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它的传播过程中，除注重“灵魂拯救”外，还注重“社会拯救”，施医给药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基督教也不例外。近代中国政局动荡，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打开了清政府大门，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中国在被迫承受的同时，也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就在这样复杂且独特的背景下教会医学教育作为西方文化输入工具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建立起了一系列学校和教育模式，在灌输或植入西方宗教殖民思想的同时，为近代中国带来了西医的先进技术及治疗方法，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西医人才。
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医学教育主要是通过开设教会医院、建立教会医学校、引进西方医院管理制度、改革医学院办学模式来培养西医人才，最终达到其传教目的。在 1900 年以前，教会在华医疗事业的规模一般都很小，数量也不多，通常都是附设在教堂里的诊疗所，即使是正式医院，收容能力极为有限。由基督教医药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及诊所在 1900年以前共约四十余所，大部分为小型诊所，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传教士开办的这些教会医院，大都免费医治病人，并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的信赖，西医逐渐深入人心，这就冲击了中医数千年来的统治地位，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传教医生通过在医院对病人进行游说，也达到了其传教的根本目的。
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传教士的医学教育将近代的医学教育制度纳入了中国。西医与中医全然不同，这不仅表现在医学体系上，还表现在医学教育制度上。最初，西医教育是在教会医院里进行的，不少医学传教士招收生徒，一边行医，一边传授医学知识。这种方法从表面上看类似中国传统的生徒传授，但从其教授的内容来看，已经属于是近代西医的教育范畴。医学传教士除传授给学生医疗技术外，还教给学生一些近代西方生理学和医学知识，并结合医疗实践进行教学。在这种生徒传授的基础上，医学传教士创办了一系列的正式医学校，后来还发展到高等医学教育。教会医学院校大都是对西方先进医学教育制度的模仿，它们对知识传授和实践并重，教学、考试都很严格。它们的教育模式对近代中国医学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与此同时，医学传教士在培养护士的过程中将西方兴起不久的护士教育制度传入中国，在中国建立一些护士训练学校。
其次，传教士的医学教育引导妇女走出家庭，走向了社会。 自古以来，中国妇女就没有受社会教育的权利。妇女禁锢在家庭中，接受的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中心的，封建礼教所规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她们很难在社会上拥有受人尊崇的职业，即便有人通过父兄学到医术或其他技能，但是在鄙视女性的社会环境下，她们也很难有机会像男性一样自由从事行医等活动。教会医药活动的开展为近代中国妇女提供了医生和护士两种新职业，这两种职业也是近代中国妇女较早从事，并赢得社会认同的职业。
再次，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有利于中医药的研究利用和中西医的交流。西医初到中国时，他们给病人治病用的药基本上采用中草药，但是在用药时却格外小心，这表明西方医学对中国的传统医学是存有偏见的。而西方医学家也曾经指出中国医学的许多知识和技术是和直观的经验性东西混在一起的。因此，很多传教士医生就利用他们的知识对中草药悉心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有些中医药的有用价值作了科学的评判。传教士对中医的研究和利用表明他们对中医的吸收，同时对西方国家认识到中医的价值有积极作用。这客观上促进了中西医的交流。
传教士的医学教育在促进中西医交流的同时，也带有很大程度上的消极性。
一些医学院的传教士在实施西方新式教育内容的过程中，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经常与中国学生发生冲突。另外，西式教育模式，对于传统的中国学生来说，课业重、压力大。而且他们主要目的仍是传播基督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大肆传播基督教，成为西方侵略中国的中国的重要手段。
总之，对于近代来华传教士医学教育的影响，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待。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文化冲突与差异带来的消极影响。但它在学制、教育观念、师生生活等各方面，都深刻的反映了基督教对于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事业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