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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下我国发展的依附问题

  一、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作用
  以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际经济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基础。马克思并没有完成有关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的系统论著。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已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的大量论述,列宁、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国际经济理论。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国际分工与世界经济体系。(2)国际价值、国际贸易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政策。(3)资本输出1。
  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继承了马克思国际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并创建出了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依附论是由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学者提出的,该理论主要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这些学者们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不平衡发展的,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中心―外围”的依附结构,发达国家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是这一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心的发达国家存在着经济和政治依附关系。
  马克思主义和拉美经委会主义是依附论两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多斯桑托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的有关分析,为探讨殖民问题开辟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领域,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基础”。毛泽东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革命性质的辩证分析,不仅“在中国证明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也反映了不发达国家“极为深刻的一个特点”。因此,“毛泽东对不发达和依附理论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2
  二、我国发展存在的依附问题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也无可避免的遇到了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的问题,即处在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一外围”结构中。在这种体系中,经济上,西方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中获得了大部分的利润;政治上,西方国家居于主导地位,在各种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权力;文化上,西方拥有强势的以自由主义为主的文化统治地位。总之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就一种“依附”关系,“依附”是对二者之间关系最准确的描述。依附论者所开出的药方最主要特点是走以进口替代为主的“脱钩”路径成效并不理想,而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融入”战略而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可在“融入”中采取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从而实现现代化。这同时也说明“依附”与“发展”并不是完全的二元对立,相反在依附中,只要实行正确的、切实可行的国家发展战略,也可以获得发展中的红利,在发展中逐步实现资本积累、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从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此“脱钩”战略未必可取。
  一般而言,“依赖指的是为外力所支配或受其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简而言之,相互依赖即彼此相依赖。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特征的情形。这些影响往往源自国际交往一一跨越国际的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流动”3 。但这种相互依附、依赖或依存的各方之间,由于各方对对方所拥有资源的获取渠道以及所需程度不同,所以各方之间的依附程度也不同,因此,在相互依附、依存中,大多是不对称性依附和依存。
  比如中美之间存在着相互依附和依存,但中国商品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附性更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失去美国,中国商品在西方国家的市场就会极度缩小,而美国离开中国商品,却可以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商品中寻找替代品。中美之间这种非对称性依附关系可以使美国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这也是中美贸易摩擦时大多是中国做出让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这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变化过程中,依附一方在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后可以变被动为主动4。
  三、政策建议
  面对这一困境,我国应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经济建设,同时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国际战略。
  第一,我国应以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为国际战略的目标。世界体系的“中心”在世界经济的分工中处于最上层,其技术的先进性处于世界技术结构分层的最高层,其社会结构也是最先进和开放的,世界体系的“中心”既包括高度发达的大国,也包括高度发达的中小国家。我国应以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作为基本的战略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一方面我们应提升自己在国际技术领域里的分工,争取达到先进国家水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升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使其达到中心国家的标准。所以,我们不仅要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而且要强化技术自主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积极介入国际经济合作。
  第二,中国应积极参与、利用和改造现有国际秩序。在全球化一体化的情况下,原本的“中心”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环境并没有改变。但由于中国的迅猛发展,中心国家也不得不重视中国这一日渐崛起的强大力量。当然,现有国际秩序存在着很多对中国不利的因素,中国只有参与和适用现有国际秩序才能获得更多的发言权。既然与世界体系“脱钩”的道路行不通,那么不参与进去也就不可能对其加以改造,参与的过程其实也是逐步改造现有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八国集团展开对话等举措都是明智之举。
  第三,中国应把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结合起来。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提供机遇的同时,其国家经济安全也面临着许多风险。经济民族主义的任务是减少依附性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结果则是各国的相互依存愈益深化。如何处理经济全球化趋势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处理的难题。对外开放是中国一项基本国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但中国应在开放的前提下以有效的举措规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1,加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越完善,它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就越多,同时也能抵御更多的经济风险。完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中国维护经济安全的首要任务。2,在开放市场的同时,注重增强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3,营造良好的公共环境。中国只有提高民主法治、公共行政和国民教育的水平,才能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强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
  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依附理论中,西方国家利用其有利的中心位置,在经济上剥削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经常干涉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和政治发展进程,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这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动荡与社会解构。总之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是综合的。国际社会的这种结构被依附论学者认为是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总根源。虽然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但却一直在为“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心区域而不断努力,解放后,中国首先完成了国内的整合,恢复了国内秩序;对外经过斗争和国内经济建设,取得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独立和主权的承认,此后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对外开放,终于取得了经济建设和国家社会发展,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如今,中国更应积极融入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以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为目标,以积极参与、利用和改革现有国际秩序为主要战略目的,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塑造者与领导者,担负起与中国身份相符的大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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