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但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失业率增长、犯罪率升高、环境破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尽管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应对措施，但依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此背景下一种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应运而生，并日益成为一股庞大的社会力量，有效减轻了政府和市场的压力。据民政部统计，2009年，我国登记注册的非营利组织数量达到了42.5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3.5万个，民办非企业18.8万个，基金会1780个[1]。随着社会问题日益分化，出现了一种依托于政府和市场存在的更加专业化的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工作领域被称为社会工作机构（下列简称为社工机构）。社工机构是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坚持“助人自助”宗旨，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规范，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方法和技能，开展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关系调适等服务工作的非企业单位[2]。
1 公信力的含义及其特指意义
（一）公信力的含义
公信力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公信力在现代社会中可以理解为一种公平、信任、权力的综合社会系统信任力，其评估对象主要是除公信力主体之外的客体。而社工机构公信力是指在相互作用关系中，社会公众、政府和第三方社会组织对其的认可及信任的程度，并主要通过法律约束和自律规范来体现。有学者指出，公信力是社会组织建设最为根本的核心问题，是衡量和评价社会组织建设成效的关键因素[3]。
（二）公信力的特指意义
公信力源于英文的accountability，也被译为“诚信”、“负责”、“问责”，主要强调问责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在问责过程中，问责对象要就其决策、行为、行为结果，向问责主体进行说明、解释和辩护，并就此接受问责主体给予的奖励和惩罚[4]。因此，公信力的意义也就围绕着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展开。
对于问责主体中的政府和企业而言，公信力可以作为政府和企业对该机构是否可以进行进一步合作和资金投入的评估标准。社工机构既然享受了政府和企业所提供的权利，就要对利益相关者负责，就要接受利益相关者的评估，并接受相应的惩罚和奖励。
对于问责主体中的社会公众而言，公信力是作为公众决定是否参与到机构中的活动中来的一个基本标准，是公众对于机构内部治理的质量以及机构目的和行为正规化的审视。因此，公信力可以直接影响投资主体即政府和企业对其的资金投入。若公信力状况良好，可以促进机构从政府和企业处获得更多的政策和资金帮助，可以进一步提升机构服务质量和专业能力，吸引更多专业人才，从而促进机构的整体发展；若公信力状况不达标，则会阻碍机构各资源方面的获得，阻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问责对象而言，公信力作为一种外化的评判标准，可以直接影响社工机构形象的树立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同时作为一种直观性的标准表达，也直接反映出了机构的能力及其层次，定位了其服务性和专业性程度。
因此，公信力直接促进社工机构的功能实现[5]。社工机构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存在前提的，公信力越高，使得机构获得的资源越多，其功能发挥的也更加彻底，有助于其更好遵守社会准则，解决社会问题。
2 国外民间社工机构公信力建设情况
（一）国外民间社工机构发展状况
西方民间社工机构几乎与其非营利组织同时发展起来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非营利组织在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并逐渐成为其重要的社会力量，在社区建设、环境保护乃至政策制定等社会公共议题上发挥了巨大作用[6]。在美国，1987到1997年的十年间符合免税标准的非营利组织的数量以5.1%的速度在上升，可见非营利组织在美国的发展程度和社会地位。
（二）国外民间社工机构公信力的形成与发展
国外民间社工机构公信力的形成主要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影响：
第一，西方民间社会工作机构发展起源早，有相对丰厚和成熟的理论作为支撑。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民间社会工作机构开始呈蓬勃增长之势，并且在社会事务、医疗保健、社会救助、环境与艺术方面等领域都广泛开展了服务活动。这些服务的开展都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理论和价值体系上，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对于中世纪神权统治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这种传统的文化理论和价值体系不仅为社会工作机构提供了价值指导，增强了组织的专业性，还使得社会公众对组织的信任度和好感度上升，有利于两者之间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以及之后专业工作的开展，提升机构的工作效率。
第二，西方民间社工机构服务范围广泛，并动员了社会民众的充分参与。西方的非营利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范围广泛，基本囊括了大到战争、自然灾害救助等人道主义行为援助，小到个人的心理、生理健康等救治，其服务体系较为完善和成熟，并且由于其专业化、科学化和人性化的服务特色，使得群众的参与性极强，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也为社工机构建立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在此影响下，社会大众和政府对其接纳度也直线上升，增强了社工机构存在的社会合法性。目前在西方，社工机构已经与公众、政府形成了三方制衡的局面，这无疑再次证实了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和社会意义。 3 中国民间社工机构公信力建设情况
（一）中国民间社工机构发展现状
自1988年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招收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以来[7]，我国社会工作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尽管如此，我国的社会工作实践并没有跟上社会工作教育快速发展的步伐，直到2003年我国内地才成立了第一个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截至2011年，全国已创办600多家民办社工服务机构，主要分布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区建设、减灾救灾等20多个领域[8]。目前我国社工机构正蓄势待发，需要跨越许多阻碍，探索出一条专业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公信力是阻碍社工机构向前进步的一大障碍，也成为目前发展社工机构切实可行的落脚点。
（二）中国民间社工机构公信力的形成与发展
由于中国社会工作事业起步较晚，也缺乏适合本土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支撑社工机构的发展，再加上国内历史发展和专业背景的限制，还没有形成一套中国本土的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累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迫切需要发展社工机构以化解社会风险，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如“家丑不可外扬”、“讲求自省”等相违背，本土化的社工机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由于国内社会工作缺乏专业化的指导，民间社工机构的组织建立也存在随意化现象。虽然国内社会工作机构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但其专业化、职业化程度进步并不明显，再加上我国社工机构在孵化和建立的过程中缺乏专业性的考核，建立后也未进行专业规划，导致我国社工机构发展存在量多质不优的现象。
第二，政府对于民间社会工作机构发展没有足够重视，社工机构缺乏政府的实质性支持。我国社会工作在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中的不足与政府的重视有很大关系，无论是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还是社会中的社工机构，其发展都需要政府在资金和政策制定方面给予特别支持，以弥补我国社会工作先天发展的不足，从而提高其社会存在的合法性。
4 中外社工机构公信力比较分析
国外社会工作发展起源早，理论背景和实践经验充足，形成了完善成熟的运作模式，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程度高。国外社会工作机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我国社会工作事业未来的发展走向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尽管我国在国情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在不同国情下探寻对方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与理念，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是发展我国社会工作事业道路上不可缺少的环节。在对中外社工机构公信力建设进行简单比较后，我们得出了以下启示。
（一）社会工作职业教育和专业队伍建设方面
中国目前的社会工作体系中，严重缺乏专业的社会工作者，职业化队伍建设滞后。虽说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相对于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从国外悠久的社工发展历史和充足的理论实践背景角度来看，我国还有很大的不足和提升空间。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教育是机构的服务内容的质量基础，直接影响机构形象的建立。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提供质量良好的服务，会给接受服务的对象良好有效的服务体验，促进机构社会功能充分发挥，提高机构社会地位，获得更多资源以发展机构，形成良性循环。
（二）相关法律法规方面
在国外，社工机构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政府制定了与其相关的专门法律法规，保障其资源获得的优先性、政策机制的保障性、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以及监督的有效性。相较于我国，政府对于社工机构的关注度明显不够，支持力度有待大力加强。政府支持社工机构可以从两个方面促进机构的进步和发展：一是使机构获得相关的政策保障，获取更多的可利用资源，增强执行力；二是政府支持社工机构，可以使得信任政府的社会民众提高对机构的信任度，提高机构的社会地位。
（三）监督体制方面
国外社工机构的监督不仅仅体现在政府方面，社会第三方组织和社会民众也发挥了巨大的重要，这样三方制衡的监督体系保证了社工机构的合法合理的运行，减少了贪污腐败，滥用私权和家长作风现象的出现。我国在对社工机构监督体系建设方面存在明显的漏洞，不论是政府还是第三方机构和社会民众都没有发挥出明确的监督作用：首先政府的监督作用没有形成正规完善的体系，程序管理混乱；其次第三方机构的监督界限模糊，缺乏明确具体的规范标准；最后是社会民众的监督，大部分社会民众没有意识到自身对于社工机构监督的权利和义务，处于被动状态。成熟完善的监督体系是社工机构公平有序发展的外部环境的保障，也是建设完善内部服务管理质量的动力。缺乏对机构的监督管理，任其自行在社会中发展，导致其发展偏离专业化的轨道，从而出现营利性和商业化倾向，严重违背了社会工作价值观和工作伦理原则，社会民众对社工机构的认可度持续下降。
5 中国民间社工机构公信力未来建设的重点
我国的社工机构发展到如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地位，弥补了“市场不足”和“政府失灵”。为了进一步扩大社工机构服务范围，提高社会效用，机构要从公信力角度入手，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工作运作模式。根据我国社会工作机构目前的发展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并且与国外社工机构发展比较之后，未来中国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必须加强公信力建设，提升组织自身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大对民间社工机构的政策支持力度
我国社工机构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许多方面都不完善，所以政府的角色对于社会组织来说显得尤为重要[9]。在社工机构服务具体实施过程中，首先需要政府对机构做一定的政策倾斜，减轻社工机构的压力和束缚，例如可以在税收方面对机构主体实施一定的优惠政策，减轻机构的运营成本和生存压力；除此之外，机构还需要政府的直接资源投入，包括适当的经费补贴和特殊的场地提供。例如在针对养老服务的社工机构时，一方面可以增加对该养老机构的专项补贴，提升服务质量；另一方面还可以提供相应场地，方便机构服务的开展。 （二）建立对民间社工机构的有效监督体系
监督体系以政府为主体，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社工机构的运营，提升服务质量，它主要在宏观方面发挥作用，保证机构的形象树立；还要重视第三方的监督作用，包括公民监督、媒体监督、舆论监督等等，它具有潜力巨大、影响力广泛等特点，能在社工机构的微观执行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督促机构更好地遵守社会工作基本价值观和社会工作伦理守则。
（三）重视民间社工机构的专业化建设
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性的社会服务，其专业属性要求社会工作者必须掌握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技巧，工作者的专业素养直接影响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而机构提供服务的专业性是衡量机构公信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一方面政府、相关教育部门以及高校要重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推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另一方面，机构要提高选拔人才的标准，并且制定严格的考核标准，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
（四）加大职业化推进力度
社工职业化的发展是民办社工服务机构健康发展，有效实现社会功能的基础[10]。我国的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较为滞后，几乎是在专业被引入10余年以后，才有了根本性突破[11]。目前为止，我国有大量的专业毕业生，但社会工作领域依然缺乏专业人才，这是由于没有对学生进行职业化的教育培养，导致学生缺乏职业认同，造成了教育资源和专业资源的浪费。因此要对专业领域内的人才加大职业化教育力度，培养社会工作良好的专业职业化氛围，为社工机构输送更多的专业人才，提升机构内部专业化建设。
（五）树立社工机构品牌形象
拥有品牌优势，树立品牌形象，确立社会声誉，可使社工机构在推进社会事业上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12]。虽然社工机构属于非营利组织，但也需要像企业一样，要学会借助社会影响力增强社会效用和提高社会地位，就好比企业请明星代言，利用所谓的“名人效应”来增强社会公众对其的信任力一样。有时候品牌影响和公信力是互相影响，良性循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