行识别，结果显示三个结构方程均为过度识别，即有多组结构参数估计值。综上所述，该联立方程组可以识别。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使用1997-2010年间中国26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由于河北、西藏、福建、陕西、广东存在数据缺失问题，故将其剔除。
本文对人力资本的核算方法参考彭国华（2005）[6]，将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平均受教育年数hi分别定为1.5、6、3、3、3.5年，以此计算出各省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引用Psacharopoulos et al.（2004）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教育回报率Hi在小学教育阶段为0.18，中学教育阶段为0.134，高等教育阶段为0.151，它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比较接近。
平均受教育年限限：Ei=Σπi*hi （四）计量结果分析
GMM法对随机扰动项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处理较合理，参数估计值相对更稳健，故本文采用GMM法。
经检验，原方程组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剔除部分产生共线性的变量。城市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对外贸易对人力资本的溢出作用，故在方程（3）引入对外贸易与城市化水平的交叉项，计量结果如表1所示。
方程（1）的计量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正向且显著。检验中发现lnKit与lnFDIit的相关系数较高，剔除lnKit后，lnFDIit的系数显著增大，说明FDI通过资本积累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FDI增加了地区的资本存量，提高了人均资本水平，最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方程（2）的计量结果表明，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能吸引FDI，而地区的人力资本也能有效的吸收FDI。但根据刘厚俊（2006）[7]的研究结果，中国存在吸收FDI效应的人力资本门槛，高于这个门槛的地区才能吸收到FDI效应。
从方程（3）的计量结果可知，一个地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对人力资本的质量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其系数为79.7。城市化水平、对外贸易程度单独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较小，但其交叉项是提高地区人力资本规模的重要因素，原因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加大对外贸易的程度，能有效地吸收人力资本。
三、结语
经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第一，FDI通过资本积累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一方面FDI增加了地区的资本存量，提高了人均资本水平；另一方面，FDI带来的资本技术与人力资本相结合，劳动力通过模仿和学习，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第二，FDI的规模受到地区贸易开放程度的影响，其系数为1.94。第三，一个地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对该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的影响较大，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贸易开放度相结合，共同影响其人力资本水平。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扩大贸易开放程度，加大对FDI的引入，但坚决抑制污染性外资的进入，有区别地选择引进外资的政策；二是巩固和加强贸易开放的程度，引进国外技术密集型产品，有利于贸易开放通过间接效应影响人力资本水平；三是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重视高层次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培养；四是推进城市化发展的同时，注重并改变城市发展模式，使得城市化发展能发挥推动人力资本增长的作用，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