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1-0074-06
引言
随着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全球化进程深刻地影响着高等教育，以时空压缩的形式重塑着其传统的角色和功能。尽管全球化是一种复杂而多维的现象，包括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但是在主张自由贸易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支配之下，经济全球化被视为塑造当代高等教育最具核心意义的力量。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市场规模扩张、信息传输以及全球资金与技术的流通，挑战着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及其治理公共机构的权力，进而深深地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由于民族国家支持公益事业的能力受到资本主义利益诉求的牵制而无力包揽传统的社会福利，公共领域越来越多地与竞争力、效益、放松管制等字眼相联系。[1]国家及政府被迫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开展了强调节源增效和加强问责的竞争型改革，并运用市场的概念、原则和做法对公共机构进行重整与再定位。[2]经济与教育不可分割的特点使得高等教育成为改革的关键目标，高等教育管理理念逐渐与全球经济秩序和自由市场中注重开放、效率和发挥资本功能的特点相一致。由此引发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运作模式，以期在全球舞台上取得相当的竞争力和教育成就。随着高等教育政策呈现出同一性和标准国际化的趋势，企业管理模式逐渐成为基本的组织原则。企业型治理之所以被认为能够应对全球经济及教育服务竞争的挑战，其逻辑选择根植于三种影响深远的假设：第一，企业从根本上比公共组织更有效，因为它们必须应对来自市场的压力；第二，效率应成为所有组织的黄金准则，公共组织的管理基本上与企业管理相同；第三，将公共组织置于市场压力下会促使它们表现得更像私营组织。
高等教育市场化行为增进了知识创生与市场讯息的链接，促使知识性质从以学科为重点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强调应用性和以效率、交易价值为评判准则的“复合知识”。产学研合作成为知识生产和评估过程的核心，高等教育的价值定位越来越倚重于知识加工和知识商品的销售。
一、 高等教育制度环境的变迁
1.政府角色的转变。作为对新自由主义的组织重组、全球化压力的回应，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转型逐渐成为国家改革高等教育的行为准则，加之面对高等教育需求不断增长而政府资助能力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政府开始关注高等教育作为庞大的劳动力市场的涵义，[3]转变了自身对高等教育的责任和调控方式，赋予大学在微观管理和多元化资金来源等方面更多的自主权。
培育高等教育的市场机制意味着政府一改以往处于垄断地位的控制模式，从强制型管理和完全负责提供高等教育服务，过渡到宏观规制、创建和服务市场运行、有限参与市场。而政府尤其是国家政策在发动和引导高等教育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也得到了新的认识。政府开始放弃作为提供金融支持的唯一手段，通过法律塑造着高等教育收入形式的变化；允许大学保留政府支助的知识产权，认同大学及教师对研究成果与教学专利拥有自己的法律权利，从而搭建大学和企业之间的专利合作和许可协议的道路；运用专项拨款和其他形式的资助促进学术研究的资本化，结合大学专业实验室、高科技公司和当地企业创建经济活动的繁荣“集群”；鼓励大学和行业开展合作伙伴关系和技术转移，直接支持大学和公司在前沿领域的合作等。这些措施旨在赋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强化大学与企业的联合发展，为知识创新提供基础设施和提升新技术的研发能力。
然而，尽管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和大学之间的控制关系，促使大学获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间和分散治理的权力，但矛盾的是，市场化与产业化也加强了政府的集中管制与监控。作为宏观教育的规划者和设计者，政府在高等教育战略决策中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这种重要性源于公众对政府干预“市场失灵”和维护教育发展的信心。作为公共部门的管理者，政府能够以提供教育、研究和服务补贴的方式，对公共成本和收益进行再次分配；通过颁发文凭和质量评估监管大学的活动能力，使之服务于更广泛的国家计划；借助财政杠杆（资助与供给）和法律制度，促进教育机会公平、劳动力培训和经济发展。因此，高等教育的市场活动必然是在政府引导的宏观制度环境下、对教育领域有限介入中进行的。
2.新管理主义的渗透。由于高等教育被认为能够受益于市场导向和竞争力，企业和私营组织成为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为了提升大学企业化管理技术、保障大学对资金投入的妥善使用和下放更多的自主权，新管理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被自上而下地推进。
新管理主义的核心涵义是将私营机构的组织方式、经营理念、技术等运用于高等教育管理之中，并形成整体规划、绩效评估、成本控制、质量保障等一套完善的保障机制。[4]新管理主义变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通过掌控制定评价标准的权力和采取绩效问责，远程“遥控”大学的组织运作，确保其尊重公共政策和宏观规划，重新拥抱市场原则和竞争主义，从而激发大学改善运作效率和提升质量，进而形成透明、高效、自主管理的组织文化。在新管理主义下，大学的组织管理更加强调市场规则和注重教育服务作为“准公共产品”甚至是“私人产品”的经济特性。不少学者指出，现代大学越来越接近于在市场中激烈竞争的公司。大学之间不仅试图获得最好的学生，也必须争夺其他资源，包括教师、研究经费、政府支助和社会捐赠。因此，通过提供最好的或最合适的课程与学术服务适应社会知识结构和满足直接消费者（如学生、政府）和间接消费者（如家长、企业）需求成为大学管理领域的宗旨。 3.学术资本主义的新兴。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带来的竞争环境、对消费观念的认同、政府放权以及新管理主义的倡导，强化了稀缺资源依附的压力，吹响了高等教育私有化进程的号角，为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现实基础。所谓高等教育私有化，一方面是授予营利性学校颁发学位的合法资格，通过鼓励私人兴学和扩张民办教育，推动与公立大学的彼此竞争。另一方面则是将大学作为市场主体进行改造，逐渐依靠市场机制分配产品和服务。由于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被看做允许盈利的私人商品，新形式的市场知识和商业知识大受追捧，成为获取丰厚利润的稀缺资源。随着知识资本的价值不断攀升，学术资本主义快速盛行。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日益深入地介入学术研发与应用的平台，学术劳动的驱动力逐渐由价值无偏地探索知识转变为以商业思维引领的资本追求。知识成果的转化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大学与市场之间公私分明的界限，形成了创业型大学的新范式。作为学术资本主义的衍生品，创业型大学的出现契合了大学寻求资金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双重需要，创业精神为主导的价值标准和创业文化正在各个层面广泛渗透，大学越来越像复杂庞大、自主生产的经济组织。
二、 大学的回应
1.大学战略。竞争、问责制的推行以及知识成为资本的时代来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正逐渐由学术专业领域向政治经济领域发生偏移，这种转变迫使越来越多的大学将自身与外部市场的合作与激励作为战略计划的优先目标，将提升市场定位和品牌、向创业型大学发展作为战略调整的行动准则，通过积极提高声誉和最大化收入策略，增强对社会公众和外部资助的吸引力。
在激烈的高等教育市场竞争中，由于大学的声誉特征显著地影响着大学机构及教师取得社会资助与认可的能力、获得研究经费的数额，[5]构成了大学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为了被视为高质量和独特风格的大学，一方面，学校从政府控制中主动寻求更大的自主权，努力强化身份识别要素（社会贡献、区域特征、人才培养方式等），充分发挥办学特色创新，满足现今社会多变的要求；另一方面，大学通过选拔优质学生、招聘“明星”教师和对学校整体形象进行包装等，不断追求学术产出的更高水平，提升自身排名和政府评估类别，以此满足国家和地方拨款预算的优先级别，获得最好机会和分配更多的资金。这些举措深刻地反映了政府与社会实体评估大学质量的标准维度。事实上，大学发展战略总是与社会、政府质量评估的社会变量相关。
大学对经济要素的忠诚和创收的压力也将向创业型大学发展的目标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学积极寻找商业伙伴和拓展合作渠道，更加重视拥有与产业密切结合的研究项目，如专利、版权、研发产品许可等，为创业活动奠定基础。因此，在市场秉持唯利的理性标准下，大学可能优先考虑研究输出的效益和声望。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活动总是使得大学发展走向分化的同时又趋于同质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运用上述策略达到同一质量概念时，高等教育呈现出千校一面的趋势。大学之间开始彼此模仿，复制同行行为。民办大学向公立大学学习，地区教学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学习。虽然这种方式有助于大学学术竞争力在绝对意义上得到增强，但在相对意义上却加大了大学间的差距，形成马太效应。
2.组织结构。在新管理主义变革和服务经济的双重作用下，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产学研结合的创业结构、灵活的教师任职形式成为大学市场型治理的重要组织保障。
大学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组织领导的角色和组织运作的效能。大学管理层在战略规划和组织行为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管理者数量的增加和管理专业化成为新的现实。管理层权力集中程度和地位的强化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学术掌权，教师在管理者控制下分化为“被管理的专业人员”，管理者与学者的群体关系发生改变。
随着管理模式日渐强调经济、效率和有效性，大学组建了一系列运作于学术核心之外的创业部门，积极“扩大发展外围”，其中包括研究中心和研究所、技术转移办公室、工业研究办公室、小型企业孵化园、研究咨询和远程教育单位等。这些创业结构对大学管理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创业部门的发展为大学带来更为广阔的研究平台，有助于将大学的科研背景与学术部门、企业相结合，增强跨学科的相关性和协作价值；另一方面，创业活动也促使传统专业（如人文基础专业）逐渐向贴近市场需求的专业（如技术类专业）转变，越来越具有职业教育的特征。[6]因此，尽管一些调查显示，创业部门的经费投入通常具有高风险和不易达到收支平衡的特点，不少大学仍然继续开展创业实践，以期建立自我维持的机制，成为国家或地区产业和科技发展的代理人。[7]
创业活动和收入最大化政策也增强了学术任命的灵活性。通过创建唯一以教学或研究为导向的职位，兼职和非终身制形式的教师数量有所增加，以回应制度资源的约束和投入更多的精力开发新项目。专职教学岗位的设置（如在线教育或企业教育）主要是为了支持学校创业部门的需要和缓冲其他任职教师的教学压力，而聘任研究导向的教师（如博士后研究人员）则在于以雇佣“廉价”劳动力的形式提升大学及研究中心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
三、大学变革对学术工作的影响
1.学术自由。学术自由被喻为“大学生命的真谛”，本质是学者研究兴趣的自主选择，不受妨碍地追求真理的权利。然而，学术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大学制度环境、变革机遇等因素的制约。
首先，大学提高收入和声望的战略强化了研究商业化的举措，促使消费者利益转变为学术项目重组和学术服务再造的关键要素。学术项目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市场、政府和企业的需求，教师科学研究和设计课程的议题与类型受到了限制，转向回报率较高的应用研究和实验研究，削弱了教师从事基础研究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习得恰恰是学术工作的重心。尽管有学者指出，单纯注重基础研究也有负面影响，因为学术发展的驱动因素很多都源于大学之外。然而，教师学术意向的受限的确反映了学术自由和现实选择的冲突。[8] 其次，参与市场的创业研究改变了学术工作的传统形式。研究发现，虽然教师更愿意从事大规模、长期的研究，但是产学研合作更偏向短期的投资项目。[8]因此，学术工作可能由跨越较长时段的大型研究转向小型的专题项目。这种转变可能导致教师无法审视各自领域的重大问题，造成教师的学术诉求与服务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紧张关系。
尽管大学的制度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教师并没有完全接受源于组织管理的价值观，仍然试图遵从研究底线和学术规范。学术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学术自由，依然对教师保持很强的吸引力。[9]基于新制度和资源依赖理论的分析显示，教师在参与多重科研任务和产学研项目中发展了一些主动操控的策略，以期兼顾学术研究和从事创业活动。
为了应对科研任务压力，教师通常会区分不同学术活动的风险，并寻求恰当的合作对象，以此保障学术追求和维持必要的学术精力。一般而言，他们将认为“安全”的任务交付给学生，因为学生需要研究成果取得学位，而选择与其他教师合作完成“高风险”或“高层次”任务，因为后者能够负担长期研究。[10]在产学研项目的开展中，教师也尽量在自身专注的研究课题与商业议题间寻求平衡。例如，以“正确的方式”“包装”学术思想，将其融入商业化研究中；“净化”企业要求保密的信息和数据，确保学术发表；调整研究成果出版的时间，避免和专利申请相冲突；将应用研究看做学术工作的“附加”部分，在保障基础研究的同时，付出更多的工作时间从事应用研究。[11][12]然而，上述策略虽然能使教师维持高水平的学术产出和与行业的有效关系，也会对科学研究的学术质量、及时性和全面性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2.教师角色。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采取向研究型大学学习的同构策略以及积极构建创业结构，人事奖惩政策和财政激励措施逐渐受制于“教学不如科研重要”的潜在价值观和“少花钱多办事”的问责压力，教师教学、科研与公共服务的角色扮演也随之发生改变。教师被鼓励产出更多和更好的研究成果，加剧了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失衡。同时，创业活动的开展构成了公共服务的新形式和重要内容，进一步扩展了教师的服务职能。
其一，教学与科研。大学管理者及相关学术部门全面关注科研活动，教师被要求在有限时间内出版一定数量的成果，满足研究评价的要求。薪酬、晋升和声望的提升更多地与教师的研究表现相关，“科研至上”成为主流评价逻辑。研究出色的教师不仅能够获得来自学术共同体和大学管理层的高度认可，甚至会被免除相应的教学责任，作为研究成果的奖励。因此，不少教师选择减少本科教学的工作量，从而获得大量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最大化研究活动。加之学术评价机制中相对缺乏针对教学和社会服务设置的奖励，强化了教学与科研的工作分配矛盾。
尽管教师倾向于认为科研具有外溢效应，本科教育的质量问题仍然引发了学者的担忧。不少研究表明，加强科研功能可能减损教师的教学责任，教学与科研的统一正逐渐走向分化。近期的调查结果也进一步证实，知识创造与传播之间不存在确凿的相关性，[13]教学受益于研究生产力的可能性非常小。[14]此外，教学和科研之间的互惠关系也可能因学科差异而不同。在硬学科方面，关系被描述为“弱相关”，而在软学科中，教学与科研被看做概念共生和彼此强化。[15]
鉴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速，改善本科教学质量、提高教师教学工作量的投入越来越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强化教学工作并非以牺牲科研为代价。相反，教师增加了每周工作小时总数来保障教学时间。因此，教学和科研的压力均有显著增加。[16]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教师能够运用特定活动整合教学和科研活动，促进角色并轨。本科生研究计划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它既能满足教师从事研究的需要，也能为学生开启科研之门和获得技术指导。不过，兼顾教学与科研的发展也受到大学绩效期望或学科规范的影响。例如，尽管出版教科书有助于教师集成教学和科研的成果，可能因无法与学术出版物相提并论而得到足够重视。此外，只有少数教师能同时实现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甚至一些教师认为，教学和科研的统一更适合应用专业领域，而非基础学科。[17]
其二，公共服务。学术资本主义渗透和信奉创业精神的产学研范式要求教师的社会服务活动扩展到与企业建立创收关系，促进技术商品化，并积极成为政治和经济交流中的推动者。这些现象正在改变大学组织成员与公私部门的关系面貌，并重新界定教师的公众服务角色。不少教师认为，“公众”的组成也包括工业、企业，“服务”也涉及发展经济、创新科技和创造就业。因此，教师参与社会互动的目的从传统的促进公益转向满足个体或组织的盈利动机。
公共服务涵义的新定义，旨在融合研究商业化和传统的社会服务（意指教师无偿地从事专业服务、大学服务和社区服务），从而减少教师的角色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广泛的外部参与和放宽学科边界可能为教师开启应对实践挑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创造知识探索的新机会。
然而，将履行公共服务与追求额外收入交织在一起，也往往导致教师置个人利益于社会利益之前，淡化社会责任意识和忽视服务的利他性质。同时，创业活动可能“挤占”其他形式的服务工作，使得教师在参与校园管理、研究教育政策、学术评议和义务授课等活动中越来越不堪重负。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参与创业的教师，创业教师更为专注市场需求，试图避免耗时的大学管理服务，教学承诺水平下降，教学时间所占工作总量的比例也较小。[18]
创业活动的践行也宣告了教师成为“创业家”时代的来临，将经济提升和创新科技推上重要位置。一方面，教学和科研的重心向服务目标倾斜，打破了旧有以教学和科研为主、服务为铺的角色关系；另一方面，基于教学导向和研究导向的任命形式加速了教学与科研任务的“松绑”，两者的紧密结合正在快速分化。
这一趋势表明，越来越多的教师不再享受终身制待遇，不能受到学术自由与任期的保护。而作为大学教师的核心组成，终身制教师的数量持续缩减，更少的教师愿意为大学管理提供服务，削弱了学术群体校园治理的力量。同时，终身制教师在大学管理中的工作量不断增加，可能分散对教学与科研活动的注意力。 3.学术生产力。学术生产力是大学教师在知识传授、创造和应用中形成的培养专业人才、发展知识和社会服务的能力。[19]作为大学整体学术实力和学术资本的象征和代名词，学术生产力成为政府、相关质量评估机构以及大学管理者监控学术生产效率和衡量大学性能水平的重要准则。
一是学术量化的凸显。从一些学术生产力研究的观点来看，学术生产力意指教师指导的毕业生数量和发表的学术刊物数量，或是学术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因此，基于学术量化指标的表现性评估在教师聘任、考核中越来越突出，加速了资源竞争的步伐，提升了科研产出的速度与节奏。
学术生产率上升已经成为近年来的普遍趋势，学术刊物的发表数量也在逐年增加。[20]特别是对于理论方法共时性较高、应用性强的学科专业领域，相关教师通常拥有高数量的期刊发表率。然而，注重科研成果的量化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教师的学术热情和参与竞争性评估的积极性，也对大学的学术质量产生消极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在资源限制和超负荷工作的约束下，学术产量的高期望对学术质量下滑的影响非常显著。[5]同时，竞争性研究经费的盛行导致一些基础性学科因生产力低效或远离市场而难以获得公平发展。学术输出周期的缩短也造成中长期研究活动严重缺位，重大性学术议题的探究式微。
二是知识商品化带来的冲击。随着横向研究、公司咨询、专利和产权、企业教育等活动成为学术产出的新增内容，知识商品化无疑对学术生产力带来了重要影响。
一些证据表明，教师参与商业活动或创业协作有助于创造更大的生产力。当教师的学术动机出于学术探究和实现社会经济价值时，学术生产力（包括学术发表、专利等）将得到极大提高。[21]基于产学合作的调查也显示，与企业成功建立合作关系的学者往往有着高水平的科研绩效。例如，隶属于研究中心或创业部门的教师在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方面更有效率，也更有可能成为商业资助的首席研究员。[22]然而，也有学者指出，知识商品化和学术研究之间的促进关系，只限于某些特定的学术领域。[21]
也有研究人员试图确定教师的创业活动是否对学术生产力带来负面影响。调查发现，一些教师为了获得商业专利而对其研究发现进行保密，不再保持学术公开，避免危及自身的商业收入。[23]同时，满足创业需要的非终身制聘任形式，也是影响学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大量研究证实，相对于终身制教师，非终身制教师的论文、出版物和专利的数量较少，周工作时间和与学生课外接触的机会也更少。[5]
4.学术身份。伯顿?克拉克指出，“往往是学科主导着学者的生活，而并非大学。”[24]学科专业的知识结构、规范和认识方法影响着教师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学术产量、薪酬水平和职称评定，在塑造教师身份中处于核心位置。[25]然而，在市场竞争与问责机制的驱动下，创业家身份的认同和基于表现的学术量化重塑了学者身份。同时，大学组织对教师的意义不断增强，成为教师身份的重要归属，促使教师从更为广阔的工作网络中获得自我理解。
随着大学积极利用市场机会开拓与产业、政府的合作，扩大了创业教师与非创业教师之间的差距。这种分化影响了教师从事的工作类型、评估晋升和个人身份，导致教师群体的整体性因竞争性利益的划线而分裂。同时，基于科研绩效机制的奖惩差异使得个性化成为学术生活和身份的显著特征，而学术索引和引用率的排名进一步强调个人主义和自我的重要性，由此造成学术职业的碎片化。
尽管市场化和以表现指标为基础的结果问责使得学术身份的个性化、碎片化特征日渐凸显，矛盾的是，其中所强调的学术团体协作和跨学科研究又促进着教师朝向组织的集体层面发展。大学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学术研究和学术身份的塑造，为学术群体提供了重塑自我的机会。
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教师与大学组织的整合是学者身份的又一发展。研究认为，学术身份的形成不仅与学科专业相关，也与大学结构和组织流程的变化有关，二者共同构成了教师身份的道德框架，定义着“何为学者和应该追求什么”。[26]随着组织归属感和忠诚度成为现代大学人事管理的期望，学校建立了制度化的管理体系明确教师的职业发展，运用绩效审查提高对学术工作的监管，引导教师向特定的目标付诸实践。大量文献证明，尽管教师对学术工作的理解与学校或院系对学者的期待可能不一致，[4]遵从组织规则已经成为教师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学术身份可以被视为组织身份和源于特定学科身份的交织，教师融入大学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学术规范、价值观不断被塑造和强化的社会化过程。
结论与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情境下，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和依赖不断将高等教育推向市场边缘，同时接受更为严格的问责与控制。随着竞争机制和效益观念成为现代大学运作的显著特征，大学战略规划和组织构架转向强调生产力和社会适应，教师的学术工作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从高等教育层面看，市场力量介入在不断蔓延和加深，这既是高等教育对市场经济的回应，也是多元化经费来源的自主选择。然而，适应市场压力、正当化新管理主义原则和追求学术资本的理性逻辑，也向高等教育的社会角色和公共责任提出了挑战。市场竞争可能导致高等教育作为知识存储的公共服务能力、追求公民发展、社会流动、学术进步的兴趣因利益驱动的短视而消退。因此，如何均衡高等教育的竞争性和公益性两种力量，在传统积淀与现代需求中寻找中间地带是未来发展应该慎重考虑的。不少学者认为相应的解决之道在于，一方面，应该有选择地推进市场化战略，守住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限制新管理主义和学术资本主义的扩展范围，避免市场配置资源危害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另一方面，政府在下放高等教育自主权、促进产学研合作和增强问责的过程中，仍需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力度，确保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在传统意义上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使命，毕竟高等教育对社会的贡献通常是无形的或无法测量。
从大学发展层面看，市场准则的推广、管理层职能的增强、创业结构的形成以及终身教职的改革都深刻地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对大学治理和运作方式的影响，体现了“大学应该对社会经济繁荣负责和服务”的观点。通过引入效率与问责、竞争力以及国际评价标准，大学被最大化收入和声誉的策略所引领，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创造商品的压力，也随之引发了更多的同质化教育。尽管这种转变有利于改善大学资源配置不合理、漠视教育消费需求等问题，但同时导致了大学陷入功利主义的市场漩涡中，背离了大学作为民主与福利机构的历史特征和功能。因此，大学的发展不能完全遵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治理模式，应该在利用市场之便提高知识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同时，坚守其操守，兼顾自身和市场的双重逻辑。既要着眼于服务消费者，又要扩展大学教育的广泛目标，而非局限于知识产业的创造以及在特定市场不断增长的知识交换价值。 从学术工作层面看，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驱动了大学学术管理使命的变化，教师聘任、晋升和评价的决策始终与竞争资源、增强创业能力和发展高水平学术声望的标准紧密相关。量化学术表现和探索学术资本主义模式不断影响和重塑着学术工作，一方面扩展了教师公共服务的角色，刺激了学术产出、强化了学者身份的组织归属，为教师科研活动提供了经费来源和社会平台；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碎片化的制度结构，导致教学与科研的割裂、基础研究的式微和学术整体性的割裂，影响着大学的长久发展。尽管不少学者认同和践行学术自由和传统核心价值，试图采取多种策略缓冲大学变革对学术工作带来的冲击，然而在追求效益、经济与效能的宏大话语下，教师的学术自主和自由空间仍然有限，学术共同体的分割与教师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剧。针对当前学术工作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基本途径还在于巩固本科教学基础地位、鼓励资源分配向基础研究倾斜、多元化学术评估制度以及积极推进教授治学，从而构建以公正、求真、合作为基础的学术文化，保障学术生态的良性发展。
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对高等教育制度环境及学术工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最为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在市场力量和大学教学、科研、服务的公益需要之间达成新的平衡。因此，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学术工作的发展，既需要通过融入全球知识经济体系把握市场契机和锐意改革，又要警惕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倾向对大学“公共意识”和学术传统价值的僭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