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逻辑推论的结果，也不是主观臆测性，而是民族形式讨论中已经表现出的倾向。最有代表性的是向林冰的观点。他对五四文学的否定和对传统的张扬无须在此重复，需要注意的是它事实上是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瞿秋白等人观点的继续。但不同的是30年代的讨论因其集团的性质而只是一种自由言论的表达，不能构成对文学的全面影响，而在抗战的新形势下，它却借国家权威话语的力量对文学发出了共同的号令。
其实不难明白，只要从政治和军事的实用主义出发，任何批判国民性的行为都是不明智的。任何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都不会指着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批判他们的阿Ｑ主义。这正是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实用主义政治家的不同之所在。由于抗战的时势，文学对民众落后精神面貌的表现已经不合时宜。陈伯达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一文中说：“我们在文化上反对独断，反对迷信，但对于那迷信任何独断，迷信任何宗教的同胞，我们不但不应反对他们，而且要尽力避免刺激他们的宗教感情”。（10）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喜欢看”成了唯一的目标。如何讨大众欢心，顺应大众心理而鼓动他们的热情和不怕死的精神，成了艺术的全部奥秘。为了大众喜闻乐见，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全面地迁就和适应大众，不能适应大众的东西都要受到怀疑和批评。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就有人指出老舍发表的京戏《忠烈图》中“讲到贞操观念的部分，虽然是对的，但是却容易引起大众的反感”。（11）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无法再继续五四启蒙主义的精神，尽管洛蚀文等还没有忘记启蒙主义，还不愿意让文艺一味地迁就和迎合大众，但文艺迁就和迎合大众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尽管很多人对大众化的理解还不是迎合大众，但在大众化的含义中硬要加上化大众的内容，这不过是一些不愿意彻底放弃五四启蒙主义精神的文学家的一厢情愿。当大众化这一口号提出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注定了它后来在半个世纪中流行的解释：“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合广大群众需要”。这是至今流行的《现代汉语辞典》中对“大众化”的解释。我们不必怀疑辞典的解释是否正确，最流行的辞典采用的必然是最流行的解释。半个世纪以来，每当强调文学的大众化的时候，总是要求文学实现这种解释。就从词意上说，“大众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无法包容启蒙主义的“化大众”的内容。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清楚，大众化方向与启蒙主义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可惜直到今天有些研究者仍然把大众化与启蒙主义作极为有害的混淆。
作为大众化的理论前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当时大众/民族精神状态的误识。我还无法断定一些解释是政治家式的为调动群众积极性而以赞美的方式调动其力量，还是真的由于眼睛的问题而看到了虚幻的景象。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症结——由于民众的抗战热情，便误以为民族的精神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用一种相当普遍的表述方式就是：“战争使民族得到了新生，使人民大众广泛的觉醒。”（12）周扬是这样表述的：“要描写抗战，首先就要描写在抗战的具体环境下行动着的一个个的中国人。而这是一个怎样变化万端令人惊异的环境呵！在这个环境之下，人又是变化得怎样的迅速呵！昨天还是落后的，今天变成了进步的；昨天还是愚蒙的，今天变成了觉醒的；昨天还是消极的，今天变成了积极的。革命时期必然地伴以人类心灵上的深刻剧烈的变化，只适合于社会停滞期的艺术家的那种静的看法现在是完全不适用了。我们的现实中正涌现着新的人，新的抗日英雄的典型。我们不能把他写成平时的人一样，因为抗战的不平凡的环境已经使他变质；……中国新文学中可以称为不朽的典型的，只有鲁迅的阿Ｑ。在这个可笑又可悯的人物身上，反映出了中国农民的软弱的黑暗的一面，因为中国的农民性和落后性，他又被视为中国国民性的代表者。现在，阿Ｑ们抬起头来了。关于觉醒了的阿Ｑ，值得写一部更大的作品。”（13）阿Ｑ既然已经觉醒，并且成为时代的英雄，当然不再需要鲁迅式的启蒙主义，当然不再需要知识分子去批判他们。所以，虽然在理论上有时也谈及文艺教育大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已经是只有赞美和迎合。而且，这时的所谓教育也不再是启蒙主义所强调的使被教育者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地位，而是教育他们如何服从战争的需要，鼓励他们战斗的勇气。这样的教育是启蒙主义还是蒙昧主义是不难识别的。
在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国家权力话语和民间话语又一次联手扼制着知识分子话语。在其开始，是战争的要求使文学走向民间。然而，迅速生长的民间政治力量迫使知识分子向民间大众认同。两种力量同时要求文学走向传统，也同时要求文学走向民间。不过虽然要求相同，目的却绝不相同。占据国家权力地位的政治要求走向传统，去张扬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去弘扬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这从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中即可看到；民间的政治力量希望文学表现统治者的腐败和大众的疾苦以助长反抗情绪。然而，无论目的多么不同，他们都要求文学走向传统的同时走向民间。这导致了民族形式的胜利。民族形式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国家权力的胜利，也是民间大众话语的胜利。抗战前期真正胜利的是国家权威话语，而抗战后期真正胜利的是民间政治话语。前期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后期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大众文艺运动。
有必要注意国家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联合这一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在此之前，最为对立的是这两种话语。因为在这两种话语之间存在着两种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它们能够迅速统一起来，原因就在于两者之间本来就具有更多的可联合性。其对立主要是政治上的，虽然阶级立场对立，进行着压迫与反压迫、翻身与反翻身的较量，但在文化基础上，却都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反抗西方现代文化。所以，在反对五四和扼制知识分子话语方面，二者很容易地统一了起来。
三、坚守者的困境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战争的环境要求文学服从民族整体利益的需要，接受国家权力话语对文学进行整合。然而，知识分子是否就应该象士兵一样以服从为天职而放弃独立的思考？为了使文学更有效地服务于动员民众的任务，文学必须走向通俗。然而，文学是否就应该与大众认同以至迎合大众的观念和趣味？这是抗战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的问题。尽管国家权威话语和民间话语同时对知识分子发出各种传唤，知识分子仍然不可能彻底放弃自己的话语立场和话语形式。考察抗战时期的文学，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话语对国家权威话语整合企图的反抗，也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话语在大众化潮流中所做的艰苦守卫。
我把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的发表看作在民族意识中心和国家权威话语整合过程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华威先生》的确不同于当时的抗战文学，它没有满足于鼓动人们的抗战热情，也没有表现国家权威话语所要求的英雄主义，而是讽刺和揭露了抗战阵营中的官僚，显示了知识分子对独立批判权的持守。小说发表之后，立即受到一些人的指责。理由就是抗战文学的揭露和讽刺的对象应该是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如果揭露抗日阵营中的黑暗和丑恶，只能有利于敌人。这种指责更多地表现着对权威话语的依从。这种指责所展示的观念是重要的，从抗战开始到抗战结束，从重庆到延安，文学的批判精神一直受着这种观念的制扼。因此，这种观念与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权的实现是极为不利的。关于《华威先生》，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抗战生活和抗日阵营的内部，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既有民族新生力量也有腐朽的旧势力，甚至有各种卑鄙无耻的恶棍。因此，文学不能忽视对抗战队伍中的恶劣分子的揭露。这种意见表现着知识分子话语对旧势力的批判意志。从文化思想上解剖旧社会，揭露黑暗，抨击腐朽，这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一直为之努力的任务。即使在战火之中，知识分子也仍然不因为共同对敌而对民族肌体上的毒疮视而不见。它意味着知识分子话语仍然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批判权，意味着他们不愿因为战争而无条件维护国家权威。各种现象告诉我们，尽管共赴国难，但知识分子并不愿放弃自己的话语权而对权威话语全面服从。作为具体的表现，是一些作家在沉默中保持着清醒，一些作家则在一阵从戎的热情过去之后很快开始进行反省，由单纯的抗战号角和抗战颂转向对旧势力和旧思想的揭露和批判，重新操起了知识分子自己的武器。沙汀的《联保主任的消遣》、《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等小说都以对农村的封建势力和基层政权的腐败的揭露而获得了较高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的情感态度发生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在抗战初期，允许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存在都是大逆不道；到后期，作家们却纷纷从直接配合抗战宣传的战线上撤离，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都以自己的创作显示了同一性质的转变。《寒夜》和《北京人》等作品都不再是直接配合抗战，而是重新回到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这意味着一种告别和逃离，可是，正是这种告别和逃离而给这个时期的文学留下了最具光辉的篇章。
值得注意的另一现象是陈铨等人的“民族文学运动”受到的广泛抵制。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之所以被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话语同时反对，原因是它倡导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自觉不自觉地为国家权威做着意识统一的作用。同时，也因为当时民族危机还没有后来那么紧迫。抗战开始之后，文学事实上已经走上了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一致的道路，抗战当中，全国作家都围绕在民族救亡的旗帜之下，努力宣扬民族意识，然而，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却仍然不受欢迎，甚至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打击。如果只是从表面上看，这的确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具体地考察，原因复杂，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原因是知识分子话语对这种试图以民族意识进行统一的做法的反抗。有顺从又有反抗，这正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威话语的复杂关系所致。
冷静地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虽然批判者都往往通过“法西斯主义”这一词语把民族主义文学与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但陈铨的确不是御用文人。《战国策》的《本刊启事（代发刊词）》中宣布：他们“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宗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它所显示的是民族危难之秋一些知识分子面对现实而作出的一种选择。但是，民族文学运动受到批判和否定却是必然。在陈铨发表的理论文章中，最见水平的是《民族文学运动》。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过去二十几年间，中国的思想界，从个人主义到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到民族主义。中国现在的时代是民族主义的时代。我们政治上的先知先觉，虽然早已经提倡民族主义，然而真正民族意识强烈的发展，实在是近几年来的事情。政治和文学，是互相关联的。有政治没有文学，政治运动的力量不能加强；有文学没有政治，文学运动的成绩也不能伟大。现在政治上民族主义高涨，正是民族文学运动最好的机会；同时民族政治运动，也急需民族文学来帮助他，发扬他，推动他。”他虽然宣称“民族文学运动不是复古的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不是排外的文学运动”，然而，他象30年代初的民族文学运动一样，特别强调“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民族文学又可以帮助加强民族意识”，“最大的使命就是要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利害相同，精神相通，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奋斗……”这就使它象30年代初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一样使自己的后背靠在了国家权威话语身上。
更重要的是，陈铨把五四之后的文学分为三个阶段，认为第一个阶段是个人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是民族主义的。应该承认这种划分基本是准确的，但是，他充分描述三个阶段的对立，而对前两个阶段的文学持否定态度，就不能不引起前两方面作家的强烈反感。他没有意识到，人们虽然集合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但追求人的解放和阶级翻身的目的并没有因为从事民族解放的斗争而彻底忘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坚守知识分子立场的作家和带有极浓的政治色彩的持民间大众话语立场的作家一起对民族文艺运动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且，正因为这种试图以民族主义文艺取代前二者的倾向，才导致了许多文学家对五四文学精神的重新认同。已经在故纸堆中沉醉多年的闻一多在《新文艺与文学遗产》中大声疾呼：“五四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胡风说：“我们把五四的新文学叫做'革命文学'我们骄傲这个革命传统，正是因为它代言了一个伟大的精神：不但用被知识分子发动了的人民的反帝国主义的意志和封建、买办的奴从帝国主义的意志相对立，而且要用'科学'和'民主'把亚细亚的封建残余摧毁。”（14）胡风是来自左翼的一员，但他与鲁迅一样，愿意以生命和鲜血为大众解放事业而努力，却不愿意在精神上认同大众和放弃对大众的批判权力。他更不懂得为了赢得大众的追随和拥戴而赞美和利用他们的愚昧。在抗战前期，胡风就没有参与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这不是偶然的，从感情上说，他不可能倾向于梁实秋，但是，他却不赞同一些人紧密配合国家权威而忘记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也不赞同昨天还针锋相对今天就无条件逢迎的灵活态度和滑稽表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关心民族的命运，但也关心人的精神，关心文化和文学本身，所以他关心如何纠正公式化、概念化和“抗战八股”的问题，密切关注着文学界的“混乱”、“危机”和“逆流”，他痛苦于五四文学传统得不到发扬，“战斗的东西被市侩的东西所淹没”。将自己的集子定名为《在混乱里》和《逆流的日子》，可见他当时的态度。
在抵抗民族主义整合的斗争中，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致，然而，面对大众化的传唤，知识分子话语却陷入了更艰难的境地。
面对大众化潮流导致的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知识分子在言论上表示的反抗是有限的，声音是微弱的。尽管很多人都不同意对五四的彻底否定，也有人试图把民族形式的讨论限制在形式上，但是，所做的多是有限的守卫。在讨论中，知识分子话语的捍卫者是葛一虹和胡风。葛一虹竭力反对旧传统的继承，捍卫五四文学，强调民间形式的陈旧性与五四文学的进步性，指出五四文学在其普遍性上不及旧形式的根本原因是“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长期分家以致造成一般人民大众的知识程度低下的缘故。”强调要在五四文学所完成的基础上完成“表现我们新思想新感情的形式”。这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捍卫，也是对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精神的捍卫。胡风坚决反对那种认为五四新文学“割断了历史的优秀传统，割断了人民大众的联系的观点”，坚决反对以“民间文艺为中国文学正宗”的企图。他清楚地看到了五四新文学“不但和古文相对立，而且也和民间文艺相对立”。（15）所以对民间形式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也许在这一点上胡风的表述不是太清楚，但他接触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民间文艺与五四所否定的旧文艺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拒绝向民间文艺投降，直到最后以自己的艺术生命为代价捍卫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然而，这种捍卫并不能改变知识分子的话语继续跌落的时代命运。
一些人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并非没有留恋，但是，无论为了民族的利益还是为了大众的解放，他们大都努力顺从而不再抗争。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大众化的理论接受起来是非常容易的，创作的实践却困难重重。即使那些立志要做大众留声机器的人毕竟也是与大众很不相同的知识分子，他们要很好地表现大众的声音，就必须深入生活，去努力体会大众的思想和感情，甚至要学习他们的语言。这意味着知识分子要放弃自己的主体而重新获得一个外在的主体。然而，事实证明，觉醒的知识分子却不大可能主动改造成留声机，非大众作家要表现大众意识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没有真正大众化的知识分子总是难以很好地表现大众的思想感情，而且总自觉不自觉地表现自己的声音。他们有时能够成功地压抑自己的声音，有时却压抑不住或者不愿压抑而使它顽强地冒了出来。丁玲、肖军、王实味等人就是突出的例子。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及其命运构成了40年代文学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道风景。
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显然表现着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而且在创作上也是一种自我表现，女主人公身上明显地表现着作者的思想和心理。参加左联后，丁玲写出了表现群体生活的《水》，受到左联的赞扬，冯雪峰特意写了一篇《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赞美她从自我小天地走向了社会，从个人主义走向了工农大众的革命道路。然而，到延安后，丁玲写出的却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这样的带有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的作品。女青年贞贞的遭遇使我们看到了群众中的旧思想旧观念对人的摧残和扼杀。围绕陆萍的矛盾使我们看到了医院中各种落后、愚昧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小农意识。那个陆萍参加了革命队伍而仍然保持着自己鲜明而强大的个性，事实上有点象丁玲。小说受批判时，陆萍被称作反党分子。因为她看到的是延安的黑暗而不是光明。问题就在这里，从五四先驱们那里接受来的眼睛总是无法回避黑暗。在《我们需要杂文》中，丁玲说：“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联结着的”。因此，她呼唤杂文，呼唤五四文学精神，呼唤学习鲁迅。她说：“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常说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以为最好是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的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武器。”这不仅是丁玲一个人的呼唤，文艺整风中被批判的作品告诉我们，即使在某种潮流中，仍然有人继承着五四精神，坚持着从五四获得的知识分子话语立场。总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思想难以改造，拒绝改造或者想改造也改造不好。象肖军那样，象王实味那样，脖子很硬，不肯轻易低头听命于权威，不想从众而要讲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真正有感的生活。他们坚持着自己对于生活进行独立观察和判断的权力，坚持着五四之后新文学对人的关心，为人在封建势力面前的遭遇而悲哀，因此而发出呼号。他们有感于封建势力和各种传统观念的顽固，而仍然要致力于启蒙运动，仍然要发挥杂文的作用，揭露黑暗和愚昧，建设真正的人的生活……这其中所显示的是五四新文学中知识分子话语本质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严格的说，在这些人中，肖军可以说是鲁迅的嫡传弟子，丁玲等人都算不上五四精神的自觉坚守者，也不是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自觉捍卫者，但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独立精神的追求却使她不时地踏上五四的道路。受到五四精神影响较深的人很难完全屈从于权威，也很难向民间大众话语认同。读一读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吧！他的全部的不合时宜之处就在于象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一样不愿意放弃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对自己赞同并为之献身的阶级和集团的弱点和阴暗也给予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民族形式讨论的基础上，大众化方向得以确立，抵制西化，复归传统，放弃启蒙，迎合大众，成为一种新的时代潮流。丁玲们只有再一次虚心向大众学习，彻底地克服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和观点，从思想观念到语言形式彻底向工农大众认同。知识分子改造的核心就是克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说到底也就是克服五四新文化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留下的痕迹。而改造的目标就是与工农大众一致，就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民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甚至有“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得多”之论。（16）五四高潮过后二十年，由对大众启蒙倒向大众认同，这个逆转终于最后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知识分子话语立场，坚持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保卫自己的个性，再也从谈起。生活中要求组织纪律性，思想上要求保持一致，舆论要求统一，甚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接下来是工农本位的价值取向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的教育关系的倒错，是“臭老九”命运以及知识青年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的运动。
从四十年代开始，中国文化从多元状态逐渐走向一元状态。作为民间状态的文化终于战胜旧的国家权威话语而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改造旧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机器的同时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文学中出现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大面积缺席。我愿意如此理解这段历史中知识分子话语的命运：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中国知识分子以牺牲自我的方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代价之所以付出，一半是形势所迫，一半是自愿的选择。然而，这不是高尚的行为，因为现代化进程也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一点应该清楚：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与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势不两立，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必然伴随着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复兴。是依附还是独立，有没有独立的批判精神，这是评价一个知识分子是否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之一。是否承认个体个性，是否允许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的存在，则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摆脱封建主义文化笼罩的试金石。
注释：
（1）《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5日。
（2）胡风《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Ｐ375.（3）（12）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Ｐ31，Ｐ29.（4）《抗战文艺论集》，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Ｐ53.（5）《编者的话》，《中央日报》1938年12月1日。
（6）（7）茅盾《文艺大众化问题》，《抗战文艺论集》，Ｐ150-151.（8）周行《我们需要开展一个抗战文艺运动》，《抗战文艺论集》，Ｐ10.（9）以群《关于抗战文艺活动》，《抗战文艺论集》，Ｐ54-55.（10）转引自洛蚀文《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抗战文艺论集》，Ｐ61.（11）洛蚀文《关于文学大众化问题》，《抗战文艺论集》，Ｐ173.（13）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任务》，《抗战文艺论集》，Ｐ18.（14）《文学上的五四》，《胡风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Ｐ122，124.（15）《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Ｐ232.（1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自人民出版社1967年袖珍本Ｐ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