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教育人文观”与文化自觉
张岂之先生①是学术界公认的思想史家、史学家、哲学家，著述等身。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张岂之先生还对如何提升民族素质、如何达到社会文化自觉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并认为，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是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手段。[1]张先生认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张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即为大学通识教材，此外，张先生还发表了《传统文化与素质教育》、《对立耶？―体耶？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历史考察》、《论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特色》、《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评析》、《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与理论教育》、《关于教育人文观的思索》等文章，系统探讨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问题，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教育人文观”。②谢阳举教授认为，张岂之先生的“教育人文观”不仅包含了大学理念的纬度、文化的纬度、素质的纬度，其还将三者高度浓缩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集中展示了张岂之先生对大学素质教育、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独特运思。[2]98
其二，对社会进行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1992年张岂之先生创办并主编了《华夏文化》杂志，该刊物刊登了大量来自于社会的稿件，文章的作者或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者、或是退休乡村教师、或是普通的农民，有的文章对某地的名胜古迹进行了介绍，如：刘书通所写的《关于涂山位置的确认――全国五处涂山稽考》一文，③有的文章对传统的民俗进行了考订，如：姜吉林所写的《我国古代的媒妁及其称谓》一文，④有的文章则对古代文物进行了考释，如：黄林纳所写的《牛角形三彩孔雀杯》一文，⑤有的文章还对古文字进行了考证，如：邢千里所写的《从甲骨文“册”字说起》一文，⑥经过20余年的发展，《华夏文化》逐渐成为了在社会上宣传、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
如果说，在大学中倡扬中国传统文化彰显了张岂之先生的“教育人文观”，那么，在社会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将这种“教育人文观”的受众由大学生扩展到了普通民众，张岂之先生认为“传统文化是民族和国家、历史和文化的结晶。”[3]3而“人文精神”⑦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其主要由天人之学、有对之学、为人之学、会通之学、经世致用之学等构成。⑧张岂之先生进而指出，人文精神是文化的核心，标志着文化的发展方向。[4]所以，张先生认为，只有以大学生为中心，将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传播、发酵，才能达到“学术自觉”、“道德自觉”、“理性自觉”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1]
可见，张岂之先生所倡导的“教育人文观”是倡扬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手段，因为“教育人文观”是一种使人成为文明人的教育，[2]103它关注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所以，只有通过“教育人文观”才能使全社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职业、不同文化水平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达成“人文”层面的共识，进而去接纳它、学习它、吸收它，张先生的“教育人文观”将“教育”与“人文”合二为一，通过教育来传播人文知识，利用人文知识来深化教育，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心，其是实现文化自觉不可或缺的教育方法与理念。
二、兼和、守正、日新
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张岂之先生还非常执着于教育研究，特别是对人文学科研究生的教育研究，“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1978年被批准为专门史（中国思想史）硕士学位点，1984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点，1995年被批准为国家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5]221在三十多年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张岂之先生逐渐形成了诸多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
在2007年7月举行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张岂之先生做了题为《兼和?B守正?B日新》的主题发言，“兼和”、“守正”、“日新”既是张先生数十年学术研究的心得体会，又是其进行研究生教育的研究经验总结。⑨
“兼和”指应努力做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虚心吸收其他学科、其他学人的长处，形成自得之见。[6]张岂之先生在北大和清华求学期间，先后聆听过胡适、熊十力、朱光潜、石峻等著名学者的课程，诸先生的学识对张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先生曾感慨道：“这些老师身上有共同的一点：中西融合，古今会通。他们力求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精华融合起来，创造适合于时代需要的中国新文化。”[7]439张岂之先生同样将这种“兼和”的教育方法运用到实际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无论是课程的设置，还是论文的选题与写作，张先生都力图将“中西融会”、“会通古今”的原则贯穿其间。此外，在张岂之先生所开的硕、博研究生必读的书目中，就中国的典籍而言，既有《论语》、《孟子》这样的儒家经典，又有《老子》、《庄子》这样的道家经典，还有《坛经》、《肇论》这样的佛教经典；就西方的典籍而言，则有《西方哲学史》（罗素）、《小逻辑》、《论法的精神》、《德意志意识形态》、《正义论》等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著作。[5]171可见，张岂之先生将“兼和”原则运用到了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
虽然，张岂之先生提倡中西会通的研究方法，但是，张先生立足研究生培养的客观实际，并不主张研究生进行中西比较的研究，而是认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要为后续的中西比较研究打好基础。此外，张岂之先生还指出，在中西互通的过程中要坚持“自我”：“自我，即我们自己的某些基本思路、推论方法和名词术语；有这个‘主体’，才能有效地吸收域外的某些成果，使它们为我们所用。如果没有‘自我’，一味跟着别人跑，就有可能迷失‘自我’。自己有了‘主体’，将域外的见解经过消化而吸收，使得‘主体’更加丰满，这也许是最值得提倡的。”[8]2 “守正” 指做正派人，有正义感，追求实现社会公正，在学术上走正道，讲学术道德，自觉地树立优良学风。[6]张岂之先生将“守正”原则运用于研究生的培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做人，张先生指出：“所谓做人的教育，是指要做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要教育研究生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教师等等方面的关系。只有在‘做人’这一点上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有优良的政治素质，才能真正地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才能真正地搞好学术研究。”[9]张先生进而认为：“在文章里，在著作里应体现人品，有人品才有文品。”[5]31所以，“做人的教育”要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并且张先生将其放在了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首位。[9]
其二、做学问，如果说，“做人的教育”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那么，“做学问的教育”则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张岂之先生认为，要做好学问，首先，必须打好基础，其中既包括相关的学术基础和理论基础；还包括外语基础、文字基础、文献基础、逻辑基础；甚至包括一定的人生阅历。[10]74
其次，注重学术规范，张岂之先生认为，一种新的学术观点的提出，要看它所依据的史料是否是新发现的史料，对于已经普遍使用的史料是否从新角度去做比较切合历史实际的说明和解释；与前人在某一个问题研究上所达到的高度相比，是否有所进展；对已将发表过的研究成果是否有全面的审查。新的学术观点不能模仿，更不能抄袭他人的学术成果。[2]142
最后，高度重视毕业论文质量，张岂之先生视毕业论文质量为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博士论文，张岂之先生要求博士在撰写毕业论文时，要尽可能完整地、系统地阅读研究课题的原始资料，而且要编出资料长编。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类归纳，进而得出切合实际的学术观点。[9]在博士论文的审核和答辩环节，张岂之先生往往会邀请国内最一流的学者来进行博士论文的评审工作，如：邀请张立文教授来评审理学方面的论文；林家有教授来评审近代思想史方面的论文；龚书铎教授来评审史学理论方面的论文。[5]148而在论文答辩环节，张岂之先生不要求答辩委员做“集体讨论”，而是要求答辩委员根据博士生实际答辩情况来判定其是否通过，并指出，博士论文答辩全票通过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日新”指要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理念。[6]张岂之先生一再强调研究生要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要对最前沿的学术动态拥有敏锐的洞察力。[5]154
张先生同样将“日新”原则运用于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如：在指导关于先秦楚文化的博士论文时，张先生要求这位博士生关注最新出土的楚地文物。[5]103在指导关于近代学术史的博士论文时，张先生则要求博士生吸纳港、澳、台最新的研究成果。[5]42在指导关于明清海防的博士论文时，张先生更是要求博士生要借鉴以日本为主的最新海外研究成果。[5]85
不仅如此，虽然张岂之先生年近九旬，但先生扔坚持进行学术研究，除了论文与书籍的写作之外，张先生还利用课余时间，到全国各地的高校进行学术讲座，并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学术界分享。如：2013年10月张岂之先生在南京大学讲授了其对中国历史的相关研究成果；2014年4月张岂之先生在东南大学讲授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亲和力。可见，张岂之先生真正将“日新”践行到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中。
三、经世致用、教学相长
“经世致用”一直以来都是古代文人士大夫所恪守的人生信条，士人们希望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来完成先由内圣再到外王的终极目标。[11]427而张岂之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之学也有着精深的研究，张先生认为：中华人文精神充满“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无论是教育、学术、文化以至个人修身，最后都归结到“经世致用”上来。明清之际的诸多思想家都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经世致用思想。[12]95
张岂之先生同样将“经世致用”原则运用到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张岂之先生不止一次地强调：“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研究生要多多关注现实社会问题。我国古来学术为的是经世致用，当然不必那么实用，但一个学者如果不为民说真话，说实话，不了解现实情况那是不好的。因此，还是要看点报纸，重要的文件，要做些研究。胸中有全局，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这样做学问才会有时代感。”[5]31
张先生认为，农民的增收问题、城市居民的社保问题、[5]31环境保护问题、[13]等都是学者或研究生急需关注的现实问题，并指出，虽然研究生所选择的学术课题不同，但社会的普遍性问题还是要关心的，这既是搞好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又是对研究者社会良心、良知的考量。[5]31
“思想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于专门史的范畴，其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确切的说，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14]3可见，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极为宽泛，“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14]3都是其研究的领域。所以，张岂之先生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同样要对一些之前没有旁及的学术问题进行研习，做到“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一直以来都是侯外庐学派传承的学术传统。⑩张岂之先生曾回忆道：“我们师生间的文稿可以相互修改，侯外庐先生鼓励我们这么做。我至今怀念我们和侯先生一起写书时的美好时刻。那时，侯先生自己执笔写成的稿子送来，杨超、李学勤和我在他的稿子上有时也作文字修订，甚至是观点的修改。”[7]418作为侯外庐学派的领军人物，张岂之先生在培养研究生时，也秉承着“教学相长”的原则。如：在指导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本体论的博士论文时，张先生同样对中国古代本体论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并归纳出了符合思想史发展原貌的学术观点：1、儒家是以《中庸》为代表的道德本体论；2、道家是以玄学为代表的自然本体论；3、佛教是以法性宗为代表的心性本体论；4、法相宗是融汇了道德本体说、自然本体说与心性本体说的融合本体论。[5]33可见，师生通过对相同学术问题的探究，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 除了师生共同进步之外，张岂之先生还视“教学相长”为引导学生步入学术领域的重要手段。“侯先生平时很少给我们讲如何搞科学研究，然而，他通过和我们讨论问题，以及帮我们修改文稿，亲切而又实际地带领着我们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7]419张岂之先生也通过讨论论文、学术问题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将学生引领到学术研究的领域。如：在博士论文开题之前，张先生会让博士生准备三个题目，通过与他们之间的讨论，来最终确定博士论文的题目。[5]172如：通过对一位博士所写的关于春秋战国时期明辨思潮论文的注释、行文以及内在逻辑进行指导，使得这位博士对于学术论文的写作，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5]112可见，在张岂之先生看来，“教学相长”不仅可以提升师生的学术水平，其还是指导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
四、循序渐进、因材施教
张岂之先生对于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要求极为严格，不仅要求他们多读书，还要求他们做好读书笔记，并且要在读书的过程中发表见解，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观点。[5]152所以，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生大多需要学习4到5年才能毕业，有的甚至需要6年。[15]
虽然身为严师，但张岂之先生并不主张博士研究生承担过重的学术负担，极为反对博士生需在“核心期刊”、“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硬性规定。[16]不仅如此，张岂之先生在实际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中还恪守着“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在研究生的学习阶段，首先，张先生会让学生研习《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传》，因为这5本典籍在思想上明快直截，不仅可以使学生对中国思想史产生兴趣，还可以为《诗》、《书》、《礼》、《春秋》等典籍的继续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2]150
其次，张先生会给研究生列出一大堆书目，先生不会再继续指定书目，而是要求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进行重点阅读。这样以来，研究生就能以某部典籍为基础，进行延伸性的阅读，如：有的研究生对《老子》一书感兴趣，那么，他就可以以《老子》为基础对道家的典籍进行扩展性的阅读，这就为日后毕业论文的写作，确定了研究方向。[2]151
最后，张先生会让学生把读书的心得体会写成文字，交他审阅，先生则会对读书笔记进行评判和指正，而先生的意见往往都是一针见血，直截了当的。研究生则会在读书心得的基础上开始撰写毕业论文。如：有的研究生写了关于中国科技史的读书心得，他在读书心得的基础之上，最终将毕业论文的题目确定在了“李约瑟”难题上。[2]152
可见，张岂之先生将“循序渐进”的原则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始末，入门、读书、心得体会、观点酝酿、论文写作，各个环节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由于研究生在学术基础、文字功底、逻辑思维能力、外语水平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所以，张岂之先生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还采取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对于基础好的研究生，张先生会让他们选择学术难点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认为，唯其有难度，才有做头，也才有趣味，才能培养科研的能力。如：让一位文史基础较好的研究生进行诗经学术史的研究。[5]114对于基础相对薄弱的研究生，张岂之先生会根据他们的学源、学术背景来确定毕业论文的题目。如：让一位本、硕均为音乐专业的研究生，将博士论文的撰写与两汉的“乐律学”相结合。可见，张岂之先生会根据研究生的实际情况来对他们采用不同的培养方法，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
作为学术界知名的思想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将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视为自身学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教育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兼和”、“守正”、“日新”为核心的教育思想，虽已年近90，但张先生仍然在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岗位上默默地坚守着、奉献着，为无数学子传道、授业、解惑，使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薪火相传。
注释：
①张岂之先生生于1927年，江苏南通如皋人，抗战期间，南通濒临沦陷，先生
被家人辗转送至陕西城固，并在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继续求学，而后，
考入重庆南开中学，并于1946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50年开始在清华
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在北大和清华求学期间，先生聆听了侯外庐、胡
适、朱光潜、熊十力、汤用彤、贺麟、石峻、容肇祖等著名学者的课程，诸先
生的学识与师德对张岂之先生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2年张
先生任教于西北大学，开始了他长达60余年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生涯。张先生
先后协助侯外庐先生整理出版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至第四卷），并参与
主编了《宋明理学史》，自著和主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略》、《中国思
想史》、《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华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国历史》（六卷本）、《中国历
史十五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六卷本）、《中国思想
学说史》（六卷本）等，张岂之先生在思想史、史学、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等
方面的学术造诣极深，研究硕果累累，是公认的学术权威。
②详见谢阳举所写《为了人文的春天―张岂之先生教育人文观述要》一文，载《人
文学人―张岂之教授纪事》，西安出版社，2008年，第91-121页。
③⑤详见《华夏文化》，2009年第3期。
④详见《华夏文化》，2009年第4期。
⑥详见《华夏文化》，2008年第4期。
⑦张岂之先生认为：“以人为本，在社会生活中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的正确
认识，以及实现现实生活的平等和公正原则，就成为伦理观、法律观需要继续 努力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些被视为社会生活的根本，即人文精神。”详见《关
于教育人文观的思考》，载《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6期。
⑧详见张岂之先生所著的《中华人文精神》一书，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⑨详见张岂之先生所写的《兼和?B守正?B日新》一文，载《华夏文化》2007年
第4期。
⑩“侯外庐”学派是影响最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自上个世纪40年代
后期起，这一学派在中国思想史领域辛勤耕耘、奋力开拓，撰写出一系列具有
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如：《中国思想通史》、《宋明理学史》等。详见陈寒鸣
所写的《侯外庐与侯外庐学派》一文，载《历史教学》，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