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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小革:国外学者如何看待《资本论》

摘要:目前,我国学术界很多人认为,马克思写于19世纪后期的《资本论》已经完全过时,应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取代《资本论》,作为一种唯一正确的现代经济学占领我国的经济学术领域,并成为我国制定经济政策的唯一依据。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们还引用一些经过选择的国外学者的评论,以证明他们的观点是世界公认的。本文针对上述情况,对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看法作了客观概述,论证了《资本论》研究在当代、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外学者;《资本论》;批判性;科学性

如何看待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和如何看待毛泽东及其思想一样,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如何选择我国未来的社会制度和道路的重大问题。苏东巨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曾一度陷入低潮,原先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纷纷加入了指责《资本论》的行列,加上国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有意贬低,一时间给人一种国外学者全都认为《资本论》不是学术著作、已经过时,只有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才能解释现代经济问题的片面印象。本文试图对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看法作些客观概述,为人们全面了解国外学者的看法提供一些参考。

一、一部揭示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角度和方法很不相同的著作。西方主流经济学撇开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在财产、社会地位、特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一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用一种把工人与物质生产要素相等同的办法,推论出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充满和谐公正的经济体制的结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资本论》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由于《资本论》所论述的问题触犯了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获得收入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在它诞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国外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给了它较高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它主要是采取用沉默来抵制、用批判来否定的态度。
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以后,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对《资本论》采取“研究”的态度,一些试图发展主流理论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对《资本论》做出了某种肯定。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琼 ? 罗宾逊等就肯定了《资本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方面的学术成就。
罗宾逊认为,《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阶级冲突,与主流经济学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利益和谐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流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以存在无数财产相等的小业主组成的社会为假设前提的,《资本论》关于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论述却接触到了垄断竞争的现象,为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寡头垄断结构提供了刺激。
在工资理论中,主流经济学沉浸在田园诗般的幻想中,将工资说成是由附加一小时工作的“边际非效用”决定的,就像为自己种田的农夫拄着锄头,在傍晚决定再干一小时多生产的产品是不是能补偿自己多一分背痛一样。相反,《资本论》却看到了在真实的劳动力市场上,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是如何被无形的绳索捆绑在机器上的。
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是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经济体制,尽管有时它也下意识地提到了它的某些不完善。对于《资本论》来说,对经济体制的评价,是不能用“好”或“坏”来概括的,资本主义必须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尽管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它仍是通向一个更好世界的过渡阶段。(参见Robinson, Joan, 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 London,1949.)
米尔达尔强调,主流经济学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回避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论等学说,却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触到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生活的人的痛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理论会在经济学家当中引起那么多的争议的原因。(参见Myrdal, G., 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Economic Doctrine, London,1953.)
里昂惕夫等国外经济学家,还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理论的实证性和科学性。里昂惕夫指出:“在试图做出任何解释以前,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实际上是什么,那么,他从三卷《资本论》可以得到的信息,会比他在十期《美国统计普查》、一打有关当代经济制度的教科书,甚至我还敢说,再加上托斯丹 ? 凡勃伦的所有论文集当中,可以找到的信息都更真实也更有用。”(Leontief, W., “The Significance of Marxian Economics for Present-day-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XVIII, Mar.1938.)
苏东巨变以后,这些国家一些从原来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好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投机分子人如鱼得水,摇身一变,面不改色地公然站到《资本论》的对立面,全面否定《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全盘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和谐的描述。但与此同时,另一些原来被原苏东政府视为异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些在原苏东国家因为对《资本论》的理解不同于官方教条受尽折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被称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四位思想家的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却仍然给《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以很高的评价。
他们认为,与马克思在世的时候相比,当今时代的确已经有了许多重大变化。有许多变化是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因而想在《资本论》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点并没有变,因此,《资本论》并没有过时,《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仍具有现实意义,《资本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仍有价值。在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社会变化中,有许多变化本身是对《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做出反应的结果。由于《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不管人们对《资本论》抱有何种态度,都必须对《资本论》揭示的这些矛盾和规律做出反应。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资本论》,就没有今天的世界。(参见陈学明、马拥军:《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苏东巨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走近马克思的启示》,载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二、一部在国外经济学界始终引起争议的著作

在国外经济学界,《资本论》被公认为是一部引起争议最多的著作。尽管有人对它的评价很高,有人对它的评价较低,但几乎没有人否认它是一部学术著作。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不接受《资本论》阐明的各种理论,常常并不是因为不接受这些理论的经济学论述,而是因为不接受这些理论的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含义。几乎所有国外的大经济学家,都没有忽略《资本论》的存在。
对《资本论》评价高的国外经济学家的代表是恩格斯和列宁,因为他们的评论人们都很熟悉,这里就不作重复了。在对《资本论》评价低的国外经济学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在写于1925年的《对俄国的简略观察》一文中谈到《资本论》时,说《资本论》是“一本陈旧的经济学教科书。在我看来,它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当代世界毫无益处或没有用处。”(Keynes, J. M., 1933, Essays in Persuasion, London, 1933, p.300.)但是,在十二年以后当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时,他在该书一开始却谦虚地注明“经典学派”一词是马克思创造的,自己对这个词的别种用法可能是犯了文法错误。对于劳动价值论则给予了肯定:“我同情经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力产生,……我们最好把劳力(当然包括雇主及其助手之个人劳役而内)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元素,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天然资源、资本设备以及有效需求等环境之下工作。这可以部分解释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我们可以用劳力单位,作为经济体系的唯一的物质单位。”在赞扬他所推崇的经济学家盖赛尔时,又把盖赛尔和马克思相提并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9、180和300-302页。)可见,在凯恩斯的内心深处,对《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是有所承认的。
另一位对《资本论》评价低的国外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他曾说马克思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 ┄┄ 一个里昂惕夫循环依赖投入产出分析的并非令人毫不感兴趣的前辈”。但他同时又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卡尔?马克思著作冰山的一角。马克思大胆的经济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他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他的黑格尔哲学演变理论,具有历史‘观念’的重要意义, 这些远远超过了他的正规经济学。”(Samuelson, P. A.,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ed. J. E. Stiglitz, II, Cambridge, Mass., 1966, p.1510.)可见,萨缪尔森在评论《资本论》时,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不愿意承认《资本论》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资本论》对很多经济现象具有解释力的事实,于是就采取了把《资本论》的理论排挤出他所设定的经济学范围的办法,间接地对《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做了某种承认。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全部理论的基石,这个理论能否成立关系到《资本论》整个理论体系能否成立,所以对这个理论的争议也就成为对《资本论》有不同评价的国外经济学家争论的一个最大的焦点。试图从否定劳动价值论入手进而贬低《资本论》的学术价值的当代国外代表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萨缪尔森。他于1957年发表了《工资和利息:马克思经济模式的现代剖析》。该文利用投入产出法推断出劳动价值论是“复杂的迂回”的论点。根据这个论点,他在1970年发表了《马克思的“价值”向竞争“价格”的“转化”――放弃和替代的过程》的论文,用数学公式论证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是互不相容的。1971年,又发表了他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代表作《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和竞争价格之间的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观》,试图表明劳动价值论对于说明剥削问题也是多余的。
但是,萨缪尔森等人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在国外并不是人人赞成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与萨缪尔森等人相反的观点,一方面指出了萨缪尔森等人利用自己设定的价值等于价格话语霸权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无效性,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劳动价值论的有用性和在《资本论》中的地位。例如,德赛指出,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在于把隐藏在交换关系后面的生产关系变得清晰可见。萨缪尔森等人用转形问题否定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价值论看成和他们的价值理论一样,任务只是说明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其数量,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有意误解。另一些人用斯拉法体系作为经济理论的基础,用实物和劳动共同决定价值的体系取代劳动价值论,阉割了劳动价值论有关劳动者特殊作用的论述,无助于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参见Desai, M., Marxian Economic Theory, London, 1974.)
孟德尔指出,与萨缪尔森等人强加给劳动价值论的任务相反,《资本论》从来没有想用这个理论来说明市场上价格的短期波动(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价格短期波动问题是在《资本论》以后的某册书中才会去专门论述的)。劳动价值论力图发现的是隐蔽在价格波动后面的理解社会经济关系的钥匙,可说是分子中的原子。劳动价值论把整个经济分析推向了一个比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理论更高的抽象水平。它要说明的问题不是某人怎样跑(跑的时候腿和躯体做什么动作),而是什么促使他跑。
针对萨缪尔森等人认为研究有别于价格的价值是多余的议论,孟德尔还指出,那种否认经济学需要有力图发现经济表面现象之下的神秘力量的抽象理论的观点,是极不科学的。没有一个搞医学(且不说其他物理科学)的人,会因为害怕成为笑柄而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能够凑足症候做出诊断时,为什么要费神去寻找疾病的‘更深刻的原因’呢?”显而易见,如果人们不努力去发现藏在现象后面的东西,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的发展。他举例说,市场上价格短期波动的规律不能说明,为什么一公斤黄金能购买的美国消费品的数量,在1974年比七十年前将近多一倍(平均消费价格指数与1904年相比增加了四倍多一点,而自由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上涨了八倍)。显然,在长期内的这种价格基本运动,同长时期内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消费品工业中和金矿工业中的不同动态有关,就是说,同《资本论》所表达的价值规律有关。(参阅孟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中译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笔者认为,孟德尔等人对萨缪尔森等人的反驳是有力。萨缪尔森等人硬把自己关于价值和价格是一回事的定义强加给《资本论》,然后说《资本论》的价值定义和他们的不同就是多余,只是一种依靠自己的话语霸权不允许对价值有不同定义的做法。其实,他们定义的价值的局限性比《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大得多。例如,他们的效用价值论,没有包含对供给的研究,从而无法揭示社会财富扩大的源泉。他们的供求价值论虽然包含了对供给的研究,但在供给分析中却用生产费用价值论将人与物混为一谈,没有表明在财富的生产中劳动者是主动的因素,物是被动的因素、劳动者有权参与分配,物本身不参加分配的事实,放弃了对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无法说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根源。《资本论》的体系可以用劳动价值论揭示他们的理论没有揭示的东西,又可以用使用价值的概念把他们的效用分析包容进来,用价格的概念把他们的供求分析包容进来,所以是一种比他们的理论更高级、更有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值得庆幸的是,萨缪尔森等人硬把自己的定义强加于人,不允许有不同经济学范式存在的做法并没有成功,国外经济学界有关《资本论》的争议始终没有被他们的一面之词压制住。

三、一部既具批判性又具科学性的著作

《资本论》作为一部具有崭新经济理论体系的著作,确实包含着较多的对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和为这种制度辩护的经济学说的批判,一些国外经济学家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试图将《资本论》说成是一种只有批判性没有科学性的著作。(Botta, F. (ed.), Sul capitale monopolistico (essays), collezione ‘Dissensi’, no.36, Bari, 1971,pp.135, 137)不过,多数国外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学无疑是一种比较容易陷入只为某一利益群体愿望说话陷阱的学问,但同样正确地是,只为某个利益群体说话的经济学必然具有较大的片面性。不应该忘记,马克思本人是承认经济学中“非庸俗”的纯科学因素可能存在的,因为他曾说李嘉图不“庸俗”,换句话说,不只是一个辩护士。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是不可能被党派利益买到的,《资本论》作为一种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科学性远远大于批判性。
屈内等举例说,《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科学性。这个理论不是在主流经济学供求价格理论而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了超出投入的产出剩余的创造过程。劳动者可以创造产出剩余的事实,在封建社会是清晰可见的,但到了存在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变得神秘莫测。剩余价值理论揭穿了这种神秘面纱,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产出剩余仍然是劳动者创造的,不劳动者凭借财产所有权只是可以瓜分到这些剩余的事实。剩余价值理论所阐明的这种产出剩余总是由劳动者而不是由非劳动者创造的事实,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本质规律,它是不会因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改变的。(Kühne, K., Economics and Marxism, English translati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79)
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论》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纯市场交换单一机制经济不能长久存在论述的科学性,更是已经被相当多的国外经济学家所承认。他们认为,按照《资本论》的危机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自由放任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其内在机制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必然要产生萧条和大量失业,出现利润率下降,引起全球性需求不足和经济长期停滞,最后因内生致命疾病而死亡。这两个理论的科学性已被20世纪以来各发达国家的历史所证明了。例如,安托万指出,马克思对我们今天所说的有效需求原理知道得很清楚。按照这个原理,在宏观领域,收入和生产之间存在着循环关系。马克思早就看到了后来由凯恩斯详加阐述的投资在这个循环中的决定性杠杆作用,《资本论》关于投资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下会出现越来越大波动,不会像主流经济学描述的那样自动走向均衡的论述,是更符合实际的。(Antoine, J. C., Introduction à ?analyse macroèconomique, I , paris, 1953)
海尔布隆纳则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制度分析的科学性。他说:“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什么的分析,我所持的态度是更多肯定的,不管这种分析在说明资本主义将变成什么方面有什么问题。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分析,我认为是我们所曾见到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省的敏锐思维之一,我常把它同柏拉图和佛罗伊德的学说相比,它是当之无愧的。这种分析的洞察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也许是最突出和最不朽的成就。它使我们对可能完全无法理解的社会能够有所理解,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是什么,而这是认识到我们可能成为什么的必要的前提。”(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译本,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07-108页)
国外经济学家的这些看法表明,将《资本论》仅仅看成一部具有批判性的著作的观点是很不全面的。《资本论》对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不存在多种利益集团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机制,只有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起作用的纯市场经济的抽象科学分析。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合理性,《资本论》则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资本论》所揭示的那些问题,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各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它们的经济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所以,以《资本论》只具有批判性为理由,认为对当代经济现象的分析只能使用国外主流经济学一种话语体系,或只能使用前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一种话语体系,否定《资本论》及其话语体系在当代特别是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将使我国的经济学说丧失极为重要的洞察力基础,不利于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建设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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