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往今来，凡是在文学理论上有所造诣的大家硕儒都曾试图回答的问题便是“文学是什么”，“文学将会何去何从”？当然这也是时时盘旋在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脑海中的问题。
在2003年的《理论之后》中，他开篇便抛出一句足以震荡文坛的言论，“文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1]，配之以“理论之后”这种暖昧不清的书名，让读者误以为这位以书写文学理论教科书扬名天下的学术明星已加入鼓吹“理论之死”的时尚中。虽然他在前四章中对理论进行猛烈批判，但众人却没看到他又在后四章讨论真理、政治、道德、死亡，试图从这些宏大命题中为理论寻找出路。在《批评家的任务》中他曾言，关注这些问题并非是因为研究重心的转移，“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这些话题根本就没有远离过我”[2]。又说：“我一直对研究神学（形而上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感兴趣…近年以来，我又回到这个主题。”[3]。如果说《理论之后》只是痛心反思，那么其近期论著《文学事件》（2012）便是一次尝试了，他推翻《文学理论导论》中的无本质论而认为文学确实存在本质，并借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作了一个非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定义。
早在《理论之后》中他便说道：“我们坚持的文化理论许诺要尽力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但总的来说没有兑现诺言。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1]98，而这种补救之法便在于道德与伦理之上。当文学理论因为离文学越来越远而故步自封，文化理论离社会政治越来越远成为象牙塔游戏，伊格尔顿看到，只有重新返回宏大而基本的问题的思考中，重新探讨真理、道德、宗教…文学理论才能重新回到高理论（high theory）阶段，重新认识到文学的本质。
二
伊格尔顿在晚年受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影响颇深，特别是伊格尔顿关于政治伦理的看法，时常显现出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观点揉合的影子。在《理论之后》中，他说道：“马克思继随的正是这种道德思想，甚至他的经济思想也承继了亚里士多德。善恶的问题被错误地从它们的社会背景中抽象了出来，而又不得不回归于社会背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就是古典意义上的道德学家。”[1]137他认为马克思是现代的亚里士多德，只是他本人却没有意识到。
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德性伦理学是如何影响伊格尔顿的呢？首先在于他的德性幸福观，在亚氏看来，当事物将其本身的功能很好实现的时候就是实现了善。在德性伦理学中，德性被肯定只是因为它们是构成人之世界的好的要素，它本身是善的。所有实践活动的目标以及最高的善便是幸福（eudaimonia），幸福是自足的。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便显露出受此种观点的深刻影响，比如“本性这个概念，就像是条底线：你不能问长颈鹿为什么如此这般行事。答日‘这是本性’就足矣。你无法问出更深的答案。同样，你不能问为什么人们要想感到幸福感或有成就感。……幸福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1]116。在《文学事件》中，伊格尔顿说“像道德一样，文学作品它们自身便存在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通过显示其言语行为功能，才能实现文学自身的目的。”这里文学不再被认为是传统观念中的只是反映现实再现现实的中介之物，文学便是文学本身，它自有目的和价值。伊格尔顿一改以往文学没有本质的看法，肯定文学自身的价值，他尝试探索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最终得出文学是一个事件的结论。
亚氏影响伊格尔顿的又一要点，便是实现幸福的途径。亚氏在《尼克马可伦理学》中曾言：“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4] “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才是幸福的主导”[5]，探讨德性并不是为了知道德性是什么，而是为了去实践，去成为有德性的人，德性实践才是实现幸福的途径。在《理论之后》一书中，伊格尔顿便论述过这种观点，“你不可能仅仅通过反省来判断你的生活是否自由全面发展，因为它涉及你怎么做，而不仅涉及你怎么感觉。…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幸福是一种实际行动或活动，而不是心境。它与如何实现你的能力有关，而与特定的生活观无关。”[1]123而由此可以发现，道德实践的这个观点正是文学是一种事件的理论基石，《文学事件》一书中写到，“文学作品是一种实践，一种行中之知，从这个角度相似于古典时期的道德概念。”[6]64文学作品是行动中的知识，而非理论上的涵义，是作者的写作行动与读者的阅读行动构成的事件，文本、作者、读者三者之间存在对话关系，文学批评的任务正是在于分析写作与阅读行动中的策略。
三
伊格尔顿从新世纪初便表现出了伦理学的转向，在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伦理道德理论中获得了新的启发，尝试用新的本体论角度看待文学，特别是她的伦理道德取向，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下这种转变的痕迹。在《理论之后》伊格尔顿便曾言：“在文化登上中央舞台之前的日子里，精神有一个显然的归宿即宗教。宗教所做的正是后来文化所做的一切。”[1]95当宗教崩塌之后，文化成为新的精神寄托，在《文学事件》中，伊格尔顿说道：“宗教败落了，艺术与文化将替代它”[6]59。
那么文化替代了宗教跟文学中的道德伦理有什么联系呢？《理论之后》中曾说到“通过宗教与道德准则，宗教可以将绝对价值问题与男男女女日常经验联系起来。”[1]95宗教通过联合道德成为信仰，而文化兴起后“文学世界成为道德实践的绝佳示范。”文学将道德从一种准则规范转变为价值品质，成为道德实践的方法和处所，“文学已经成为后宗教时代的道德范式。”[6]59因此，伊格尔顿十分关注文学的伦理维度，在《文学事件》用大量篇幅进行论述。 伊格尔顿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文学中的道德是一种实践，一种行动，一种描述性资源，对先前人的观点进行了一一批驳，比如从雪莱，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到默克多他们一脉相承的观点是道德本身是一个想像力问题，借由想象而产出移情作用以体会他者的内心，从而达到道德教化作用。雪莱：“对于道德上的善，主要的工具就是想象，而诗歌遵循道德的行事，因而具有道德效率。”[7]伊格尔顿就从三个方面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一来想象力本身具有限制性，有积极的想像也有消极的想像;二来想象本身也是一种基本的日常认识能力，不足以概括道德的功用问题;三来纯粹的共情也缺乏进行文学批判时的思考与理解过程，而不能构成认知，所以想象移情是一种谬误。如果只是能了解他人的感受，这样太小视了文学的功用。
在逐步驳斥了前人的错解之后，伊格尔顿抛出自己的见解。文学作品中道德真相是隐晦的，大体上来说它们是呈现而非阐释的。在阅读中它是一种个人的认知，但又不是说完全没有普遍性的命题形式。“像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一样，它们（文学中的道德）体现隐性道德知识的模式虽不能以普遍或命题的形式被充分捕捉，这并不是说它不能被捕获。”[6]65
那么我们该如何捕捉呢？ “文学中的道德概念与所谓的德性伦理学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不是与康德的义务论。像德性伦理学一样，在诗歌或小说中，道德判断的对象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或一组命题，而是生命的品质。”[6]63伊格尔顿提到希拉里?帕特南关于艺术中道德运作的一个微妙观点便是将它们看作是一种描述性的资源。从这种描述性资源中可以获得一种个人认知（personal knowledge）而不是事实认知（knowledge of facts）。而文学所要做的便是引导美德的践行，是一种行中之知，为我们提供一种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道德认知模式。因此，《文学事件》中所显露的视角便是，文学作品和其中的道德伦理本身便具有价值，具有本体论意义，都是一种行中之知，文学中的这种描述性的资源本身便具有重塑现实的作用，从而改变人类认识世界的视角。
将这种观点推之到文学本质问题的思考，便得到《文学事件》所强调的中心观点，文学是一个事件。“事件”作何解释？如前文所讲，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启示是，文学的本质便是文学本身。它既不是有可以用语言概括的固定本质，也不是没有本质，而是一个动态的，处于实践中的事件，是作者的写作活动与读者的阅读活共同构成的事件。伊格尔顿又从肯尼斯?伯克的策略一说中受到启发，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是一种描述性的资源，创作这种资源和解读这种资源需要不同的策略。
四
二十世纪末以来的文化理论式微之势使理论家们不断反思理论何去何从的问题，在《理论之后》的末尾，伊格尔顿写到“…探索新的话题，特别是那些它一直不愿触碰的话题。本书就是在这方面探索的开端”[1]214。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伊格尔顿朝着伦理学的方向越走越远，不是因为背离了文学的研究领域，而是因为他认为文学理论或者说文化理论的生命力本就根植于社会现实。当后现代主义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剑走偏锋，周旋于性题材，边缘性人格，恐怖题材，追求价值的极尽多元和塑造复杂边缘的人物形象，事实上只是让文学艺术成为只是自由主义者的道德范式，这种范式只适用于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而非社会主义工人阶级。
虽然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道德价值，但是人类思想中的仁慈、勇气、善良这些共性是永不过时的，可惜后现代主义却忽视它们。因此，文化理论只有关注现实，在面对重大的社会问题重新获得强有力的批判力，才能重新焕发光彩。
正是因为后现代主义“理论之死”呼声高涨，伊格尔顿才紧急思考文学的本质及文化理论该走向何方的问题。而在思考的路途中，伊格尔顿又踩在了亚里士多德这位巨人肩上，向伦理学的轨道迈进。在道德伦理中发现了道德在文学，在文化信仰中的重塑作用，因而大声疾呼以唤起世人对真理、道德、宗教、生死等形而上问题的注意，而同时，也发现了文学的本体论价值，更尝试将文学用事件来定义，希望在这种行动、实践中的事件中，人们能重新思考文学和道德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理论该走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