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电影这一类型片目前随着“青春”一词空前密集地为电影业内人士提起，俨然已经成为电影市场上一个异军突起的新势力。这主要是因为当观众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一定的满足之后，开始追求一种精神层次上的享受，而校园电影正因为能给观众提供对自己青春岁月的追忆和缅怀而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另一方面，高投资的大片在内地电影市场上屡屡折戟，宣告了这一路线的终结。而校园电影以其投资上的小成本、票房上的大回报受到了电影人的高度关注。应该说，校园电影在市场与文化、艺术与思想两方面取得的双赢局面能够给予其他类型电影启示，值得人们重视。
一、我国校园电影的发展流变
中国校园电影最早源于1953年桑弧的彩色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1]而1957年孙瑜的《乘风破浪》则使我国校园电影正式摆脱了戏曲与古装元素，对准现代校园。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教育事业受到的巨大破坏，我国尽管出现了一大批表现年轻人的青春电影，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但并非校园电影。谢晋的《水上春秋》尽管将背景设置在校园中，但是其主题却是运动员的训练、比赛，而非常规意义上人们在校园中的学习、生活。这一时期的电影追求为工农兵“服务”，体现着一种强烈的说教意味。[2]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校园电影尽管题材和内容更为多元，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个都不能少》等，但是这些电影在创作伊始并没有鲜明的“校园意识”，而只是借用了校园环境，作为类型片的真正意义上的校园电影仍未成型。
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我国校园电影直到21世纪以后才迎来了它的创作高峰。尽管目前我国校园电影距离发展成熟还有一段距离，其作品依然呈现出良莠不齐的状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当代校园电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类型特征和视听符号。当代的校园电影在发展中一般都摆脱了20世纪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宣传枷锁，电影得以不用站在教育人的、高高在上的地位面对观众，而是回归了其作为娱乐产品的身份，立足于给观众提供发泄心理负面情绪和享受愉悦休闲的渠道。因此对叛逆青春的书写几乎成为我国当代校园电影的一个叙事模式，似乎叛逆已经成为校园电影中不可或缺的流行元素。另一方面，针对这种情况，校园电影中又出现了教化性的回归，但是与上一阶段的生硬刻板说教不同，当代校园电影致力于在保证影片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前提下为观众传递“正能量”，贴合观众的心理，能够使观众乐于接受。
二、我国校园电影的叛逆元素
校园电影是与浪漫、充满活力的青春岁月紧密相连的，青少年此时一方面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并对师长灌输的一切充满了怀疑，但是又没有成熟到足够面对自己遇到的种种困惑。另一方面，青少年急于证明自己，获得他人的认可，但是同样没有成熟到选择合适的方式来将自己向世界推介出去。在这样的矛盾状态下，校园电影中的主人公们就有可能选择一种有意违背主流价值观的叛逆行径书写自己的青春。这种心态实际上是普遍性的，是跨越国界和地区的。
（一）暴力
暴力首先体现在了肢体的暴力上。如在《中国合伙人》中，三个男主人公的相遇便是由打架开始的。王阳与孟晓骏先是互相用英语对骂，随后互相扔东西，这场乱斗以砸到楼下的成东青结束，三人也不打不相识。又如在上课时，由于一个老师批评美国，遭到了孟晓骏和王阳“老师，你去过美国吗”的挑衅式抗议，然而教室里坐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是这位老师的学生，这些认为孟、王二人侮辱师道尊严的学生，奋起围追堵截孟晓骏，试图将其暴揍一番，在成东青的拼死掩护下孟晓骏、王阳才得以脱险，三人的友情也因为这次群殴而更深了一层。暴力还包括语言暴力。在《少年班》中，周兰虽然聪明，却冷若冰霜，个性孤僻，外形也不出众，因此除了吴未喜欢她以外，她并没有如江依琳一样身边总是围绕着形形色色的男生。在这种极度渴望爱情而不得的情况下，周兰的内心也逐渐扭曲。当别人嘲笑她时，往日不动声色的她居然在天台乱骂脏话，并且怒剪自己的头发，还要求男生吻她。其处理成长困惑的方式幼稚而可笑，与现实生活中循规蹈矩的学生截然不同。
（二）性放纵
性对于青少年来说是充满诱惑的，但是由于传统教育对性话题的讳莫如深，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入程度往往体现了青少年的叛逆程度。如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主人公柯景腾等人对于性还处于一种较为模糊的状态，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对性的放纵是反抗权威的一种方式。于是柯景腾等人故意在上课的时候自慰，并因此遭到了老师的痛骂。与其说他们的自慰是出于生理需要（事实上柯景腾等人在面对自己真正喜欢的女孩沈佳宜时反而连对方手都不敢拉），还不如说这是他们彰显自我的一种不成熟的方式。更为出格的则是直接发生关系甚至堕胎，如在《少年班》中，江依琳不仅有着高智商，并且热爱运动，精通游泳、舞蹈、篮球等，为此成为以男生为主的少年班中的一剂强心针，并且江依琳又热衷于与充满躁动和冲动的男生打成一片，但是有意不和任何一个人确定关系。很快，江依琳与有钱的常松坠入了爱河，在这一段关系中，江依琳追求的实际上更多的是能够给她办舞会的常松的金钱，甚至在上课时江依琳也对常松抛媚眼。在江依琳有意吊着常松的胃口很久后，两人发生了性关系，然而在常松明明有经济实力带江依琳去酒店时，两人却选择了在汽车上共浴爱河，其理由仅仅是因为这样更刺激（同时电影中也暗示这是他们受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影响），最后导致汽车被另一个同学王大法炸坏。更为过分的是，江依琳还利用其他人对她的迷恋诱使他们争风吃醋，甚至去犯罪。在电影中，年轻成为他们放纵自我，利用身体进行利益交换的理由。 三、我国校园电影的教化性回归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是整个文明社会进程中的一部分。它不仅要以艺术性取悦人，同时还要以一定的思想性来维持着意识形态，体现着主流的思想意志，校园电影也不例外。推崇向上的、健康的、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当下国产电影进行传播的必要手段和普遍法则。只是当代的校园电影已经放弃了板起面孔的枯燥说教，而是将正确的思想观念灌注于剧中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及他们的命运中，让观众在代入主人公角色的同时接受电影传达的思想与观念。[3]
（一）对奋发向上的肯定
校园时光正是人们的接受力、创造力和记忆力最强的时候，同时也因为自制力差而很有可能受到外界的干扰。主流价值观倡导学生利用这一黄金时间奋发向上，为将来进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与20世纪台湾校园电影中屡见不鲜的眷村子弟建立“黑帮”、逃学打人等内容不同，在近期涌现出来的校园电影中，勤奋学习日益成为一个重要主题。在《中国合伙人》中，孟晓骏在课余时间依然苦读，王阳则将与外国女孩谈恋爱的经历当成了提高口语的机会。而屡次落榜的成东青更是抓紧一切机会汲取知识，因为天赋有限，他就选择了苦背，字典出来一本他就背一本，并在图书馆通宵读书时收获了爱情。可以说，如果没有三个人在北大时的努力，他们也无法在毕业后创办新梦想英语培训学校，不断迈近自己的梦想。
（二）对堕落或迷失的否定
人们在校园中度过的岁月也正是青春期过后，第二性征发育成熟，性欲与恋爱欲萌动的时间段。而校园中的学生们一方面没有足够的社会经济地位来建立家庭，另一方面又没有宽松的、充分的性教育环境，因此在男女两性关系问题上难免会出现堕落与迷失。相比起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校园电影对于性、毒品、暴力等元素的大力渲染，国产校园电影仍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映与匡正。[4]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就以阮莞这一形象否定了这种所谓的“壮烈的青春”。阮莞一心爱着赵世永，并且最后也是在去见赵世永的路上遇到车祸而死。在阮莞的校园时代，她陪着赵世永的女人去堕胎，最后自己怀孕后因为赵世永的表现是惊慌失措而又选择了堕胎。阮莞的整个青春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荒唐的玩笑。最后阮莞生命的戛然而止也代表了影片对她的否定。
此外，电影还否定了“爱情即青春”“性即青春”这种偏激观念，将校园电影从单纯的“青春残酷物语”中升华出来，赋予了校园电影更为深厚的内涵。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导演赵薇在电影中表现更多的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因无法处理自己情绪催化剂的逐渐释放和头脑发热的冲动，最终给自己造成的种种苦果，这滋味中包含了内疚、决绝、隐忍、情不自禁、爱恨交织等多重意味，以及人们在品尝过爱情的苦涩滋味后，一部分人感受到的是豁然开朗，一部分人感受的是物是人非等。一切都已经告别了过往青春片中单纯“爱不爱”的简单命题，揭示的是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和弱小。
（三）对残酷现实的揭露
当代校园电影中有一部分佳作能够“出于校园却高于校园”，为观众褪去校园生活中的童话色彩，将社会中的残酷一面引入电影中，为电影增添了几分现实感和厚重感。如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电影设置了多个伏笔，使观众在对比剧中人物的校园时代与后校园时代时唏嘘不已。如郑微在上学时写作业并不认真，与陈孝正一起在自习室时，陈孝正毫不留情地将作业本摔到郑微的面前指出她的错误，而郑微的反应只是不以为意地说：“哦，可能算错了吧。”此处表现了年轻的郑微马虎的性格。而镜头一转，当电影开始表现剧中人纷纷进入职场后的生活时，对郑微的表现是她在办公室严厉批评自己办事不力的下属，要求他们认真办事，千万不能马虎。此时的郑微已经在社会的锤炼中成长为一个严谨的女人。社会除了能逼迫人改正自己的缺点外，也能够让人染上在校园中没有的毛病。陈孝正在校园时有洁癖，最不能接受别人抽烟，在室外坐在地上的时候，他都要拿一本书垫在自己的屁股下。然而在走上社会后，他如果再保持洁癖注定是难以生存的，正如郑微所说的，“我们最终都要成为我们曾经讨厌的那种人”，陈孝正不仅学会了抽烟，电影中还表现了他穿着一条白裤子时毫不犹豫地坐在肮脏的台阶上，这一个情节暗示的是人在离开校园后对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污浊、阴暗面的容忍度加强了，因为自己也被同化了。
中国当代校园电影既展现了主人公的叛逆青春，迎合了观众怀旧的观影心态，揭开了观众封存已久的某些回忆或欲望，同时又呈现出一种说教性的回归，有益于对前者的匡正和补救，使电影不至于沦为某种幼稚轻狂的盲目狂欢。当代一些出色的校园电影将娱乐因素与教化功能利用得淋漓尽致，影片将青春叙事从数十年的意识形态语言中拉出，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来对观众进行积极影响的手段无疑是值得其他影片学习的。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项目编号：Yq2013170）阶段性研究成果；2013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项目编号：2013CZ016）阶段性研究成果；2013年度广东省高职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课题（项目编号：WHSZYB033）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