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现状回顾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清代皇子教育问题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但目前还并未有系统论述的专著，我们仅能在一些通史著作中对清代宫廷教育进行简单的了解。关于清代皇子教育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章比较有力度的不过10篇，在这10篇中，有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皇族，有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的皇帝及其诸子，其余亦各有侧重，笔者按其研究内容，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整理归结并予以评析。
杨珍与韩四亮均以康熙帝对其诸子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杨珍认为康熙帝教子严格，并为此倾注大量心血，他在培养皇子的过程中，确定的培养目标，成为清朝皇子教育的真正奠基者与开创者但对上书房制度并未涉及。韩四亮的论文共分四大部分，主要有康熙帝皇子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的内容、教育的基本方式以及上书房的设立、上书房老师的挑选、上书房教学规则的订立等方面的问题。
韩大梅与冯钰舒都以八旗子弟的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韩大梅认识到了清朝对八旗子弟教育的重视性，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清代八旗子弟家庭教育的侧重点为知识和道德品质两方面。冯钰舒的研究共分三个部分，从多个角度入手，对清末宗室子弟的成长过程进行考察，文章内容涉及到皇室子弟教育，虽言之不详，但其多角度的思维方式、全学科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赵志强与颜丙震均肯定教育在清朝统治中的重要作用。赵志强定义清朝的皇子教育为清朝统治着为维护统治对其子孙施加影响的活动。它随着爱新觉罗家族的兴起而产生，腐败而消亡。他对上书房制度的兴起与衰落进行了分析，认为其衰落是因为制度的松懈，并做了相对应的论证。颜丙震认为清代十二位皇帝，除同治和年幼的宣统没有多少政绩外，其余的皇帝均比较勤政，究其原因，离不开清代皇室教育、皇位传承和内忧外患的现状。
常晓辉与杜家骥是历史界较早对清代皇族教育问题进行研究的人。常晓辉在文中说清代皇族是一个文化素质极高的家族，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对汉文化的吸取，清朝能统治中国300余年，完全是因为其汉化。该文章主要是考察清初爱新觉罗皇族的教育，主要介绍了清朝统治者对王公宗室子弟的教育情况。杜家骥则以清朝整个皇族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宗室王公及其子弟、闲散宗室、皇子皇孙的受教育情况，通过展示龙子龙孙们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展示了清代皇族教育的成功之处。
吴吉远认为当今学术界对清朝秘密建储制度的确立及其影响关注比较多，而对其基础――上书房制度的关注却显然是不够的，他甚至认为，学术界对整个清朝宗室的受教育情况的关注都不够。他从皇位继承角度，分析了上书房的设立，上书房的日常规章与运行情况，论述了上书房皇子教育制度的形成并指出了该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霍玉敏则认为清朝皇子教育的特殊性与成功性与秘密立储制相辅相成，在客观上延续了清朝的统治。
杨凌云与刘庆宇用不同的研究手法丰富了清代皇子教育研究。杨凌云的论文简要叙述了清代皇子教育从肇始到衰落的历程、皇子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皇子教育的成就，归纳了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成就，并据此分析了皇子教育对清朝兴衰等许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清代皇子教育颓废的主要原因有国势渐衰、制度松弛、皇子减少等。刘庆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明清两朝宗室教育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清代宗室教育制度完善，效果良好，远支宗室教育成果也十分突出，，清中后期，宗学制度逐渐与时代脱节，遂逐渐废弛。其余诸文虽对清代皇子教育问题进行探讨，但皆为故事性叙事，亦未做深论，便不赘述。
二、关于清代皇子教育的定位问题
若想对清代皇子教育问题有更好的研究，就首先要明确这个问题的定位。清代皇子教育问题研究的范围应包含另外两个与其相辅相成的制度，即上书房制度和储位密建制度。很多学者将清代皇子教育归类于宫廷史研究范畴，有些学者将其归类于政治史研究范畴，有些学者将其归类于教育史研究范畴，亦有学者将其归类于制度史研究范畴。皇子教育问题即属历史学和教育学的交叉领域，又泛属于政治史、制度史、宫廷史，并且其衍伸问题――“上书房制度”的研究，可以用管理学、心理学的多学科角度去对待。
关于上书房建立的时间，史学界众说纷纭，有认为它建于康熙年间，也有认为正式建立是在雍正年间。史学界过多的目光都集中于上书房的成立时间，却忽视了其名称的由来。由于清朝是由满族人建立的，皇宫内日常用语皆以满文为主，很多学者不懂满文，故对上书房问题的考证颇为困难。早在1992年，赵志强就曾写到上书房的满文名字为“ageseibitheiboo”或“dergibitheiboo”，并做了相应的分析。但尔后的诸位学者都并未对这一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自然也就谈不上研究了。
皇子教育的界定：上书房教育成为“家法”时，皇子、皇孙甚至皇曾孙都曾一同在上书房读书，但“皇子”仅指皇帝的儿子，皇帝的侄子、孙子等则不应在此列。另外，幼时即位的世祖、圣祖、穆宗、德宗，其聪龄即登大宝，尽管对其教育方式、方法、内容的研究对皇子教育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其教育应属幼帝教育，而不属皇子教育的研究范畴。自清朝入主中原才为正统王朝，而后康熙幼年失怙，穆宗幼年即位且之后诸帝皆无子嗣，故而在研究有清一代的皇子教育时，我们重点应放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帝及其对诸子的教育。
学术界对清代教育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大家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定鼎期女真教育问题，盛世期官学、宫学发展问题，衰颓期八旗子弟问题上，单纯对于清代皇子教育问题及其两个衍伸问题的研究力度还是不够的，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研究空间。 三、可深入研究的方向
1、对清人笔记研究不够透彻
上书房的老师皆是朝中翰林，一时翘楚，这些文人骚客无不以入值上书房为荣，故而关于上书房等问题可散见于清人笔记。目前学术界被广泛引用的有赵翼的《檐曝杂记》、福格的《听雨丛谈》、昭■的《啸亭杂录》、吴振械的《养吉斋丛录》等，而据笔者考量，清代笔记数量众多，可搜集的资料绝不仅限于此。
即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笔记，大家对其研究深度也有待开发。如《听雨丛谈》与《檐曝杂记》中记载的清宫皇子每日课程安排的时间先后与内容颇有不同，但目前并未有人对此进行研究。除时人笔记外，曾入值上书房，尤其是担任过上书房总师傅的各位老师的著作、传记、诗文等资料，也应受到重视。
2、各学科仅以本学科视角研究问题
目前，有以政治史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有以教育史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有以制度史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也有些研究能够综合多学科，但也仅限于历史学与教育学的交叉。而笔者认为，上书房制度作为一种意义深远的制度，对其制度的管理、监督、执行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而上书房的主要教育对象又是皇子。那么综上所述，我们就应同时将管理学、心理学这些新兴学科与传统的教育学、历史学研究相结合，以期取得更全面的研究成果。
3、从制度史中更深层次的挖掘问题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称：“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清代皇子教育的成功不得不归功于于上书房制度，而上书房制度的成功缘由却未得到史学界的重视。
笔者认为上书房制度取得巨大成效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奖赏制度的执行。赏用以劝善，罚用以惩恶，赏罚得当，河清海靖。奖赏制度是清代政治法律制度中的一项相当重要的内容，也是实现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故而，奖赏制度对上书房成立、发展、完善、衰落的影响应该纳入到上书房制度的研究范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