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降至魏晋南朝，社会政治进程波澜起伏，对于依附其的士人来讲，总有一些政治举措和他们的政治信仰存有距离甚至 格不入。基于个体的精神独立与政治操守，一些人选择暂时或永久隔绝现实政治，避居山野。由于这种行为彰显了士人的社会价值，呼应了士人的群体政治意识，因而不断受到士人和社会的热烈追捧，隐逸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些士人放大自身政治价值的手段。得益于这种社会政治时尚的流行，隐逸蔚然成风。本文试以南朝这一时代横断面为限，对这一时期隐士隐居的地理区域做鸟瞰式的概括，并勾勒出其分布格局，总结其分布特点及影响。
一、南朝隐士隐居地分布的初步分析
南朝以来，隐士们对于隐居地的选择更为重视，“异籍隐士”明显增多。（1）为直观而准确地显示南朝隐士地理分布状况，兹作《南朝隐士隐居地分布表》如下。本文共收录南朝隐士76人，其中隐居地可考者67人，据以制成下表，余9人隐居地无考，亦附于表后。（2）
依据上表可以看出，南朝隐士的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和山居特点。
1、分布不平衡。从大区域来看，分布地区有显著差异，北多南少、东多西少。其中又以扬州最多，占51%，其次是江、荆、南徐、湘、郢六州，合计占去总数的83%左右。若从各州内部来看，隐士分布也不均衡。以扬州为例，主要分布于北方几郡。江、湘等州多少也存在类似扬州的情况。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地理空间相对逼仄的州，隐士的分布则更为集中，荆州、南徐州等的隐士无一例外都依州治而居。总得来说，隐匿地多依州郡的政治中心而分布，集中在建康、武康、山阴、寻阳、江陵附近。
依传统看法，隐士之称为隐士，多半是因为其对于政治生活的主动规避。但是考其地理分布特点，我们发现隐士隐居地的地理结构状况与其隐居行为似有相悖之处。事实上，隐士既是士大夫的一种，自然有其心系家国的情怀。他们往往行为隐遁，心理入世，或以“帝王师友”身份影响政治，或著书立说、教生授徒，或助乡里教化。不只如此，南朝亦不乏先仕后隐者。“（刘慧斐）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参军。”[1]（P745）“（张孝秀）少仕州为治中从事史”等等。[2]（P752）更有甚者，有些隐士曾主动请官。戴 就因兄“疾笃”而“告时求海虞令”。[3]（P2276）王弘之因“家贫”，“而性好山水，求为乌程令。”[4]（P2281）即使是不曾为官的隐士似乎也被认可为“臣”的身份，即所谓“处者谓之外臣”[5]（P306）。太祖就曾以“外臣”来称呼明僧绍。[6]（P927-928）而顾欢也在上表中自称“山谷臣”。[7]（P929）
由上可见，隐士虽力求规避政治，但往往或主动或被动进入社会政治生活之中。虽拒绝做官，却常有深切的政治关心和社会责任感。就此而言，隐士之所以选择依政治中心而居或可理解。当然，也不能排除某些隐士希冀以此走“终南捷径”。
另外，玄学南渡之后，谈玄已成趋势，在清谈大行其道的南朝，士人们自当不论年资、以友交会，庐山“十八高贤”之成为佳话，概亦因此。作为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的建康、武康等地，往往文人汇聚，这对于有文化追求的隐士自然是有相当吸引力的。
也正是因为建康、武康等地满足了士人实现政治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以及追求文化的要求，才得以成为隐士集聚区。
2、崇尚山居。南朝隐士隐居地的分布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即多依山而居。山居隐士占总数的一半，而其他隐士可能也多居于山中，奈何囿于资料，难以确定。需要强调的是，应招入京的隐士也多居于政府依山而建的诸馆中：雷次宗住在钟山西岩下招隐馆。[8]（P2294）褚伯玉在剡白石山太平馆。[9]（P927）吴苞在蒋山南的馆中。[10]（P945）
隐士与山，在世人眼中，似为不可分割之整体，一是因为山林风景姣好，适于士人修身养性；二是因为山林僻幽，人迹罕至，在地理空间上区隔了嘈杂的市井与庙堂，有助于保持其“崛然独立，块然独处”的人格；[11]（P3206）三是由于魏晋时期玄学思潮中的道家成分影响。然而，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就曾将隐士称为“岩穴之士”。[12]（P3271）从这一点上讲，道家思想对隐居地选择的重要性似乎不那么明显。毕竟，秦汉之际，就思想层面而言，儒、法影响力稍大，而西汉初期的新道家虽影响不俗，然也仅是一时，而且其亦更多地着力于政治。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下儒家自然观对于士人山居隐逸的影响？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13]P87，孔子认为山乃“仁”之象征，而“仁”又是儒学之本质。可见，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山被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这种对山水进行道德关照，概是因为山结合了士人对于知识、道德、审美的诉求。所以，后世儒者们对于山水的喜爱，并不只是单纯的审美使然，更重要的是，对于山水背后所隐藏的社会道德的推崇。正是在这种“比德”自然观大行其道的基础上，士人们始“寄情”山水。这也就是为什么早在西汉或者更前，隐士就与山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多依山而居，故被称为“岩穴之士”。
故而，隐士多居山林，除了传统所讨论的道家影响、审美需求、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原因之外，还当与儒家“比德山水”的自然观息息相关。
二、隐士分布与文化变迁
古往今来，隐逸文化所体现的士人价值观及创造的丰富文化成果，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即将其列为中国文化的第十四个特征。[14]（P23）这种文化的出现与整个历史上的移民及文化变迁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因此，在对于隐士隐居地分布的研究之后，适当的考察隐士籍贯的地理结构亦十分必要。 若以长江为南北之界限，则隐士的籍贯分布差别相对较大，在籍贯可考之隐士73人中（无考者：蔡（某）、渔父、释宝志），北方隐士占据了半壁江山，北来隐士也全是“异籍隐士”，约为60%。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隐居京口、会稽、江陵等隐士密集区的隐士多是北来士人，这值得我们深思。
据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研究》西汉文化重心在齐鲁，政治中心在关中，文政分离，至东汉，分离局面得以改变。[15]（P93）“三国西晋时期文化重心仍然在北方黄河流域。”[16]（P133）不管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分离与否，不可否认，东晋南朝之前，东吴之外，王朝的统治中心无一在南方。这也直接导致了魏晋南北朝之前江南少隐士的局面。史载：“至于（徐） 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17]（P1747）这里的 就是东汉时期著名的隐士徐 。这句话虽是强调徐 的优秀、出色，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江南广大区域自然条件差，杰出人物少。
至永嘉乱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这时候向南方移民也从之前的临时避乱，转换成长久的定居，人口的迁移也越来越多。西晋以降，移民南迁大致有东、中、西三条路线。今鲁、豫、皖北、苏北移民多依东线而下，或渡淮，居于淮南，或渡江，居于皖南、赣北、苏南；今陇、陕、晋、豫西的流民常经中线南下至襄阳、旋即依汉水而下，至江陵及其附近；今陇、陕、宁、青的移民则主要由汉中，经嘉陵江南下，至成都平原，此为西线。[18]（P338-340）其中东、中两条线路的起点为西晋时期人口稠密的政治文化重心区，而终点自然也成为南朝的政治文化重心之所在。
从这一意义上讲，京口、会稽、寻阳等地之成为隐士分布重点，与东晋以来的这种持续的移民与文化输入不无关系。分析起来，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隐逸思想的创造和传承者――隐士自身的南渡。隐居京口的关康之、臧荣绪、诸葛璩三人及隐居江陵的宗测、刘虬等人无一例外，都为北人，这就与葛剑雄先生所总结的东、中两条路线不谋而合。可见，籍贯在北之隐士多分布在东西两线的移民终点。不只如此，北来隐士的宗族性很强，出现了多个隐逸世家，戴氏、宗氏、何氏等都是家族性隐逸。
二是由于流民，尤其是有文化的士人，将尊崇隐逸的思想带到了南方地区。魏晋南北朝“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9？（P177）在这种社会风尚及前述各种客观原因的推力下，南方本土士人也纷纷走上隐逸之路，甚至于同北方士人一样，出现了隐逸家族，沈道虔、沈慧锋；郭希林、郭蒙等都是这时著名的隐士。他们的世有隐行在性好山水和政治影响之外，自然也包含着跟风的成分。
三、余论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20]（P3268）南方在秦汉时代中原士人眼中非宜居之地，人文建设乏善可陈。但是正如研究者已注意到的，到了南朝，南方的社会人文地位快速上升，人文建设可圈可点。就隐逸文化而言，在北方文化的南下和北来士人隐逸行为的影响下，本土士人也开始有意识的追寻风尚、隐居不仕，从而形成了建康、武康、山阴、寻阳、江陵五大隐士分布中心。这是社会政治进程在地理空间变动、发展的具体表象之一。通过本文的研究，不难发现士人对南方文化建构过程的影响。而隐逸因其在士人与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崇高政治象征意义，对南方确立、稳定自己的文化地位意义尤为重大。士人借助隐逸这种社会政治文化行为的表达，不但形塑了自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完美人格形象，也形塑了南方以名山为代表的文化景观，建构了南方新的文化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