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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观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6)01-065-02
  一、中国中产阶级:毋庸置疑的存在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一个被称之为“中产阶级”或者也有人称“中产阶层”的社会群体逐步增长,。尤其自本世纪开始以来,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以及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使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在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数量不断增加的中产人群,虽然人们对于中产人群的数量和构成以及是否形成了一个阶级或阶层等问题还有争论,但不论是学者专家、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还是普通的社会公众,都不怀疑这一群体的存在,并且乐观地预期这一群体在未来的数年里的增长势头。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家李春玲所说,中国学者已经超越了许多西方学者心中的“中国是否存在一个中产阶级”这一纠结。相反,他们一致认为,“在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是毋庸置疑的”。
  二、中产阶级的界定和范畴:谁才是中产阶级
  在学术界,关于中产阶级的界定问题,主要存在三种取向。
  第一种取向是主观主义测量法。该测量法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对中产阶级的界定主要依靠个人对社会分层分化的意识,以及个人本身是否从属于中产阶级的认知。
  第二种取向是客观主义测量法中的定量分支。该分支指出,测量社会成员阶级属性最好的方法就是形成一个基于收入、教育和职业的量化综合指数,进而根据被调查者在这一综合指数中所处的位置来认定其阶级属性。因此,中产阶级通常应该指那些位于之一综合指数中间范围的人。
  第三种是客观主义测量法中的定性分支。该分支认为,中产阶级是由那些具有特定社会政治属性的人群组成的,可以说正是这些特定属性将他们与其他社会阶级明显区分开来。
  我国学者在界定中产阶级时,全面借鉴了上述测量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中产阶级进行界定的主要标准:职业性质、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社会地位高低、教育水平及主观认同等。
  社会科学院的李春玲教授从职业、收入、消费、主观认同四个方面对中产阶级进行界定。她认为,如果以单一标准来确定中产阶级,那么职业中产、收入中产、消费中产、和主观认同中产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有的比例都不算太低,在适龄社会人口中,接近1/6的中国人是职业中产,接近1/4的人中国人是收入中产,超过1/3的人是消费中产,接近1/2的中国人是主观认同中产。但是如果以上述四个指标来共同界定中产阶层,即一个人既是职业中产,又是收入中产,同时还是消费中产和主观认同中产,才能被归类为中产阶层,那么中产阶层的人数则极少,只有4.1%的中国人符合通常意义上的现代中产阶层的标准。
  三、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观
  (一)中产阶级的民主取向
  对于非中国环境下中产阶级的民主和民主化取向的著述数量很多。在这些著述中,似乎可以明显看到两种态度。第一种多半认为,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取决于它的自身利益,它的人数,以及它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力量大小。这种方法认为,一旦中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大多数并且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它就会支持实现民主化或者已有的民主制度。这一态度已经得到了取自西方社会的证据的支持。
  另一种态度主要探索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民主取向,遵循的是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Gershenkron)的传统,强调政府在后发展中国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些研究多认为,同早期工业化国家相比,在后发展中国家里,政府缔造、形成中产阶级的过程中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
  像其他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样,中国新中产阶级与国家有着依附关系。但是在中国,国家在控制社会、打造或者形成新的社会阶级,包括中产阶级时,比其他后发展中国家甚至更有效率。这是因为国家依然拥有两个独特的、强大的统治支柱:一个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政党,另一个是可在任何社会经济领域实施干预的政府。中产阶级和国家的关系总体来说是积极的,合作性质的。
  此外,国家和中产阶级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稳定。说到底,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就业和职业升迁还得靠国家。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中国的新生中产阶级中至少有一半仍在公共部门工作,如党政机关、国营企业和公营机构。获取这些职位需要党员身份以及对党和国家政治上的忠诚。
  因此总的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可能对民主化存有热情。但是对一些政治上不那么敏感、主要是社会经济方面的个人权利(如私有财产)他们可能会表示支持,因为维护这些权利涉及自己的物质利益,也是政府认可的。这也证明了张明澍政治观念方面的中间立场,或者说温和务实态度比例扩大,与中国中产阶级或者说中间阶层队伍的壮大有关。
  (二)政治态度:积极VS保守
  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取向一直是中产阶级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国内研究者对这一问题持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推动力量,中产阶级的兴起必然引发政治民主变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较为保守,他们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后一种观点的理由是,中产阶级是经济改革的极大受益者,他们基本上支持政府实施的经济改革政策,,并且希望政治维持稳定,以保障经济稳定增长和他们的个人收入的稳定增长。
  根据收集的数据分析比较了五个阶级的对政府信任度、社会现状评价、国家权威意识和群体利益冲突意识,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倾向,并重点考查新中产阶级是否具有比其他中产阶级群体和工人阶级更强的民主意识和改变现状的要求。   1.对政府信任度和社会现状评价。对政府的信任度和社会现状评价这两个指标,是为了考查各阶级对现任政府执政状况的综合评价,并且检测新中产阶级是否对政治现实具有批评倾向,从而暗示着他们有可能成为推进政治变革的力量。新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其他阶级没有差别,综合来看,五个阶级都显示出对政府较为信任的态度。
  社会现状评价指标由两个问题组成。数据结果显示,五个阶级对社会现状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新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一样对社会现状的评价是略感和谐。
  2.国家权威意识。中产阶级对现任政府较高度的信任是否意味着他们认同国家的绝对权威地位和缺乏民主意识呢?或者他们比其他阶级具有更强烈的民主意识而可能成为推进民主进程的力量?我们通过国家权威意识这一态度指标的测量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新中产阶级比其他阶级具有更多的民主意识。对于“国家大事有政府来管,老百姓不必过多考虑”这一说法,新中产阶级仅有20.5%的人表示赞同,边缘中产阶级有23.5%的表示赞同,而其余三个阶级赞同比例在35%-36%之间。对于“民主就是政府为人民做主”的说法,新中产阶级的赞同率是48.2%,边缘中产阶级是57.8%,其余三个阶级的赞同比例在66%-71%之间。综合相关数据来看,新中产阶级的确具有比其他阶级更强的政治民主意识,但同时他们对国家权威的认同也并不是很低,这一点与他们对政府较高程度的信任有一定关联。
  3.群体利益冲突意识在经济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理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理论特别强调阶级利益之间的不同和阶级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它成为人们头脑中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经济改革开始以后,官方意识形态有意淡化群体或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然而,近十年来,随着社会分化的深入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某些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显露出来,最为突出的利益矛盾表现在劳资之间和穷人与富人之间。
  据显示,新中产阶级与边缘中产阶级具有的群体利益冲突意识明显比其他三个阶级更为强烈。个案访谈发现,社会底层的最贫穷的人仇富心态并不是很强烈,而部分中产阶级的成员(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仇富情绪则更为极端。不过,虽然新中产阶级有着较强的利益冲突意识,但在讨论涉及冲突双方的利益问题时,新中产阶级的立场是分裂的,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是倾向于穷人和劳方利益的,而新中产阶级的上层则倾向于富人和资方利益的。两派观点往往都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并引发激烈争论,由于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的数量远多于上层,而且他们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网络和媒体上,因此,由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所鼓动的“民粹主义”思潮往往有更广泛的影响力。个案访谈还发现,民族主义情绪与民粹主义思潮有着某种联系,两者都基于类似的利益冲突(群体利益冲突和国家利益冲突)推论模式,那些有着较强民粹主义思想的中产阶级成员往往也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认为,国际上的霸权国家之所以要压制中国,是因为利益的竞争和权力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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