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华人异教徒与周日学校教师》（1904）以来，华人形象在美国电影史上已走过百余年的历程。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东方文化的传播接受，华人形象也一改“跳梁小丑”“穷凶极恶”的原始呆板形态，逐步转向讴歌英雄、赞美人性、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揭露社会问题等多元发展趋势。这里既伴随着美国人对东方人认识的转变，从讽刺、挖苦、嘲笑，到更深层的同情理解和认同；也侧面烘托出盘踞华夏沉睡多年的这条卧龙正在苏醒，它正在改变美国乃至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传统认识。[1]近年来，学界已初步关注到美国电影中的各色华人形象，但还缺乏综合性的人物类型概括。在探索华人形象嬗变的道路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嬗变不仅是大量登陆北美的华人影星们通过不懈努力而取得的硕果，也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带来的美国人的关注，更重要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北美文化碰撞磨合后的涅??重生。尽管在美国影视圈，这一重生的“婴儿”仍然夹杂着一些他们难以理解的孽根，但随着“婴儿”的茁壮成长，可以预见华人形象也在“健康”地蜕变。
一、边缘矮化、嘲讽调侃的传统格调
“当代美国电影”是一个时间限制模糊的指称，主要是因为“当代”的内涵和外延很难坐实。为了清晰展现华人形象在当代美国电影中的嬗变历程，我们宽泛地以20世纪90年代至今为考察时段，以美国人导演，有华人参与的电影为研究载体，重点考察影片中华人形象塑造问题。当代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普遍处于边缘矮化的境地。边缘表现在华人多以配角、跑龙套的角色出现，矮化是指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呈现着与“君子”对立的“小人”姿态。[2]另外，在边缘矮化的同时，华人已经成为“嘲讽调侃”的符号象征。
先说边缘矮化。第一，演员角色的边缘。无论华人影星在国内多么光鲜，在进军北美的过程中，都逃不出配角的考验。2007年，戈尔?维宾斯基执导的《加勒比海盗：世界的尽头》风靡全球，而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华人影星周润发却只落得个“东方海盗”的小角色，且是与片中歌颂的“海盗船长”相对立的真海盗。周润发的境遇只是众多华人形象的典型。可以想象，如果连“知天命”的“发哥”都难以逃脱边缘的命运，就不必为以下这些明星扼腕了：《木乃伊：龙帝之墓》中出演刺客的吴京，即使是“龙帝”李连杰，也不过是伴随着各种电脑特技的昙花一现；其他如成龙、张曼玉、章子怡等中国国家级演员都各有美国电影界“跑龙套”的经历，更何况一些不知名的演员。第二，华人所扮演形象的矮化。与多以维护世界和平，拯救地球于危难之中的美国英雄形象相比，已经处于边缘境地的华人更是“雪上加霜”地被贴上道德卑劣、愚昧无知的标签。如大卫?凯普《鬼镇》中的诡计多端、居心叵测的医院护士，总是想方设法地“占小便宜”，并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挖苦他人；《上海之吻》中为“蝇头小利”而违心地带着Liam东跑西逛的出租车司机，酒吧中自作聪明而又不知变通的服务员，得饶人处不饶人的大妈等。就人物类型看，华人所扮演的角色多以美国社会非主流人群为主，尤其是承担着类似“奴隶”的职责，如清洁工、超市店员、污秽工厂的工人、高度危险工作的“敢死队”、游手好闲的贫民等。这些角色完全矮化了正常的华人形象，造成的错觉是美国群众总是以戴着有色眼镜的俯视姿态看待中国人。
再说嘲讽调侃。在美国导演眼中，华人在影片中的出现是为了达到“小丑”的效果，为了缓解戏剧冲突的紧张频率。如《无间道风云》中的中国黑帮从表情神态的趾高气扬到穿着打扮的“自以为是”，他们不屑地以为只要有枪有人就可以像在国内一样控制自己的地盘，这些愚蠢的行为举止在美国高科技下一览无遗。中国黑帮所有的表演都不过是延续华人愚昧无知的传统形象，也为进一步衬托美国的强大。同时，美国电影对华人形象的嘲讽是有指向性的，在讽刺的同时将矛头直指中国社会问题。如《无间道风云》中黑道风行以嘲讽中国社会治安混乱，出卖国家机密的官员影射中国政府腐败，《摔跤王》中劣质注射器涉及内地商品质量问题，《蝙蝠侠3》中中国人口众多等。正因为美国电影对华人形象的边缘矮化和嘲讽调侃，使得这类配角形成脸谱化的僵硬特征。受其影响，美国观众在没有科学认知的基础上，本能地认为华人皆是如此。这不仅造成对中国人形象先入为主的错误判断，也一定程度反映出美国电影的故步自封。中国政治经济形象的改观也逐步反映到美国电影中来，其影片中出现华人主演就是这一改观的明证。
二、同台主演、讴歌赞美的形象转变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被更广泛地认知了解，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出现不同程度的改观。虽然边缘矮化、嘲讽调侃的戏段依然存在，但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华人影星以平等的主演角色与美国人同台演绎，这一角色的转变固然离不开华人自身的艰苦努力，但也不可否认当今中国的崭新形象对美国的渗透和改变。不唯角色出现逆转，所扮演的人物形象也有向正面主流转变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机智顽强的华人英雄和雍容华贵的东方女子。首先，美国电影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华人主演。如李连杰从容地在《致命武器4》《致命罗密欧》《龙之吻》《游侠》《致命摇篮》等大片中与梅尔?吉布森、丹尼?格洛弗、艾莉雅、艾赛亚?华盛顿、布里吉特?芳达等美国影坛新秀老将的同台竞技；成龙在《尖峰时刻》《功夫梦》《邻家特工》等片中的如鱼得水；还有周润发、梁朝伟、刘德华、巩俐、张曼玉、章子怡等众多华人影星的加盟，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些人都曾以主演的身份侧身美国影坛，这俨然已经构成不可小觑的华人方阵。
其次，机智顽强的华人英雄形象多次被搬上北美银幕。在北美文化圈里，“英雄”角色可与各类“侠”等同，如“闪电侠”“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锄强扶弱、惩奸罚恶，是正义的化身。过去，除了李小龙曾有“侠”之殊荣外，从来没有华人在美国影坛踏入这一主流。成龙、李连杰则完成了这一突破，在多部美国影片中成为“英雄”。《尖峰时刻3》中，成龙就以功夫过人、机智勇敢的国际刑警形象一改华人卑微的“屈辱”历史。[3]《邻家特工》中的他更是成为匪徒闻风丧胆、毒枭望风而逃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股肱之臣。李连杰则在能力超群、有勇有谋的“大侠”基础上更添脉脉温情，如《致命罗密欧》中饰演韩星与Trish ODay之间同病相怜、同仇敌忾，在默契的信任与团结下，抵挡住黑社会的系列追杀，用执著的精神和炉火纯青的功夫捍卫社会的和平。随着系列华人英雄形象的出现，美国电影界一扫过去边缘矮化的格调，开始正面宣传中国人，这一形象的转变不仅使华人在北美影坛扬眉吐气，也打破了美国电影界人物形象脸谱化的局面。 最后，赞美雍容华贵的东方女子。20世纪初，随着《娇花溅血》《大地》等影片的传播，华人女子曾一度以温柔善良、贤淑达慧的面孔崭露北美荧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美国人对东方女子的幻想和认识。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美国影片中很少有正面赞美华人女子的，而常常出现道德素质低下、形迹卑劣的形象。[4]这一形象的改观始自1993年《喜福会》的上演，片中四对华人母女以平等的身份在美国追寻自由生活，虽然也不可避免地遇到种族婚姻的难题，但影片叙述的视角已摆脱“矮化”，回到正轨。新世纪的华人女性以各种面目驰骋北美影圈：《迈阿密风云》中，巩俐饰演多情贵妇伊莎贝拉；《艺伎回忆录》中小百合（章子怡饰）经过自己的努力从一个卑微的渔村女子成功迈上艺伎生涯的事业巅峰；最值得关注的是《花木兰》一类根据中国著名古典文学改编电影的产生，强有力地颠覆了美国影坛传统的华人女子形象，歌颂她们的所作所为，不加掩饰地赞美东方女子之美。从服装首饰、言谈举止等外貌的雍容华贵，到温柔善良、百折不挠的内在品质，华人女子形象的重塑成为美国影坛上的重大转变。
至此，当代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已经从过去的边缘矮化成功转向同台主演、讴歌赞美，这一转向的见证是：从男性侠义英雄的塑造，到女性雍容华贵的赞美；从道德卑劣的“跳梁小丑”，变为惩奸罚恶、知书达理的仁人志士；从对中国旧社会问题的揭露讽刺，转为对现代化东方大国的平等友好……所有支流的转变都在电影《2012》中汇聚成河，华人及中国已然成为世界末日的最后归宿，这一古老国度撑开了地球黑暗前的最后一丝光明。此后，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预见华人形象在世界舞台上更加多姿多彩。
三、形象转变的文化解构与认同
在看到华人形象转变的同时，不应该遗忘被“矮化”“嘲讽”的历史教训。从误解角度不难发现，过去华人形象的卑劣一方面是美国电影迎合本土观众的固有认识、心理需要和情感认同；另一方面是中国自己的贫瘠和“超级大国”本能的俯视。华人形象的转变不仅是政治经济因素强力推动的结果，更表明中国文化得到了世界的认同。东方独特的文化对美国影圈产生的巨大影响，大体有三个方面：刚健俊美的中国功夫、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
第一，误解者的文化解构。二战后，美国以强大的工业支撑迅速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这一“荣誉”也形成他们对第三世界的俯视态度，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工业自然也不例外。这就无怪20世纪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懦弱无能、卑躬屈膝、唯利是图，这不是美国人的故意嘲讽，是他们心中对华人的固有认识。而电影界为了迎合美国群众的这一认识，也本能地将华人塑造成“矮化”形象，以满足他们高高在上、“天朝上国”的心理诉求。这一诉求是容不得随意翻案的，在《推手》中，华人朱先生正面形象的塑造与美国人玛莎的负面批判就立刻招致影片票房的流失。在利益威胁面前，北美影圈并不会认真考虑客观事实和文化差异，而只是试图单方面地博得美国本土群众的情感认同。在这一思想内核的驱使下，华人形象的卑劣是必然的。
第二，被误解者的文化认同。受近代以来弱国形象的干扰，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地处于蒙蔽和被误解的境地，随着世界国门的打开和自身形象的积极重塑，古老而优秀的东方文化以崭新的姿态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首先，被美国电影吸收最多的是中国武术。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华人明星的卖点之一就是“中国功夫”。以2010年《功夫梦》为例，饱受欺凌和无助的德里?帕克在功夫大师韩先生（成龙饰）的帮助下，以“习武”的方式，重新找到自信，对中国“以武会友”的文化空间有了更深的体会和认同。其次，中国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也逐渐获得了美国人的认同。《鬼镇》中佩科斯曾谈及中国姓氏文化，虽然是以调侃的方式言及美国视域下“郭”“王”姓的差异，但稍有反思的他们必然会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代价，也进一步刺激了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逆向接受。其实，中国文化认同最值得称赞的还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尤其是工人形象在东方大地上创造的各种建筑奇迹一次又一次地吸引着美国电影界的注目。各种拍摄主场景从北美迁至中国，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剧本情节发展的需要，而是可以看作对中国地域文化的普遍接受。[5]
以上，我们从美、中两个视角对各自文化在美国电影中的体现做了简单梳理。虽然当代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转变的因素众多，但文化的传播接受和反思认同应该无可争辩地处于主导地位。随着两国的深入交流，相信美国电影中的华人会逐渐地呈现其独具东方魅力的真实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