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0-0043-04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的创新就是走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社会治理将走向什么样的现代化？以西方、自由、民主和三权分立为标准的治理现代化，还是基于个人自由主义和私有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必然内在地意蕴着价值预设和价值诉求。不同的价值预设和诉求，就有不同的社会治理理念，会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治理结构、治理途径，得到不同的治理结果。“对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群体生活和活动的理解，如果不从价值的高度出发，都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纷争，特别是对公共领域的理解，祛除价值，不仅在理论上会陷入纷争，而且在实践上将会出现有害的结果。”[1]也就是说任何活动都是有价值预设的，都是在一定的价值导向下进行体系、制度和机制的设计，不同的治理价值观对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安排和政策、策略的选择不同。如果只是从“形而下”的角度去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而撇下价值层面上的审视和慎思，不对这一问题进行整体、联系、动态的把握和认识，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现代化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因此，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走向必须是立足于中国时代发展沃土，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现代发展的，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旨的现代化，是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而不是一部分人、一些集团、阶层的人的发展的现代化，更不是完全走向西方的现代化。
一、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社会治理道德化和现代化的复归
马克思主义一贯的价值立场、理论主旨是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在1894年曾请恩格斯简要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回信说：“除了《共产主义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社会评论》杂志社出版的意大利文版第35页），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就是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离不开其他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俞可平据此撰文认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线，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命题或最高价值。”[3]人和人的发展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焦点和着力点。
在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问题的阐述上，马克思认为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指“全人类的解放”，是“每一个人的发展”。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4]由此可知，马克思畅想的新社会是每一个人能获得自由解放的社会。二是指人的自由发展。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5]163这里马克思明确提出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和价值旨归。三是指人的全面发展。他认为，发展就是按照人的应有本质自由发展，“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189“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6]没有人的这种全面发展，人是不可能占有自己全部的本质的。对于人的全面发展，俞可平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人的个性、能力和知识的协调发展，也是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共同提高，同时还是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的充分实现。”[3]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进一步建设和谐的社会环境、良善的制度条件、发达的经济基础和自由的精神世界。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和机制及理念必然不停地走向道德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社会治理创新就是从传统单向、管制的统治走向多元、协商的管理。中国传统统治模式更多地是中央集权下的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在政权更迭的过程中，新上台的统治者治理相对比较宽松、谨慎，但是随后就逐渐走向严苛、僵化。在社会利益分配方面，统治者及其利益集团总是把被统治者和弱势群体压制到无路可走的地步，后者继而揭竿而起，使社会发展陷入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统治者治理模式更多地是缘于其治理的价值层面的考量，其维护的是本阶级的利益，公平、正义、人道地善待他人的道德原则更多地是对被统治阶级的制约。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公平、正义地对社会化利益及权力与义务分配和给予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的模式是根本不可能的，不符合其君主专制的统治性质。因此公平正义和人道、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善治的道德价值理念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把人民的利益和人的发展当作社会治理的立足点和落脚点，从“为人民服务”治国理政方针到“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一直到今天的“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都是对马克思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只有依靠人、解放人、发展人，把这样的观念融入体现在社会治理体系当中，才能真正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在对人的价值意义上，都以尊重人、实现人的价值和潜能发挥为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一以贯之的理论和价值取向。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命题，这一命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需要在实践中持续努力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7]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很多规章制度和社会发展规划都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努力的。任何时候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时代和现实环境来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是不现实的，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实践意义上来讲，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是生产力不断提高与社会持续发展相统一的具体的历史过程。目前，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和现实国情，从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出发，中国共产党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做出了新的诠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是现阶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涵和具体体现。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问题上，我们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更要满足他们日益高涨的政治诉求，保障他们在获得经济实惠的同时，获得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政治权利。
二、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共享、共治
社会治理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固定概念，而是随着社会现代化变迁不断调整变化的。“治理”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西方，是以西方民主为治理目标，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和私有制为治理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基础，以多元平等共治为方式的一种治理理论。西方的治理价值是基于个人自由主义基础上，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的治理价值观。基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治理理论显然不能适用于具有特殊国情和社情的中国，更不能作为有特色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指南。中国的社会治理与西方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不同，在治理价值体系中，人以社会的群体形态出现的比较多，以民、民众的发展为基础。作为普通大众的老百姓一直是中国治理文化中主导的价值取向，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治理观念等等都体现了这一思想。
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升级和改革开放的攻坚期，社会矛盾冲突凸显，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城乡、地区、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同时，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和全球化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和社会组织形式带来深刻的变革，广大人民的自主意识、个人权利意识和主动参与意识都在增强。在这种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如何适应社会转型，转变领导方式，创新社会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科学化、人本化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时代责任。中国当前社会治理要走出西方治理的误区，结合中国的实际，改变计划时代社会管理思路，从单向性的强制社会治理模式，走向合作包容性的多元复合治理模式。但是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宗旨和前提是不变的，就是坚持公平正义，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促进广大人民群众自由而全面发展服务。无论何种治理模式，其根本问题，都应该围绕人而展开，社会治理和服务的对象是人，社会治理旨在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仍然是人的发展和需要满足。要坚持把以人为本理念贯彻到各类管理活动和管理行为的全过程，进一步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满足人的正当合理需求，尊重人的自由意愿选择，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促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社会基本制度方面的宏观的、顶层设计，到中观和微观层面，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现实化、常态化、工作化甚至生活化，并在各种规章制度设计和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过程中，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
三、社会治理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
1.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治理体制的现代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是一个“人的自身解放”，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因此，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变革，即政治文明的建设才能实现，这是人的发展的最深刻的历史内涵。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的社会治理的创新和改善要立足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务必使社会发展方式的探索、国家治理理念的确立、各项具体制度的改革，满足人的需要和重视人们的利益追求。社会治理创新的立足点要始终有利于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为，人“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8]
在我国，目前人的发展还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在人的发展问题上，社会现实表现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既要关注到人的“发展完善”，即“人的现实生存需要”，又要关注到“人的发展完善需要”。但是无论是生存需要还是发展需要，“人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是指部分人的发展，不是指作为类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是更强调每个个体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就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但不是同步发展。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市场经济的发展更是加剧了人们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就是先富带动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因此，在社会主义“大蛋糕”已经做大做强的时候，国家的发展和制度设计就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落后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样才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制度优越性，更好地促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俞可平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的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归根结底就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保障，就是最大限度地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更具体地说，社会主义应当通过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大限度地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3]
2.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够更好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源于现时代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及因此而导致的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加显现，原有的基于计划经济而形成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无法适应社会新形势的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成了必然选择。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要进一步消除不利于促进人的发展的机制障碍，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随着市场化、信息技术化水平的提高，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凸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成为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当前，许多治理理念由于对人的主体性的忽视，将人作为治理的工具与控制的对象，极大地影响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以要更新治理理念，创新治理机制，构建文明治理的体系，并在生产力、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和人的发展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逻辑互动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首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目的和手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目的，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手段。社会治理开始于人，中介于人，成就于人。社会治理在其本质上就是管理人。只有管理好个体单位，才能管理好以个体组成的团体和社会。有效的社会治理能增进社会公共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有效的社会治理在于尊重人的需要、尊重人的选择，在于把人当人看，把人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人。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社会治理创新能否实现，也有赖于社会成员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只有当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为社会治理创新注入活力，从而真正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目的。
其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动力。社会治理创新的动力在于社会自主性的成长，以有效的社会合作取代以国家为本位开展单向和管制为主要模式的社会治理，给予社会治理的主体――国家、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更多的参与机会，并在各个主体之间建立良好的平衡关系，从而使国家、社会、团体组织以及个人等的权利都能得到充分体现。最后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即在全社会培育和塑造诚实、合作、信任的社会美德，为社会治理创新建立一种普遍的公平环境。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之上，以诚信为首的社会美德是社会合作体系运作的内在要求。“最有效的组织都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的群体之上的。”[9]可见，没有诚信的文化氛围，社会治理创新就无法实现。
再次，优质高效的社会治理有助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任何个体的成长和成才除了自身的因素外，更多地依赖于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谐、宽松、平等、自由的外部条件，能更好地转化为个体内在精神发展的应有元素，或者是内化为个体自我心理发展上的新元素，更好地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此，党和各级政府大力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进一步通过创新和改革，完善一系列社会主体参与、选举、决策和监督制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能够落到实处，促进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平等、和谐和宽容气氛的生成，少些戾气和淡漠，多些温暖和帮助，这样就会创造出每个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宽松环境。在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上，公共事务更有效地得到处理，老百姓得到更高效的服务；而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就是通过各种优质高效的服务来塑造人的理想人格，通过各种科学人性的运行机制优化人的生活理念，帮助个人树立积极昂扬的精神，转变个人的发展方式。恩格斯提出，大工业的发展，社会治理的健全，就是要“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5]683
3.坚持公众参与，由单向垂直管理走向多元协同治理。首先，大力创造公众参与的社会环境，是新时期社会治理改革的需要。任何时候，从主客体上来说，社会治理无论主体还是客体都是人本身，过去中国社会管理的思想统治和控制占据主位，更多是一种单向垂直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旨在积极适应中国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的新需求和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激发了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同时人们的自我权责意识也不断增强，社会转型时期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凸显，政府部门权责不明，职责不清，该政府管的，政府却不到位，该市场调节的政府却越位管理，社会管理的空间被挤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改革发展成果不能有效地惠及到广大农村群众，公民个体利益诉求途径不畅，维权之路比较狭窄，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中国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梦，没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梦想可能会搁浅。因此，当前时代需要转变过去管控为主的管理模式，给予更多的人参与的机会，真正地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作用，形成多元协调治理的模式。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具体体现，更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
其次，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人民公民意识、自主意识、维权意识的增强，以及国外社会治理的模式来看，民主化的进程会大大促进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西方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民治理理论等社会管理理论，都非常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参与及能动性，强调多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除了传统的社会管理主体――政府以外，应积极地把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等纳入到社会治理主体当中，特别强调基层的网格化管理，从过去指令式管理走向多主体的联动，更多地鼓励公民个体的充分参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在不断的参与中逐步形成，提高人口素质，形成积极的公民美德，要求个体从被动的政府服务的消费者转变为社会治理的主动参与者。”[10]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一条就是推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改变原先主要靠行政命令手段通过管、控、卡、压、罚实施社会管理的方式，更多地运用民主协商的方式、以服务代替管理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最后，公众的广泛参与要密切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激发群众的创造精神。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依靠谁治理，通过什么途径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除了坚持政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外，还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体性和创造性，提出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过去虽然我们一直讲“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实际上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往往宣传多于组织，只把群众和人民当作被教育、被管理、被控制的对象，而不是把群众请到台上，真正就自己关心的社会问题、公共事务、切身利益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功能。所以，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虽然是一字只差，但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价值观念的变革，更是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为此，要充分发扬我们党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传统和优势，走群众路线，积极发展群众的力量，把群众组织起来；要为群众创造适应市场经济的利益博弈平台，构建利于群众表达诉求的机制，积极搭建基于信任和规则的社会资本平台，从而为群众的利益诉求和维护提供有力的保障。
总之，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实现什么样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以以人为本为核心，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正如俞可平所言：“我们的社会治理，如果最后能够达到人民群众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那么我们社会治理创新目标就实现了。”[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