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研究者较为保守的估计，目前中国中产阶级及其家庭成员超过1亿人。一些中国学者预计，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很有可能达到30%-40%，即总人数约达到4亿。伴随着中产阶级人数的激增，中产阶级的地位将会变得举足轻重。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何为中产？第二，中产阶级是社会变革的力量还是稳定器？
一、中产阶级概念界定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作为社会分层研究中经常涉及的关键概念，存在多种多样的界定方式，有的学者将其称为“中间阶层”“中间阶级”，也有学者认为“中等阶级”或“中等收入者阶层”更能反映这一群体的真实情况。虽然不同学者对“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存在相异的认知，但是各理论流派对中产阶级的论述基本形成以下两种观点。
（一）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界定与论述
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普兰查斯、赖特等。在普兰查斯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外，还存在着“新小资产阶级”。他还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将其与“旧小资产阶级”做了对比，并且认为“新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力量最强大（普兰查斯，1976）。意大利社会学家卡切迪也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存在三个阶级：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以及“新中间阶级”。其中，新中间阶级指的是工厂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也对新旧两种中间阶级进行了区分（卡切迪，1977）。赖特则以“矛盾的阶级地位”来界定新中产阶级，将无产阶级分成四大类（上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工长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对这四类无产阶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赖特指出，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第三类就是处于“矛盾的阶级地位”的新中间阶级。除此之外，新工人阶级论、专业―管理阶级论、服务阶级论和新知识分子论等也对中产阶级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和论证。
（二）“多元论”的界定与论述
“多元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韦伯，这一方面的学者对中产阶级的界定大都是基于以“白领”为代表的新中产阶级的出现，以职业的社会报酬及社会评价为基点分析“白领人员”，用多元的职业关系分析取代一元的财产关系分析方式（沈瑞英，2009）。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米尔斯以职业为分层依据对白领进行了界定。他在与老式中产阶级的对比中描述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如农场主、小企业主等自雇佣者；新中产阶级则是指被雇佣者，以领薪水为生，由专业技术人员、经理、市场营销员、办公人员等组成。在他看来，“新中产阶级”和老式中产阶级最大的区别有二：其一，在资本拥有方面，老式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都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只是作为高级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其二，在工作方式上，即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式中产阶级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但新中产阶级从事的一般是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多的职业是具有专业技术性的（Mills，1951）。伦斯基从工作条件出发对白领进行了界定，中产阶级的地位明显介于资产阶级和体力劳动者之间，中产阶级与体力劳动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工作条件好，不会受到身体危险、噪音、臭味和尘垢的威胁，他们的假期更多，同时收入比体力劳动者更高，工作职位更稳定（伦斯基，1987）。另外，贝尔、吉尔伯特等人也对白领的界定做出了贡献。
国内学者也结合了其研究的需要，与我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对“中产阶级”进行了一些阐述。陆学艺根据职业分类，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对中间阶层进行了界定。在他看来，中间阶层是指：就所拥有的各种资源而言，“处于社会的中间等级位置，属于社会中间层”（陆学艺，2002）。李强则侧重从经济的角度定义中产阶级，认为中产阶级是指收入、生活条件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李强，2001）。张宛丽则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界定中产阶级，认为中产阶级是指从事脑力劳动为主，工作条件较好，有较高的经济收入，而且具有一定的个人消费能力和家庭消费能力，有闲暇的生活，对其劳动和工作的对象有一定的支配权，具备一定公民、功德意识以及相应修养的社会群体（张宛丽、李炜、高鸽，2004）。此外，一些研究者还指出，使用中间阶层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把社会所有成员排列为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只是一种简略的归类和描述方式，而现实社会结构要远比这种归类错综复杂得多”（李春玲，2001）。李强也认为，中间阶层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比较模糊”“它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并没有一条径渭分明的界限”（李强，2001）。
二、社会稳定器还是社会变革力量？
中产阶级是稳定器还是社会变革的力量这一问题自中产阶级研究伊始就伴随着我们，学术界自此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国内的学者对此也展开了激烈的辩驳。
李强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在任何社会中，中产阶级都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力量。李强从政治、思想和经济三个方面阐述了原因：第一，在政治方面，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占社会的多数时，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直接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得到大大缓和。第二，在思想方面，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了温和与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存在的市场。第三，在经济方面，中产阶级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而稳定的消费市场，有利于经济繁荣稳定（李强，2001）。周晓虹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明显地表现出了米尔斯所说的政治后卫倾向，但这种后卫倾向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不拥护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推进，而是说他们一般都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这种民主（周晓虹，2002）。 然而，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张翼指出，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稳定器”是有条件的。那些收入并不低但却在参照群体中将自己认同在最下层的人们，更易于生发不满，中国中产阶级具有社会变革倾向（张翼，2005）。有一些学者则认同李普塞特和亨廷顿等人的理论，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主要推动力量，中产阶级的兴起必然会引发政治民主变革的发生。虽然这些学者一般并不指明中国中产阶级会去追求政治变革，但他们往往通过分析或介绍其他国家中产阶级成长过程和社会政治变迁，来证明这似乎是一条必然规律（李春玲，2011）。
在上述两种不同意见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类声音。李春玲根据2006年的全国数据设计了一套态度测量量表，区分了政治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态度特征，由此分析中产阶级的主要态度倾向。研究发现，中国中产阶级的内部存在着多种价值取向，既有保守主义的成分也有自由主义的成分。因此，李春玲指出中产阶级在当前肯定是一种社会稳定力量，但其未来走向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李春玲，2011）。李路路则认为，有关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特征的研究，需要从描述其多维特征转变为两个更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一，从中产阶级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的矛盾位置解释多维特征的结构基础；其二，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中产阶级会显示出特定的功能特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政体性质和秩序化程度等构成了影响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彰显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中产阶级的基本性质和环境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随着环境变量的变化，中产阶级所彰显的特定社会功能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李路路，2008）。
三、小结与讨论
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对中产阶级界定的侧重点有差异，得出的定义也有些区别，但他们都大致在描述这样一个群体：具有一定的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人，被看作一般人能够认同的新的参照群体，一般来说，他们的收入、消费方式、生活习惯等都与社会底层人士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又没有达到社会顶层人士的水平，而且伴随着他们的独特的阶层文化也正在形成，这种文化既有社会上层阶层的特征，也带有底层的色彩。
对于中产阶级的作用，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中产阶级既是一种社会稳定的力量，又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中产阶级的作用将是迥然相异的。结合李路路等人的分析，理由有如下三点：第一，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中产阶级是复杂的群体，既学习并且向往上层人士的风雅，但又摆脱不了底层的习性；第二，基于中产阶级所受的教育与技术水平，他们有改革的能力，但是，他们变革的动机会被目前所处的地位与既得利益所抑制；第三，中产阶级内部或许并不是铁板一块，也存在类似于“中上”和“中下”这样的分层，而不同分层之间的意识倾向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