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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和延安整风运动中,一直把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到战略的高度看待,他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P10941939年,他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说:“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科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并指出:“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2]P69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揭示了无产阶级教育的阶级本质,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培养人才的政治要求。
  毛泽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典范。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为革命培养了十余万名军政干部。毛泽东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讲课,洗涤了无数学子心灵上的污泥浊水,化解了无数学子思想上的疙瘩,大大激发了抗战热情。
  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毛泽东把这一原则运用到教学工作中,一直主张教学工作要理论联系实际。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指出“理论和实际统一”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并批评党内有人“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毛泽东在讲课前,先把提纲发给学员。讲课时,他观点明确,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形象具体,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例如,毛泽东讲《矛盾论》,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P302这个论点,举了因为有了合适的温度鸡蛋可以变为小鸡,但是有了合适的温度,石头也不能变成小鸡的生动例子。毛泽东讲《实践论》,为了说明“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3]P287,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那就是“一个人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毛泽东通过这些生动的例证,让听课的新老学员甚至后勤人员都明白了这些哲学原理。
  为了提高教学的实效性,毛泽东在每次讲课前,总是先了解学员的思想情况。他在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先是请来学员、干部了解情况,然后认真准备讲稿,一直忙到深夜。讲课时,毛泽东运用大量案例,深入浅出,很受学员欢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帮助张学良和杨虎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很多学员一时想不通。毛泽东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的角度,用“毛驴上山”的生动故事教育学员。他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又要防着它,这就要既联合又斗争。毛泽东的话很有说服力,使学员深刻理解了当时的形势。
  毛泽东不但课讲得好,而且善于做学员的思想工作。有一次毛泽东收到了一封学员汇报自己的思想问题的信。毛泽东在百忙中亲自给学员回信,勉励他努力学习政治、学习军事,为抗战胜利作贡献。这封信很快就在学员中传开了,很多看过信的学员都深受鼓舞。针对一些从敌占区来到延安的青年对抗大的疑虑,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来到延安找共产党,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进抗大没有考试,你们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延安,这就是最好的考试。别看抗大没有楼房、书本、教授,但是我们学的是革命的理论,理论联系实际,学了就要用。我们这个大学理想很大,要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呀!”[4]毛泽东还鼓励大家,不要小看这山沟里的土窑洞,土窑洞里出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话,像春风雨露一样滋润着学员的心灵。
  二、使用启发式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法
  毛泽东特别注意使用启发式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法。毛泽东从1937年4月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抗大学员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课总时间超过一百个小时,重点讲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他在讲课中由近及远、由浅入深,每次讲课,他先解决上次课留下的问题,再导入本次课要讲的问题,最后详细阐述本次课的问题。在讲授《实践论》时,毛泽东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提出“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并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就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3]P296   在讲课中他广泛组织学员讨论,听取学员发表各种意见,然后再把意见集中起来,结合历次反“围剿”的战例加以概括、充实。1938年,毛泽东针对有的同志讲课中只照本宣科地讲大家已读过的内容时说“教书,讲义上写得多的少讲,写得少的多讲”,而且要培养学员分析和批判的学习态度,独立钻研和独立工作的能力,组织纪律性,以及集体主义精神。
  三、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及革命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 ,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5]P568文中提到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及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徐特立同志曾指出:“苏维埃的教育,是要扫除那种读书同生产脱离的寄生虫式的教育制度的残余,而使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密切联系起来。”[6]P19很显然,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及革命实践相结合,是党培养广大青年学生成长的重要途径,也是党在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
  党在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一直提倡有计划地组织青年学生深入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宣传革命理论、组织群众运动;要求学生参加军事训练、土地改革、生产劳动等革命活动。例如延安时期,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号召,延安大学的学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积极参加各种生产实践活动,实现了学校物资供应的半自给。陕北公学积极组织学员走出校园,走进农村、地方政府,开展政权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运动,还鼓励学员参加其他抗日救亡工作。鲁迅艺术学院深入农村和部队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创作出了《白毛女》、《兄妹开荒》、《黄河大合唱》等许多反映群众生活,深受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
  抗大师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把教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抗大开始创建的时候,教学条件很差,没有教室,师资力量也很缺乏。在修建教室的劳动中,全校师生两个星期就挖了一百多孔新窑洞,大大改善了抗大的校舍条件,师生还建成了一条长达三千多米的“抗大公路“。在最艰苦的时候,学员还自己制作了学习文具,用木棒做蘸水笔,熏烟做墨,桦树皮做纸。教学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在修建窑洞的过程中,有些刚到延安的青年学生说:光打窑洞,啥时候才学习啊?毛泽东得知了这个情况后对这些青年学生说:打窑洞也是学习,而且是很重要的学习。不要小看打窑洞,你们知识分子是读书人,长期脱离劳动,不会打窑洞怎么会和劳动人民有共同语言呢?打窑洞是接近劳动人民的第一步,打窑洞就是在打通和劳动人民隔开的墙。为了帮助一些青年学生克服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毛泽东给他们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他说:有人看不起工农,这是不对的。工农是最伟大不过的。比如上海有掏大粪的工人,别看上海那么“香气”,如果离开了他们,上海就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城市[4]。毛泽东通过这个故事形象地阐明了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道理。
  在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思想的感召下,抗大经常组织学员到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学习和锻炼,到群众斗争的实践中积累群众斗争经验。他们或是组成武工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袭击敌人,或是帮助地方坚壁清野,参加群众减租减息斗争。学员在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复杂斗争中,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立场,迅速成长起来。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成为他们最好的课堂。
  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仅使广大学员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且通过生产劳动和革命斗争,让广大青年学员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阶级关系、社会状况及革命发展趋势的认识,以及对马列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得到了加深,增强了广大学员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了他们救国救民的革命热情。
  四、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力量。为了保证抗大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下决心从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批军政素质高,又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同志到抗大当老师,还从来自部队的师团级学员中挑选了一批人员留校任教。当时全军部队和机关也很缺乏干部,抗大要从部队、机关选调优秀干部,或者将部队、机关来的学员留校任教,遇到了很大阻力。抗大选调教员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本人的大力支持,大部分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毛泽东还十分关心学校教员的思想状况,在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候,部分抗大教员不安心教学工作,要求上抗战前线。毛泽东亲自到抗大给全体教员做思想工作,他从抗战及未来革命发展前途的需要出发,认真地教导大家。他说:“你们想一想,你们在抗大当教员教学员,每个队七八十人,如果他们都当连长,就会是七八十个连;如果都当营长,就是七八十个营;如果都当团长、师长呢?教育工作也是革命工作,要树立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上的决心。”[4]毛泽东语重心长的话给抗大的教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1938年10月,抗大政治教育科长杨兰史不幸病逝,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题写挽联,号召大家下定决心,做一辈子教员。毛泽东不仅关心教员的思想问题,还十分关心教员的生活问题。他自己穿着打补丁的旧军装,却指示有关部门给教员做新军装。
  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他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并亲自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一方面使学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他使用启发式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法,培养了学员的注意力、思维力和理解力,充分发挥了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学员独立思考、独立分析问题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使学员从自己熟悉的事物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真正掌握知识。他采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工农运动及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做法,使学员在参加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些成功经验对于改进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疑具有巨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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