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洲法医学最早的著作，基本上有三种说法：“一种是1898年意大利人Fiele编著，另外一种是法国外科医生佛图纳图?q菲德利的著作，第三种是“法国外科医生芭蕾的法医学著作”[1]。而七百多年前，南宋人宋慈（1186―1249）的《洗冤集录》系统地论述了检验尸体的各种方法，是我国古代长期积累的病理、解剖、药理学等方面知识的一个总结，也是宋代以前刑官检验知识和经验的汇总，它不仅是中国法医史上第一部专著，而且也是世界法医史上的第一部。当它刊印问世及在中国社会广泛流行之时，世界其他各国的法医学尚处于
蒙昧时代[2]。因此，宋慈《洗冤集录》比欧洲早了整整三百多年，这已被世界法医学界所公认。《洗冤集录》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广泛流行，对世界法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漫长岁月里，凡从事司法检验工作的人，无不随身携带这部线装书，检验尸伤遇有疑难就向它来求教，审案定刑，上驳下复，也以它为指南，就是国家法律也赶不上它的权威，外国人很奇怪，研读后大为赞赏，至今仍在研究它。
中国的法医学历史悠久。人们生活积累实践，对自身的查伤、检验以致刑事诉讼也已经逐渐从经验的感官判断上升到规律的总结。南宋前，已经出现了《疑狱集》《内恕录》等有关查验、刑事狱案的书籍。这对中国法医学日后形成一个客观、科学的系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宋慈的《洗冤集录》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系统法医学名著，能够诞生在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绝非偶然现象，这其中除过宋慈本人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和优秀品质以外，其背后蕴含着着深厚的经济、科技、思想文化等因素。在当前这个迫切需要法制的时代，探究这部著作诞生的背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经济因素
苟安江南的南宋王朝，虽然统治面积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而社会经济却继续向前发展。这是因为南宋初年，金军虽曾越过长江，但在广大军民的坚决抵御下，很快被迫北撤，没有造成长期的严重破坏，后来金军数次南下，都受到北方军民的牵制及南方军民的堵击，未能再过长江。人民的斗争保障了南方的安全，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人民不愿受女真贵族的压迫奴役，纷纷南迁，“据1159年统计，南方人口一千六百八十四万，到淳熙六年（1179年）已达二千九百五十多万”[3]，二十年时间人口增加了四分之三，这不仅为南方各生产部门提供了劳动人口，而且还加速了各地生产技术的交流。人民群众在进行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同时，积极从事生产，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重心移向南方。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南宋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商业和城市改先朝以政治色彩颇浓的特征为经济色彩浓厚，另外由于国都南迁，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带动作用，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南宋末年“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六十三万贯的两倍多”[4]，雄厚的经济实力使科技、医学等也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2.科技因素
宋代是一个科技发达的朝代，尤其是活字排版的应用。宋代虽然朝政暗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复杂、尖锐，但是宋太祖统一全国后，结束了五代纷争的混乱局面，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的措施，社会经济不断复苏，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被誉为中古三大发明的活字版、火药、指南针就是在宋代发明的。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有利于医药书籍的广泛传播和民间医学水平的提高。医药学知识在司法检验及劳动人民同死伤疾病斗争中的广泛应用，与日俱增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针灸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我国针灸学虽然历史悠久，但因长期传抄，其中所在经络俞穴部位很紊乱。宋仁宗初年针灸专家、太医王惟一总结了历史上针灸学的实践经验，统一了针灸穴位，并与铜匠师合作，设计用铜铸成人体模型二具，刻画经穴，标注名称作为针灸学教学之用，同时写成《新铸铜人俞穴针灸图经》三卷，不久又把《图经》刻石流传，使以后学习针灸的人对俞穴部位能准确地掌握。
现代法医学从学科属性上，是“应用医学、生物学、化学及其它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研究解决司法、公安工作中有关人身伤亡和涉及法律的各种医学的科学”[5]，从功能上它是“一门为执行法律和法庭审理所应用的的医学”[6]，而在我国古代医学缺乏完备理论情况下，作为操作性极强的医学门类之一的针灸学和同样操作性强的学科――法医学，其关系自然比较密切，在当时社会医学整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针灸的发展促使解剖学在这一时期得到启蒙与发展，相应的解剖学实践为法医学形成理论化的专著奠定了实践基础。
3.历史传承和宋慈的个人因素
《洗冤集录》这部世界法医学开山之作是在中国文化的母体内，经过长时间孕育而成的。现代西方法医学传到我国不过数十年历史，但在此前的很长时间里，我国司法工作实际上就存在并应用着自己独特的法医学了。远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西欧社会还处于蒙昧时期，我国就已运用检验方法了。由于唐朝以前的法医学未完整传承下来，现在只能从有关文献中见到只鳞片爪的记载。如古文献中有“是月也……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7]的记载，汉人蔡邕解释说：“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这里所称的“瞻、察、视、审”就是后世的检验方法，伤、创、折、断则为损伤的程度。《礼记》是汉人对有关周朝事情的记载，说明在距今三千年左右，我们的祖先对创伤的性质和轻重程度已经做了周密的观察和鉴定了。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中，记载着《贼死》《经死》《穴道》等案例，其中对现场勘验、法医检验的情况记述得相当详细，并对“自缢”“他杀”能够准确地鉴别。这“证明我国法医学检验早在战国就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8]，此后，《前汉书?q薛宣传》也载有“?W?_”这一检验术语。应劭解释说：“以杖手殴击人，剥其皮肤，肿起青黑而无创瘢者，律谓?W?_”，这也说明在西汉时就已有检验的方法与法律、法令并行，而且已经注意到皮肤组织的病理变化了。三国时代（公元三世纪），据说为华佗学生的吴普、张举曾分别运用医学知识和动物实验鉴定的方法来帮助审理案件。到了唐朝，当时法律、法令对检验的规章制度已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字惠父，进士出身，福建建阳人，曾四次担任南宋省一级的司法官――提刑。他在二十余年以司法工作为主的仕宦生涯中，凡决狱理刑，始终以“民命为重”、采取“审之又审”的严肃态度深入查访，听讼清明，决事刚果，雪冤禁暴，不畏豪强权贵，声名远播，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他特别重视检验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他六十二岁任湖南提刑期间，广泛搜集了历代有关司法检验的著作，认真吸收了民间的实践经验，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上自己多年实践工作的心得体会，综合整理、编纂而成《洗冤集录》这部巨著。《洗冤集录》的问世与宋慈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密切相关。因为在封建社会尸体检验这行一向被视为“仵作”和“贱役”，但宋慈力戒怕苦怕累、敷衍塞责的官僚作风，以不畏世俗的气概进行实践，成就了惊世骇俗的旷代奇书《洗冤集录》，而在宋代医学发展普及的过程中，很多从业人员同封建迷信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史载两宋时期“岭南风俗有病祈神求巫，不服药饵，人多死于瘴疠”[9]，足见宋慈阻力之巨。 4.主流思想文化因素
在南宋占据正统思想地位的宋明理学对该书的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宋慈年少时受业于同邑‘考亭高第’吴稚门下，吴稚是朱熹的得意门生，受朱熹考亭学派（又称闽学）影响很深[10]。深受朱熹 “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重视实践，穷究真知，而此前很多司法官吏在断案时基本是“遥望而弗亲，掩壁而不屑”（宋慈语）[11]，这是宋慈事业有成的一块基石。这种思想含有科学求知的精神，这与一个时代仕人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整个宋明理学将道德提高为本体，重建了人的哲学。理学家的最高理想是‘孔颜乐处’及‘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12]。宋明理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王阳明的弟子说：“满街都是圣人”，南宋理学重视生命个体，反对草菅人命的哲学观是文明的进步，理学的根本精神用北宋大儒张载的不朽格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代表。宋慈《洗冤集录》的编纂可谓张载名言的恰当注脚。
5.社会生活因素
最后，笔者还认为，由于两宋市民阶层的兴起，使社会结构更趋复杂化，中晚唐以来的都市经济这时有了更充分的发展，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反映了熙熙攘攘、风波丛生的快节奏都市生活，并且随着商务往来频繁，人们交往扩大，夜生活也比前朝丰富，加之市民阶层本身缺乏理学修养，文化素质不高，他们一般追求野俗的文化生活和奢侈的物质享受，这成为犯罪率上升的环境因素，必然要求官府对司法检验更加严格和完备，在实践中就需要一部统一规范的专著来指导司法实践，物质生活的新的变化，必然对司法工作提出新的要求，这些都成为《洗冤集录》诞生的客观要求，另外这部书的问世与统治者重视整理典籍及宋朝政治制度也有一定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先进生产力的集中表现和主要标志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而法医学正是科学技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虽然“检验”的历史很悠久，但基本上是在“没有医生参与的条件下进行的，或者说与医学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13]。然而，在13世纪中叶能够产生出一部较为系统、包含有较为丰富的法医知识的著作――《洗冤集录》，这在医学史和法医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洗冤集录》的诞生背景，除了宋慈本人的贡献外，与中国古代悠久的检验制度、检验知识的积累以及早期的法医检验书籍的影响等也有关系，更重要的是和南宋社会的经济、科技、思想、传承等充分发展分不开的。南宋这一非全国统一政权创造出了很多像《洗冤集录》一样的科技文化成就，一方面说明科技的发展必然受到历史大环境的影响，同时科学技术又有自身的发展特点和属性，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促进科技创新和发展，非常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