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古德纳曾经指出：在现代西方，“人文知识分子丧失了其排他性与市场特权地位……他们自视拥有的‘高雅’文化层次，与他们获得的较低的尊重、名誉、收入和社会权利之间的不协调。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在一个技术专家统治的工业社会里，变得比技术知识分子更加处于边缘地位，更加受到冷落”。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角色定位与理想的精神家园，大多数是围绕着“出仕”与“退隐”之间关系的主线展开。在“出仕”的角色定位中，有“官、权、名、利”等不同价值导向的追求;在“退隐”的角色定位中，有“真、假”之隐等价值导向的影响。
第一，学而优则仕。《论语?子路》中曾经有记载，子贡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儒家强调的是一种“出仕”哲学，知识分子应当拥有远大的抱负和志向，应当是以投身治学、提升道德修养为己任和以“出仕”为最终目的的。正如《论语?泰伯》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作为知识分子，应知“任重而道远”。在先秦时期乃至其后的整个中华古代文明发展历程之中，“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群体的角色定位与理想的精神家园，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强调报效祖国、奉献社会的价值理念。“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服从社会政治需要，就是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第二，正身担道义。荀子认为，知识分子群体应当要“正身担道义”。《荀子?尧问》中也曾经有记载：“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正身担道义”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使命，是先秦时期乃至其后整个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群体重要的行为准则和基本的价值取向，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相通的“法则”。正如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知识分子都应该为人所听闻，实际上应该激起辩论，可能的话更要挑起争议。完全的沉寂或完全的反叛都不可取。”
第三，克己守礼。荷兰斯宾诺莎曾经在《伦理学》第四部分的“序”中指出：“我把人在控制和克制情感上的软弱无力称为奴役。因为一个人为情感所支配，行为便没有自主之权，而受命运的宰割。在命运的控制之下，有时他虽明知什么对他是善，但往往被迫而偏去作恶事。”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深感其崇尚的政治原则、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为了在“坚守尊君”和“实现自我”矛盾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将自身的理想诉诸于“礼”的逻辑基础，并从中得出逻辑论证与精神解脱。在《论语?颜渊》中也有记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克己”的行为准则。在现实生活之中，“遵守礼法”更加强调的是一种自我节制，例如《论语?泰伯》中曾经指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思想。
第四，审时度势。儒家也同样注重“相时而动”的人生哲学，儒家学者大多数对外在政治环境非常敏感，时刻分析社会现实，“隐”的目的是“存身”以求“出仕”。在《论语?卫灵公》中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表述，对于“道”与“天”之间的冲突关系往往也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孟子?尽心上》中也曾经指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以“审时度势”的逻辑前提执着于对“道”的精神诉求，从而实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政治理想。正如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中指出的：“古往今来绝顶聪明的才子无不被迫离开自己的道路，超乎寻常的能人智士全都为了取得名声而甘心屈从时代的判断、众人的判断;因此，即或有些高级的思想出现在某处，也被流俗的见解立刻刮得一干二净。”
第五，离世异俗。“根据班达的定义，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他们是具有象征性的人物，其特征在于坚决远离现实的关注。”[6]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隐士”不乏其人，并形成了独特的隐士文化。先秦时期的“隐士”极多，对其的评论也错综复杂，众说纷纭。老子庄子等道教学派，崇尚自然，以“道”等理念作为行事基准。《庄子?刻意》中对“隐士”概括为：“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同时，先秦时期也有部分在隐逸之风推动下形成的附庸风雅的“假”隐士。正如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判假隐士时所描述的那样：“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
此外，法家和纵横家更加侧重于实践，以社会实践来不断调整自我认识。先秦时期的法家，主张变法与立法，以改革的方式来解决和处理社会矛盾。而“商鞅变法”等改革的失败，正是失之于长期历史沉淀所形成的巨大历史惯性，既得利益和旧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由于法家缺乏儒家审时度势的政治策略，因而制约和束缚了法家学说的革新与发展。
基金项目：2014年赣南医学院校级人文社会科学培育课题《中央苏区的知识分子群体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项目编号：RP201402）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