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一场蔚为壮观的乡村教育运动。很多知识分子放弃城市的优越生活，怀着“宗教家”的献身精神，深入广大农村，开展乡村教育运动，晏阳初和梁漱溟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本文以时代背景为基础，从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个人成长经历、思想渊源，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等角度，对其乡村教育思想的成因进行比较。
一、时代背景
晏阳初出生于1890年，梁漱溟出生于1893年，他们形成乡村教育思想的时代背景基本相同。
（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1894年，在晏阳初4岁、梁漱溟1岁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中国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震撼和创痛。
历史进入20世纪，中国的民族危机没有丝毫减弱、消除的迹象，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中国人心里。爱国的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救国之路，意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改造中国社会，提出各具特色的救国方案。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教育实验，其最终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民族。
（二）近代中国文化呈现多元并存状态，教育改革运动声势浩大。
中国历史步入近代，我国的先进人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失败了，这就促使知识分子从文化深层结构探寻改造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途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西方各种主义纷至沓来，造成文化多元并存之局，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文化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文化是通过教育继承、传播和创新的。许多知识分子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开展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如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科学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晏阳初和梁漱溟非常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试图通过乡村教育挽救中国。
（三）农村社会衰败。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日趋衰败，体现在农村经济日趋衰落、农村文化沙漠化和农村社会秩序动荡。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村社会的衰败自然影响了中国的工业化、近代化历程，城市的商业经济也受其困扰。晏阳初和梁漱溟希望用改良主义的方法，通过乡村教育发展农业生产、改造农民生活、恢复或改善农村的伦理风尚，稳定农村社会，进而复兴中华民族。
二、个人成长经历和思想渊源的比较
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个人成长经历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成长环境不同，晏出生并在相对偏僻的内地――四川巴中县长大，而梁则成长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晏小时候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读四书五经，而梁没有读四书五经；晏接受教会教育并出国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而梁没有出国留学，也没有上过大学，依靠自学成才。尽管如此，他们的成长经历依然有许多类似之处，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晏阳初和梁漱溟都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熏陶。
晏阳初于1890年出生在四川巴中县一个书香人家。他在四五岁时开始到塾馆上学，读的是传统的教科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诗、书诸经。幼年时的教育，使晏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熏陶，并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作为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的哲学基础，把民本思想付诸乡村教育实践。
梁漱溟也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他的父亲梁济四十入仕，非常注意道德修养，对自己要求严格，力求把自己塑造成道德完人。梁济的道德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梁漱溟，使他做事很认真，从小就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梁漱溟一生都喜欢行动而不甘于空谈，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执著地追求儒家“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
（二）晏阳初和梁漱溟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1.晏阳初接受教会教育并留学美国，深受基督教博爱哲学和西方民主科学的影响。
晏阳初在1903年离家远赴保宁府入中国内地会创办的华英学堂求学，接受教会教育。华英学堂的校长姚明哲牧师对学生爱护备至、循循善诱，使晏看到了基督的榜样。1904年，晏自发领受洗礼，皈依基督教。耶稣基督的博爱哲学、济世扶贫、施爱于民的人道主义，启迪了晏热爱劳苦大众和为民服务的思想。
晏阳初曾先后赴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多年的留学经历，使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所提倡的“民有”、“民享”、“民治”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律理论有深刻的理解。他还体验到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在开展乡村教育时不仅注重向农民传播科学知识和技能，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而且注重对农民进行系统的科学教育。
2.梁漱溟从小接受西式教育，深受柏格森生命哲学和丹麦教育的影响。
与同时代很多中国人不同，梁漱溟于六岁开始读书，学的是《三字经》、《地球韵言》，而没有读四书五经。七岁，遵从父亲命令在中西小学堂上学，既念中文、又念英文。十四岁，他考入顺天中学堂读书，学习英文、数学、外国地理等课程。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使梁漱溟对西方文化保持开放的心态，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梁漱溟更注意依靠报纸杂志自学。他经常阅读“新民丛报”、《北京日报》、《申报》、《时报》等，从中了解不少西洋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以及杜威、罗素来华访问和讲演时期，梁漱溟在北大任教，又了解了更多的西方理论，如叔本华超人哲学、尼采唯意志论、丹麦的合作主义等。
虽然梁漱溟的思想来源较复杂，但他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梁漱溟吸收柏格森生命哲学中宇宙是“生命冲动”的创造、直觉主义、绵延等观点，在此基础上，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创造生机主义宇宙和直觉主义认识论，从而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并使之成为乡村教育思想的来源之一。 丹麦教育也给予梁漱溟很大的启发。梁漱溟认为丹麦的崛起在于丹麦教育是一种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着眼于人生行谊的教育，通过传播民族文化以觉醒一般民众的精神生活。他主张中国教育应该着眼于人生行谊问题，以谋文化改造、民族复兴。
（三）晏阳初和梁漱溟都注重参与社会生活，开展教育实践。
1902年，晏阳初翻山涉水400里，到内地会在保宁府开办的新学堂读书。在路上，他亲眼目睹盐贩背着一两百斤盐巴翻山越岭的艰苦，体会到劳力者的痛苦和坚忍。1918年，晏赴法为在法国做“苦力”的二十万华工服务，为华工写信，开办中国识字班。他发现了“苦力”的潜伏力，发明了开人矿、脑矿，懂得要发扬“苦力”的潜伏力，形成以“三发”原则为基础的苦力论，成为日后他从事乡村教育的理论基础。
1920年，晏阳初怀着推行平民教育的决心回国，首先花一年多的时间游历19个省，调查平民教育的现状，先后赴长沙、烟台、杭州等地进行平民教育实验。1923年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总干事。他逐渐认识到只在城市进行平民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将平教会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
梁漱溟从中学毕业后，很想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他先是参加革命工作，后又作新闻记者，与社会接触频繁，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他由此确定出世思想，转入于佛家。但真实的社会生活体验使他“弃佛归儒”，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他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即世界文化发展有三条不同的路向：第一路向以西方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第二路向以中国文化为代表，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基本精神；第三路向则以印度文化为代表，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1]。他认为继西方文化兴盛之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改造中国社会自然应该从农村入手，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观奠定他日后进行乡村教育实验的理论基础。
在文化哲学观形成以后，梁漱溟即开始对如何解决乡村问题的具体思考和实践。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主持曹州中学高中部。此后，因时局变化，梁南下广州，西入山西，走河北，赴宁汉，考察乡村工作，写就《乡治十讲》，主张从乡治入手改造社会。1931年在邹平创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先后任研究部主任、院长，指导邹平、菏泽、济宁等地进行乡村教育实验，取得显著成效。
三、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比较
由于个人成长经历和思想渊源的不尽相同，晏阳初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这直接导致他们形成各具特色的乡村教育思想。
（一）晏阳初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认识的相同之处。
1.主张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
晏阳初认为中国受异族的压迫，人民受军阀的摧残，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平均智识的低下，要解决这一问题，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教育是最有效力的方法。梁漱溟也认为教育的功用在于“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即“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前”[2]。教育不仅能传播文化，还可以改造社会，随时修缮改正社会的毛病，使社会不至于扰攘纷乱。
2.批评当时的新式教育。
晏阳初认为清末以来中国举办的新式教育，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不合中国国情。他主张从实际需要出发，创造一种中国式的新教育。梁漱溟把新教育的问题概括为：一是不合于教育的道理，没有实现教育人的任务；二是不合于人生的道理，具体表现为教育贵族化、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法律制裁化、学校教育与家庭情谊缺乏沟通等。
3.强调中国的基础在农村，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于开展乡村教育。
晏阳初认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强调农民是中国“人”的基础，其生活的基础在乡村，创造中国式的新教育必须从乡村教育入手。梁漱溟认为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只有发展乡村教育、提高乡村文化，中国社会才能有进步，才能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
4.号召知识分子深入民间，与农民结合。
晏阳初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既要靠农民自身，又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人与他们结合起来才行。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抛弃在城市舒适的生活条件，来到偏僻的农村，与农民一起生活和工作。梁漱溟也主张知识分子深入乡村，认为这不仅可以解决都市知识分子过剩、人浮于事的问题，而且可以发挥为乡村“扩增耳目”、“添喉舌”甚至“添脑筋”的作用[3]。
（二）晏阳初和梁漱溟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同之处。
晏阳初认为当时中国存在的四大问题是愚、穷、弱、私，为解决这四个基本问题，他提出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四大教育包括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三大方式”，是指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晏认为应采用三大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增强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完成乡村建设，进而实现复兴中华民族的目标。
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即“文化失调――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是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传统社会构造崩溃。解决中国问题之路在于从乡村建设入手，重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并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四、结语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要造就一批教育家，提倡教育家办学。”晏阳初和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他们的乡村教育思想对当代农村教育仍有借鉴价值，如重视农村成人教育，把教育与农村生产、生活实际相结合，重视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等等。分析比较晏阳初和梁漱溟形成乡村教育思想的原因，可以给予我们很多有益启发，激励有志于从事教育的人成为教育家，推动中国的教育家办学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