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历了唐末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混战征伐，以及宗教史上最为残酷的“三武一宗”灭法，两宋宗教仍缓缓恢复并发展起来，三教融合进入成熟期，宗教世俗性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顺应历史发展形势，三教日趋融合
儒、释、道是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支柱，虽然在历史上三教之争此起彼伏，但实际上却互补互融、协调发展，共同趋向三教合流。“中国历史上三教融合经历了一个从文字上相互诠释、社会功能上互补、最后达到哲学理论上融会贯通的三步曲。”[1]9可以说在两宋时代，三教合流由量变发展到质变，进入成熟期。
唐末宋初，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始则安史作难，中因会昌废除，后因五代兵火，教藏灭绝，几至不传。”因此许多依赖施主布施的教派都举步唯艰，惟有号召“儒释合一”“三教同流”的禅宗很快得到了恢复。宋禅不仅在文字上与儒学相互借鉴，出现了大量《语录》《灯录》《评唱》《击节》注疏性著作，在思想上更是打通儒释，援儒入释，在深层次上与儒学融为一体。佛门弟子契嵩、智圆便是宣传“三教合流”思想的典型代表。宋禅所追求的即心即佛，重在心中的宗教体验，将对外在天国的追求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心理调适，实现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深受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欢迎。另外，通过提倡“禅教并重”和“儒释合流”，佛教内部诸宗派间及与教外儒、道两家的思想融合达到了一个更高层次。
宋代可谓是道教继唐之后的又一辉煌发展时期，以修心养性为宗旨的内丹学日益发达和成熟。出于对羽化飞升、祭醮禳禁等荒诞鄙俗的巫术化道教的厌恶情绪及对修心养性、返璞归真的老庄之学、明心见性的禅宗之学及复性明理的儒学的景仰，以陈抟、张伯端为代表的道家学者吸取儒释思想，建立起完善的内丹炼养体系，促成了道教修炼理论在宋代的重大转变。张伯端在《悟真篇》中指出“三教虽分，道乃归一”，只有将三教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身心性命之学。
宋初在佛道二家的影响下，从周敦颐开始，将宋初正在复兴过程中发生转变的佛道的修养方式、修养对象和修养目的移植到儒学中来。葛兆光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提到“如果说，儒家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伦理道德上来要求人们‘复性’，禅宗是从个人内在精神的升华上来要求人们‘明性’，那么，道教就是从个人的生命保存上来要求人们‘养性’的，而这个‘性’，却都是摒除了人的情欲、人的本能、人的具体内容的抽象的心性”。这种把生理、心理、人生情趣乃至理想联系起来，主张向内心、本性寻觅人生真谛的意向颇受士大夫的青睐，构成了士大夫最欣羡的一套人生哲理与行为模式，而士大夫的这一普遍心理又反过来促成了三教合流。
二、宗教世俗化程度加强
中国宗教自古以来就表现出较强的世俗性，深深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世俗性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首先表现在在这个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宗教信徒们极力淡薄世间与出世间的界限，将出世之宗教完全变成世俗化的宗教，即从泛泛地提倡普救众生，转向实际地忠君爱国和天下国家思想。正如范文澜先生指出的“佛教徒如不适应中国社会的传统惯例，使佛教汉化”，则是无法立足的。因此宋初延寿就提出要求佛教回到世间，参与辅助王政上去。克勤更直接地认为，“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奉敕撰《宋高僧传》的赞宁进一步提出“佛法据王法以立”的主张，，认为“王法”是“世法”的最高准则，佛法入世，自然应以“王法”为最高准绳。他在进《高僧传表》中自称“臣僧”，并于《禅苑清规》中进一步提出“皇帝万岁，臣统千秋，天下太平”，将国家行政长官放在了祖师之上。宋代佛教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彻底结束了沙门与王者抗礼的时代，僧尼必须绝对地臣服于君主的权威。有学者认为“宋代佛教引进‘天下国家’和‘忠君忧时’，开辟了古代佛教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途，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483高僧们提出的“忠君爱国”并不仅限于口头空谈，大慧宗杲就用“忠义心”来解说作为成佛基石的“菩提心”，认为二者“名异而体同”，他本人因参与张九成反秦桧和议而被流放衡阳。著《禅林僧宝传》的惠洪，与当时反对蔡京、主张变革的张商英结交，终被流放朱崖。建炎三年（l129），金兵陷杭、越明诸州，众僧遍颂“保国安民”，振发“忧时保国”的士气，律主元肇被虏，行至京口自杀身亡。当蔡京、秦桧、贾似道之流相继祸国殃民时，道士中也有一些“忠义”之士，他们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置生死于度外，为民族大义奔走呼号，可谓“大义凛然”。如青城山道士安世通在宁宗时为讨伐吴曦叛乱献计献策。恭帝德元年（1275）当元巴延会兵攻入常州时，道士徐道明以身殉国。
其次表现在中国宗教深受家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结构方式的影响，无论佛道皆模仿家族的辈份关系建立组织体系，且采用家族内称谓，如徒弟称老师为师父，师称弟子为徒儿，平辈之间则以师兄师弟、师姐师妹相称，有如一个大家庭。祖师门下不仅有长幼之序，还有嫡庶之分，众弟子中得师父衣钵者为嫡传，可以承祧师位，其余则为旁出。寺观庙产的继承制亦按家族原则进行。
再次表现在宗教文化广泛渗透到民情风俗中，举凡一般人的婚丧嫁娶、日常生活都包含了宗教成份。城市经济的繁荣强烈地刺激了寺院经济同世俗社会的联系。庙会是宗教文化与民俗相结合的典型代表，《东京梦华录》中已有汴梁大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供万民贸易”的记载。建立于隋唐的“无尽藏”被扩充成纯粹商业性经营的“长生库”，寺院还普遍开设碾、店铺、仓库等商业性服务项目，发展营利事业。同时寺观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诸如架桥铺路、掘井造林、施药治病、救灾济贫等。
最后表现在神佛形象的世俗化。入宋以后，许多神佛的神圣意味逐渐淡薄，他们从高入云端的莲座走进世俗社会的千家万户，甚至市井勾栏瓦肆，亲切而可人意，大多“大慈大悲”有求必应”。甚至神佛地位愈显赫，其人间气息也愈浓厚。《云笈七签》记载泰山神坐跨青龙，身着青袍，头戴苍碧七称之冠，身佩“通阳太平之印”，身后还跟着一大群文臣武官，其气派已俨然是人间帝王了。神佛形象世俗化最典型的要属观音形象的男转女。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是最贴近百姓生活、最受百姓爱戴的一位菩萨。观音本为男性，随着神佛人间化、世俗化的进程，到了宋代，竟变成一位用自己的手眼救了父王的妙善公主。[3]332观音由男转女，更切合观音慈悲为怀的性格特色，因为女性要比男性更富于同情心、慈爱心，更具有温柔善良的天性，对广大女性信徒来说是一种鼓舞。
随着三教融合进入成熟期，宋代宗教的世俗性进一步增强，而宗教与现世的紧密结合，可以给任何人以心理慰藉，对在位的帝王将相，它承诺延祚增寿，赐福加禄；对失意的文人墨客，它提供精神的避风港；对有意为善者，它许诺来世的福报；对作奸犯科者，它提供善恶有报的因果轮回之说。总之，它满足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需要，使人们各取所需、各有所得。[4]宋代帝王就是在此背景下顺应形势，采取因势利导的姿态，制定了扶植兼控制、引导兼利用的宗教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