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1913―2000）在20世纪后半期的文史学界无疑是一位大师级人物，他在诗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更是享有盛名。学界对此已有定评，毋庸赘言。i近几年，已有学者将程先生的诗学研究提升到哲学高度进行考察，并认为“千帆诗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其中辩证思维模式的运用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其实，不仅在诗学研究方面，作为教育家的程先生在教学思想中同样具有辩证的思维模式，这是目前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问题。ii
一.作为教育家的程千帆先生
程千帆先生在遗嘱中说：“千帆晚年讲学南大，告慰平生，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乃国家之宝贵财富。望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iii他对自己的著述尚很谦虚，但对培养学生所做出的成绩却非常自信。与程先生同辈的学者中，王瑶先生认为他“很会带学生”iv，王元化先生说他“继量守、愿夏之坠文，续东南学风之余绪，培养商量，阐幽扬隐，一时人材蔚起，与京沪名校鼎足成三，而风尚之盛美，转有居上之势。”v这些都揭示了一个事实：程先生的教学成绩有目共睹，十分值得重视。
《南大报》悼念程千帆先生专刊曾刊文评价道：“程千帆先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vi这可视为官方对程先生的总结性评价。当然，这里所称的“教育家”并不是指对普通教育学在一般原理有所建设的教育学家，而是指在其所研究的领域辛勤耕耘，并培养出杰出人才的教育工作者。
20世纪是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100年，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在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巨变，从晚清以前书院、私塾式的私学传授模式逐步转向了以学校为中心的现代教育体系。程先生从小受教私塾，后来又接受现代教育，后来长期在高等学府执掌教席，可谓见证了这一转变。他在20世纪50年代即担任过副博士研究生导师，70年代末至南京大学，又开始了近20年培养研究生的教学生涯。作为教育家的程先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正是在现代大学研究生培养的体系内，借鉴、采取了传统的私学传授的方式，无私地指导学生的生活、学习等方方面面，从而取得了惊人成绩。
因此，程千帆先生与纯粹的教育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作为研究生导师，他结合自己的专业研究，将对古典诗学、文献学等领域的治学心得无私地传授给学生，并且对本学科研究与教学做出了带有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与开示，形成了一套较有体系的教学思想。如果比附程先生自己所提倡的要从具体作品中抽绎出文学理论的观点vii来说，程先生正是从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总结、抽绎出一系列关于教学的思想与理论。
当然，这一切还必须归因于程千帆先生对教学的积极态度。如果对工作没有积极的态度，那一定无法把它做得很出色；一位高校教师如果对教学没有足够的重视，那么他或许能成为一名比较出色的学者却很难以“教育家”称之。程千帆先生能够被公认为“教育家”，无疑说明他不仅仅在科研上有所创获，在教学方面也尽心尽责、绝不懈怠。他自己对科研与教学关系的认识，无疑可以证明这一点。
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再加上当前不太健康的学术评价机制的不良影响，在高校教师、研究人员中普遍存在重科研而轻教学的现象。这并不是近年来的新鲜事，至少在“新时期”伊始，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就已经有了端倪。所以，程千帆先生不断在不同场合对这种现象发表自己的反对意见。1981年他在《文史哲》上发表《詹詹录》中便指出：
教学与科研决不矛盾。反之，也可以说是教学相长。教学中可以发现问题，从事科研。科研的结果，可以反过来充实教学。如此循环，就可日新其德。一举两得，有何不好？viii
在1982年与硕士生的一次谈话中，程先生又说道：
现在的一些青年教师恨不得每天都写文章，不教书。这不好。“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不要说年轻人，就说我教了一辈子的书，有时为了一个典故，常常多少天打转转。学无止境啊！同学们提的问题，我不见得都能回答。要是无人问你，不同同学们交往，绝没有好处。ix
同年，在给赴湖北大学任教的学生张三夕的信中也建议道：“一定要把教学放在第一位，教然后知困，而科研就必然会跟上来。”x这些都说明至少在1980年代初期，程先生就意识到学界有此不良风气，并且予以大力纠正。直到晚年回顾自己著作时他还是强调：
最早我写的一些文章，多半是学生问我问题，有的能够回答，有的答不出。答不出的问题，我就摆在那里，慢慢地想。行卷问题，就是从王维的那首诗《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引发而来的。xi
由上引诸条可见，无论是对外公开发表，还是在课堂教学、私人信件往来中，程先生都毫不动摇地坚持教学与科研能够相互补充的观点，而这一观点从80年代初一直到20世纪末都没有改变，足以证明程先生能够在科研、教学方面都取得巨大成绩是与此密切相关的。
我们也可以发现，程先生在认识教学与科研关系时所采用的便是辩证思维，他不是将教学作为科研的附庸，仅仅将教学看作帮助科研的手段；也不是将教学看作是高校教师的唯一目的，努力取得科研成果仍旧是职责所在。众所周知，要取得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发前人所未发的言论；而教学工作进行得好，必须得益于教师有丰厚的学养，并且不断更新自身知识，能够为学生答疑解惑。程先生正是认为，在教学中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往往属于自己少有接触或学界研究尚不充分的领域，因而要解决学生的问题，必须直面这些新问题，对新问题做出有效的回答正是很好的科研成果；反过来讲，只有不断拓宽自身认识，促进知识更新，才能更好地解答学生的问题，从而促进教学进步。由此可见，在程先生的教学思想中，教学与科研是双向的辩证关系，而教学这一环节往往又是促进发展的原动力，是学术工作的起点。教学、科研之间循环互动，最终会推动学术研究领域螺旋式的不断上升。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程千帆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史学界的一代宗师，并且还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正因为他对教学与科研关系的把握十分准确，已经上升到辩证思维的高度。
二.辩证思维下的教学思想
具体到教学活动内部而言，程千帆先生也坚持着辩证原则，将学习、研究中看似对立的两个方面辩证地加以理解，最终常常是二者非但没有互相抵触，反而能够互相补充。
学与思是人们在学习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一对矛盾，孔子就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xii（《论语?为政》）对一个以学术作为志业的人来说，如何处理这一对矛盾显得格外重要。程先生在教学中对这对矛盾尤为重视，他曾专门对学生讲：
注意学与思的关系。学再多，不思也不成为系统的科学知识。学是积累，思是消化。xiii
做学问须有悠游涵润之功，要在脑子里玩味思索。xiv
相比孔子笼统地指出“罔”的危害，程先生则将“学而不思”的弊病进一步指明，任何人在进行知识输入时，如果不经过自己思考，这些知识也都无法内化为真正属于自己的储备，只有勤于思考才能让平日获得的零散知识有系统，从而进一步完善自身知识结构。所谓“悠游涵润之功”，虽稍显抽象，如果我们不苛求其具体内涵，单从字形上看，三个字都从“水”旁，便可认识到这种功夫不是那种笨拙的呆板的劳动，而是要像在水中游泳一样自由运转，脑筋思维充分开放，将死的材料与知识活用起来。
对于“学”，程先生则要求得相对具体，宏观上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课程设置上，他不认为学生只要写成一篇论文就可以毕业，而是要有严格的学术训练，打下深厚的专业基础，他曾亲自为学生开设与校雠学相关的基础课程、专书研读课程、以诗学为中心的专业课程等xv；在外语学习上，他不仅要求学生能够熟练地掌握英语，还要学会一门第二外语，达到能够直接阅读文献的水平xvi；此外，还鼓励学生多学习与专业相关的其它学科课程，将基础打牢xvii，并且还要多多在生活中学习，不仅局限于书本知识。由此可见，程先生给学生规定的学习内容是相当广阔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学习。这也恰能反映出程先生对博与通这对矛盾所持有的态度。
程先生倡导与“专家之学”相对的“通人之学”，这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新鲜，但若考虑到当时学界的情况，我们就能够理解程先生为“通人之学”摇旗呐喊的重要意义。建国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受苏联的影响xviii，普遍实行分科教学，好处是能够快速培养起一批有专门学问的专家，但其弊病在于，长此以往，学问的气象会变得狭隘封闭而难以产生博通闳深的大师，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尤其如此。因而在“新时期”伊始，各项教学、研究工作迎来新的春天，很多老一辈的学者都认识到只培养专家的巨大隐患而纷纷提倡“通人之学”。程先生自然也是如此，他自己做的学问就是“通人之学”，考查《程千帆全集》，就可见其中包含了文献学、史学、诗学、文学史学等分属不同学科门类的著作，因而他教导学生时也强调“通”在学习中的重要地位：“学者心胸应该广阔，要善于把一切有益的东西吸收过来，发挥作用，‘偏见比无知更有害’。”xix他曾坦言：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你们出――哪怕出一个通人。这是我对你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说，你们在研究某一专门问题的时候，你们的眼光固然应多停留在某一专题上，但你们的眼睛还要放眼世界，而且你们还要有干预世界文化发展倾向的一个准备。xx
这种“通人”的领域已经不局限于学问本身，而上升到世界文化的高度上去，其格局之高远可以想见。但由“你们的眼光固然应多停留在某一专题上”可以看出，程先生绝不是不现实地让学生徒有“通人”的目标而不付出辛苦努力，而是将“专家之学”看作是走向“通人之学”的必然途径。他曾指导学生蒋寅说：
我希望你写文章时集中一点，请考虑，是否应抽出部分时间来编《大历诗人年表》及《大历诗人资料（传记及评论）汇编》，以完成与你博士论文配套的系统工程。……我希望你被学术界首先承认是大历或中唐诗的专门名家，然后才是别的。xxi
可见程先生虽然给学生确立了“通人”的远大目标，但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却让学生从最基本也常是最乏味的文献考据上入手，避免了走向治学空虚浮泛而无止归的歧路。因而尽管程先生指导学生要广泛摄取知识，但因专业毕竟是古代文学，所以从研究对象上讲，他建议学生还是要牢牢以文学为中心：
明确自己的文学研究中心，就应注意文学方面的内容。作为文学研究者，对哲学史、思想史是必须了解的，比如曹虹要搞六朝文学，必须熟悉三玄，把这搞通后可以从哲学和文学的关系作深刻研究。xxii
因此，程先生对博与专之间的理解并不是单向度的，在强调“通”的同时也并不排斥“专”，并且把专门的学问视为走向通人途径的重要一步。而达到“通”的境界之后，仍需要藉此来研究一些具体的学问，比如他对学生说：“对一切真善美的东西，要尽量吸收。吃牛肉不会变成牛。广甄博采，将大有利于你的诗学研究。”xxiii可见，通并不是目的，专也并非只是途径，二者之间相辅相成，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
除此之外，知与能之间的对立统一也是程先生在教学中着重关注的问题。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似乎已是大家都认同的常识，因而也就常常不重视写作上的训练。程先生则十分反对这一现象，他认为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总要有一些创作经验才好，他在给学生的信件中时常提到这一点：
如今我国文学界有一怪现状，即论诗文章之作者，不特不能作诗，其文章本身亦毫无文采，推之论词、曲、骈散文皆然，不特不能用古体，即今之白话文也不能写得漂亮动人一点。如朱光潜、梁实秋、宗白华诸人其文学论文本身也是文学。其人往矣，今也则无。亦可叹也。xxiv
你还是要把诗作得好一些，不能像现在人，谈起来尽是道理，下起笔来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试着花一两年时间下点苦功，必有悟入处，不要怕年纪大，起步迟。xxv 鼓励学生进行旧体诗词创作是希望他们能够借此有所感悟，真正体会古人的诗心词意，从而更好地对前人作品有所理解，做出真正有水平而不自欺欺人的研究成果。这好像说明程先生对知能之间的认识是单向而非辩证的，但从更宏观的领域上看，程先生则认为文学研究的最终归宿还是在指导现实创作：
我们研究古典文学，干嘛哪？我们难道不是为了要总结古人的历史经验（理论的同创作的）使之有助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吗？我们难道是为古人而古人吗？xxvi
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到生活，创造于世有益的精神文化产品，单就旧体诗文的写作而言，程先生也并不反对它们的价值。他晚年曾自印《闲堂诗文合钞》分赠友朋，得到了广泛的好评，程先生分析道：“我发现许多朋友非常欣赏我的文言文，为什么道理呢？他们基本上都做不来了，即使年龄和我差不多，但当年北方的学校就不做文言文。倒过来看，觉得你能做几句就还不错。”xxvii可见，在知能之间，程先生也在寻求平衡，创作一些文学作品可以帮助研究者加深对文学的理解，研究者最好也能够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这样的认识岂不是辩证的思维吗？
三.辩证教学思维的渊源与传统
程千帆先生作为20世纪的中国学人，无疑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教学思想中的辩证思维无疑也受到了唯物辩证法的影响。但程先生在给学生的信中明言：“我始终是个儒家，也信马克思主义，但儒家是本体。”xxviii因此，在探寻其辩证的教学思想之渊源时，我们不拟过多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仍从上述教学与科研、学与思、博与通、知与能四对矛盾为例，具体考察程先生对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吸收以及前辈师友的教学方式对他所产生的影响。
教学与科研之间的辩证关系，实际上可以回归到“教学相长”的问题上，这是儒家教育思想中相当古老的命题。xxix早在《礼记?学记》中便有这样的论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xxx程先生对教学与科研关系的认识无疑根源于此，他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就曾直接引用过“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xxxi。他强调在教学中发现问题、回答学生的疑惑，从而促进科研的发展，自然是“自反”“自强”的一种表现。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个人或多或少会对其老师的教学经验有所吸收，程先生也不例外，他对教学与科研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无疑也有受老师影响的成分。他在晚年给陈致的信中谈到：
授书大学，每周以一门课或二三小时为常，过此则以为负担过重，不出科研成果，则诿之以无时间。实则旧社会大学以教四门课，每周九至十二小时为常。先师黄季刚先生在中央、金陵两校，皆专任，每校三门课每周九小时共十八小时，仍治学著文不辍，其余诸老师亦每如是。xxxii
可见，程先生对那些以科研任务繁重为由而轻视教学者的反对显然与老师们给他做出的正面表率密切相关，老师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当具体谈到黄季刚先生时，程先生又说：
老师经常把教学和科学研究联系起来，即使他教过多次的课，每次重讲都有新的内容，所以有的学生对他所授的同一课程甚至听过几次，而每次都得到不同的和更多的收获。还有就是他研究有得，就开新的课程。xxxiii
其实，程先生在《桑榆忆往》中回忆起的有如此作风的老师还有很多，并不止黄季刚先生一人。这印证了程先生与陈致信中所谈并未夸张，也说明与程先生有师承关系或密切交往过的前辈学者很多都对教学与科研能够相互促进有明确的认识，对程先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至于他在晚年还每每回忆并与人谈起这些往事。这并不是没有深意的。
学思之间的关系也是儒家经典中时常讨论的问题，主流的儒家教育思想都注重学思并重而不偏废。xxxiv孔子就曾多次谈到学习与思考之间的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xxxv（《论语?为政》）、“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xxxvi（《论语?卫灵公》）等等。这些都说明至少从孔子开始，儒家教育思想就已经打下了学思并重的认识基础，程先生受此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提到刘永济先生时曾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多闻缺疑，慎言其余’，这是我国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xxxvii这不仅体现了程先生对优良学术传统的服膺，也显示出刘永济等前辈学人的治学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样，在博与专的问题上，儒家先贤也常常倾向于博。如《荀子?天论》中说：“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xxxviii纵观古代的学术史，尽管也有一些学者走向“专家”“偏才”的道路，但向往博通的治学倾向一直没有断过。xxxix因此，倡导通人之学，无疑也是程先生对传统学术中优秀成分加以继承的表现。
那么，程先生向往通人之学是否也有受前辈学者影响的因素呢？答案是肯定的。程先生早年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而它的办学的视野就很开阔：
当时的金陵大学文学院……除专修科外，所有各系的学生都必须读大量的公共必修课程。这些公共必修课程可分为如下几个系列：一是语文课程……二是哲学和社会科学课程，计有逻辑学三学分，社会科学概论四学分，中国近代史四学分，世界近代史三学分。这方面的课程是加强学生思维能力，开拓学生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了解世界和中国局势的。三是自然科学课程，须读包括生物学、数学、物理学、地质学等课程中的两门……这是培养学生治学实证精神的，也为可能从事的文理科渗透工作提供条件。xl
程先生晚年回忆在金陵大学所受到的通识教育，并饶有兴味地写成专文发表，自然是有感于当时人才培养不重通才之弊，想要以此来纠正不正确的学风。除此之外，前辈学者的治学风尚也给程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无疑是程先生走上治学道路后的榜样：
我觉得季刚老师的学间是既博且专的。无论你用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词章来分类，老师都不仅有异常丰富的知识，而且有非常精辟的发明。他在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那就不用说了。xli 除了黄季刚先生之外，像胡小石、汪辟疆、吴瞿安、刘永济诸先生，他们也都是博学多通的大师级学者，程先生晚年也多次提到他们博通的治学风尚，这里便不一一列举了。可以申说的是，他们也都是强调知能合一的学者，如汪辟疆先生“不但是一位诗歌研究专家，而且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xlii再比如胡小石先生，“他还是一位诗人，对于古典诗词，他不但致力研究，而且付之实践，所写诗词数百首，独具风格。他曾说，学有造诣的人应兼具‘儒林’、‘文苑’之所长，既能搞研究，也要懂创作，在知识领域中，要达到既深且广。”xliii他们研究诗歌的经验无疑让程先生意识到，要想真正懂得诗歌，必须能够自己写作，才能深知其中甘苦从而培养起诗歌感受能力，这不是仅仅用理性思维进行研究所能达到的境界。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程千帆先生对教学中几对矛盾辩证关系的认识，除了来自他对自身治学经验进行的有效总结外，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滋养与前辈学者的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对程千帆先生教学思想的解读，不仅可以延伸对“千帆诗学”中辩证思维模式的理解，也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魅力，也从中感悟到，学术的火种正是因一代代学人薪火相传才得以赓续。我们有责任努力学习程千帆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