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6-0307-03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一场政治传播运动，成绩显著，深得人心，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抗战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干部和群众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日后推进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化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政治传播是一定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实施的一种活动和手段，其不仅服务于政治，同时也“负载”着政治[1]。具体来说，政治传播指的是政治传播者通过多渠道、多媒体、多符号对政治信息进行传播，以推动政治发展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和行为的一种对策[1]。政治传播形式是指政治传播者进行传播活动时所采用的作用于受众的具体方式，如口头传播形式、文字传播形式、图像传播形式和综合传播形式等。抗战时期，毛泽东运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对政治进行传播，较常见的传播形式包括出版报刊杂志、表演戏剧（样板戏）、张贴宣传标语、播出广播、播放露天电影、发放语录式小宣传册、进行政治演说、编写传唱政治歌谣等。通过形式多样的政治传播，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可能，政治传播的重要作用也得以体现。
一、毛泽东政治传播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
（一）报刊出版及广播电台的创办
抗战时期，报刊杂志承担了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政治传播使命，利用报刊杂志传递政治信息，以此推动和开展中心工作。这期间，中央党报委员会发行了《共产党人》《新中华报》等报刊，为党的政治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对《解放日报》进行了亲自指导，并为报刊撰稿宣传，共计67篇，仅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社论就达8篇之多[2]。毛泽东希望通过多种形式让老百姓接受中央的政治理念，因此在办报创刊方面，提倡善于对典型事件进行报道，以此来说服并引导群众。“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头条连续刊登了劳动模范吴满有的事迹报道《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吴满有成为边区军民敬仰的大生产运动英雄，向吴满有学习极大地鼓舞了边区群众的劳动积极性。”[3]政治传播绝不是单向的思想灌输，而是双向的互动，因此毛泽东认为报刊不仅需要专业队伍来创办发行，更需要群众的积极参与，集群力为报刊建言献策，使报刊能够反映群众的真实生活。在编辑报刊中，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政治传播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重要体现。“1940年又建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各抗日根据地及白区播发中共中央文件、重要报刊社论等，后又成立英文广播部，对海外播发电讯稿。”[4]这也使得政治传播的受众不仅局限于国内，也让国外政府及其民众更直观的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中国共产党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二）创办学会和研究小组
为了使中共政治传播取得更好的交流效果，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起并成立了“新哲学会”，由艾思奇和何思敬主持。“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研究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和六大以来的决议。”[5]学会和研究小组的创办，使得中共政治传播有了更好的交流平台，能够听取更多仁人志士的意见，在发挥主动性及创造性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撰写文章
通过撰写文章也能够取得较好的政治传播效果。所撰写的文章要符合以下几点要求，首先，叙事内容需直观具体，语言做到言简意赅，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更好的接受政治意图。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希望文章的撰写应当“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不要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6]。其次，撰写文章也需具有较强的选择性，能突出重点，与老百姓普遍认可的行为、态度和信仰相符合的文章才更能被接受，“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政治传播也是最无用的。“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6]切忌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著作的照搬照抄。最后，在写作过程中，对于文字的形容、语言的表达、逻辑的整合都需要特别注意。“用字太硬，用法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意看下去”[7]。文章只有避免了这些问题，才有可能使通过撰写文章达到政治传播的目的最终实现。
（四）兴办学校
抗战期间，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行政学院、军事学校、民族学院等20余所学校。就其办学目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6] 1945年毛泽东再次指出：“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6] 学校的兴办，使得政治传播有了较为正规的场所，系统化理论化的传播方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朝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
（五）识字运动的广泛开展
为了使人民群众能够读懂党报党刊，理解党中央的政治意图，顺利开展民族民主革命的教育，“在各村各乡小学校内或小学校外，建立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文化教育活动的中心。开办各种民众学校、夜校、识字班（女子可同男子分开，上课应在白天），组织各种识字组、大众黑板报、读报、演讲、娱乐体育、戏剧等一切适合于民众的需要及为民众所喜欢参加的活动。”[8]识字运动的广泛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老百姓只有在识字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更好的接收党的政治思想，有利于扩大党的政治传播的受众范围。 （六）音乐、戏剧、美术等方面的传播
寓教于乐是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一种政治传播方法，以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递政治信息、政治观念，往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937年底，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延安成立，随后边区音协、边区剧协、边区美协等协会也相继成立，延安诗歌会、山脉文学社、战歌社、大众读物社、边区诗歌总会等文学社团，以及一些剧团、剧社、乐团、合唱团等文艺演出团体也为政治传播提供了更大的宣传空间。直到1940年，戏剧运动已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1944年《白毛女》的风靡，让党中央看到了戏剧在传播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同时，歌咏活动也在根据地生根开花，据统计到1939年，大众化的革命歌曲创造就超过了300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就是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以及《黄河大合唱》。延安的秧歌运动在这一时期也颇受老百姓欢迎，《兄妹开荒》及《牛永贵受伤》等都是其中代表。在抗战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文艺方面的创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6]思想的宣传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崭新文艺的感召下，广大群众自觉高举马克思主义理想旗帜，投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4]
（七）策划政治演讲
政治演讲由于其特殊的煽动性常常被政治家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其氛围和声势是其他传播形式所无法达到的，能在听众中间产生许多共鸣。抗战时期，毛泽东在纪念大会、开学和毕业典礼以及座谈会等场合发表的政治演讲，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政治传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较为著名的有1938年3月3日，毛泽东的陕北公学第6～10队毕业同学发表的《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1942年5月2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政治思想在这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保障。
二、毛泽东政治传播极具个人特色的语言形式
在抗战时期，毛泽东以其鲜明的语言特色为政治的传播做出了极大贡献。生动通俗的语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成语典故等的大量引用，富有趣味的比喻，都让政治传播不再那么刻板无趣，这种极具个人特色的语言形式符合当时政治传播的大环境，直至今日这种语言艺术仍值得借鉴。
（一）语言通俗，表述大众化
由于抗战时期大部分群众文化水平有限，因此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是向人民群众表达政治意图中非常必要的语言技巧。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批判少数党员做事盲目，粗枝大叶，在缺乏调查研究的前提上夸夸其谈，如同“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6] 一般。用通俗的语言，使得人民群众能够更加直观的了解想要表达的意思。又如在提到个人主义及宗派主义时，毛泽东曾说过，为了闹独立性，“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6]再比如毛泽东曾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用中国的俗话老话“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等，来表达“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6]这一观点，反对言之无物的空谈，写了长篇大论，到最后也不知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真可谓“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6]。
（二）古今结合，风格中国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毛泽东同志又是在传统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革命人士，因此在政治传播中将中国文化运用其中，也是毛泽东语言的一大特点。他曾经运用一副很有名的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6]来描述那些主观主义者，讽刺其只知夸夸其谈，却不能够老实做学问，“华而不实，脆而不坚。” [6] 再比如谈到教条主义时，毛泽东将“的”比作中国革命，将“矢”比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认为对待教条主义错误，应作到“有的放矢”，实事求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6]。在讲到如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时，毛泽东提到应“惩前毖后”，“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的好些。”[6] “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切不可“对牛弹琴”[6]。同样还是运用成语俚语来对党八股现象进行揭露。
（三）比喻形象，形容趣味化
形象的比喻，往往会给语言增添许多魅力，而毛泽东在这方面深谙其道，彰显其语言大师的风范。在谈到反对主观主义、宣传唯物主义时，他这样描述道：“这些东西好像日货，因为只有我们的敌人愿意我们保存这些坏东西，使我们继续受蒙蔽，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货一样。”[6] 在这里，毛泽东将主观主义比作应当受抵制的“日货”，是应当去除的“坏东西”。在谈到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时，使用“治病救人”这一俗语，认为“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6]，在对待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毛病同样也应该如此。在批评一些党员平时写文章做演说时，说道：“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学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的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6]运用生动的比喻使有党八股倾向的党员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改正。在批判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时，毛泽东用“甲乙丙丁，开中药铺”[6]来形容那些没有真切内容，只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就下结论去解决问题，却不深入了解其内部联系，不根据实际情况来对症下药，这样是万万要不得的。而当说到那些没有责任心、写文章做演说随随便便的人，毛泽东说：“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6]仔细品味这些经典的比喻，却也让人回味其中。
纵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敌后根据地所发起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传播运动，可以说正是这些运动促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群众中广泛普及，为广大民众所认可，影响和教育了人民群众，也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值得现今执政党的学习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