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2-0085-03
民国时期徽州地区下辖有绩溪、休宁、祁门、黟县、歙县、婺源六县。徽州自宋元时期就是全国重要的区域刻书中心，繁荣的印刷业、徽商的兴盛推动了徽州的藏书文化发展，其中私人藏书最为著名，誉满学林[1]。清末民初，西方图书馆思想传入中国，徽州地区图书馆开始萌芽，在民国动荡时局的影响下，徽州图书馆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发展历程。
1 民国时期徽州图书馆事业发展概况
1.1 民国初期徽州图书馆萌芽（1911―1927）
民国初期，由于时局动荡，政权更迭，安徽省的图书馆事业受其影响，发展缓慢。在此大环境下，徽州地区图书馆零星出现，但规模较小。徽州地区的第一所县立公共图书馆出现在绩溪县。1913年，绩溪县教育会为方便民众阅报设公阅善书处[2]，1919年县教育会开办“新新阅报社”，并在扬溪、旺川等8地设立了通俗阅报处。1926年，在胡适、汪孟邹等人倡导下绩溪县立图书馆成立。1923年，休宁籍著名学者戴震后裔戴祖荫建成徽州地区第一家图书馆――“戴氏私立东原图书馆”。1924年，徽州地区第一所县级图书馆祁门县私立图书馆成立，不久因种种原因馆务即陷于停顿。
1.2 民国中期徽州图书馆兴盛（1927―1937）
随着时局的相对稳定，人们对文化的需求逐渐提高，徽州各县政府开始重视教育，所属各县成立县级?D书馆、民众教育馆、通俗图书馆、书报阅览室。此外，徽州地区学校图书馆也得到快速发展，不少学校都设有图书馆（室），尤其是省立二中、省立女四中的藏书与县立图书馆不相上下。随着教育经费的增加，各馆馆舍条件亦得到改善，藏书数量迅速增长，1930年以后，徽州多家公共图书馆均收藏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万有文库》。
1.3 民国后期徽州图书馆衰落（1937―1949）
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徽州图书馆事业受到毁灭性打击，各图书馆基本停顿。一些图书馆的图书得到及时转移、隐藏及时，战后得以保存；而有一些图书馆却惨遭炮火侵袭，图书损失惨重，徽州中学藏书楼就被日寇的飞机炸毁，几万册图书尽毁，其中包括不少明清善本古籍。1945年后，虽然民国政府恢复整修各地图书馆，但重创之后短时间内收效甚微。
2 民国时期徽州地区典型图书馆专述
2.1 公共图书馆
2.1.1 祁门县立图书馆。其创自民国十三年（1924），由县知事徐曦及地方士绅捐款建立，经常费暂定300元，馆长以下有职员1人，隔年毁于兵乱。民国十七年（1928），祁门县民众教育馆成立，内设图书馆。民国三十三年（1943），民众教育馆让给县立初中使用，图书馆亦随之移交[3]。民国十九年（1930），祁门县立图书馆收藏新旧图书449种2，780册，线装图书包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书及明清文集，如《归有光先生全集》《龚定庵先生全集》《林文忠公全集》等。该馆另有不少新版书多为译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民约论》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书籍[4]，这些书籍全部用杜定友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此外，该县还有“民众阅报处四所，其一附设于县立图书馆内，计有京、沪、省日报各1份。余三所则均将日报张贴于通衢，统计四所经费年共五十元”[5]。
2.1.2 绩溪县立图书馆。其创建于民国十五年（1926）10月，由胡适、汪孟邹等倡建，得洪范五指导，馆址在绩溪城西文昌殿旧址，初藏书3，000余册，当时上海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每出版新书都赠予1部。民国二十一年（1932），时“馆舍共十二间，阅书室四间，平均每日阅者二十余人。藏线装书四千三百余册，其外有寄存书籍七百余册。大部有《四部丛刊》《二十四史》《万有文库》《渊鉴类函》。平装书共五千余册，杂志四十种，日报十种。书籍用杜氏十分法分类，有书本目录。全年经常费一千六百元，购书费在经常费内支配，全年书报费五百五十元，其外尚有私人捐助购书费年约二百元。馆长以下有职员二人”[6]。民国二十三年（1934）归入民众教育馆，设巡回流动文库。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机轰炸绩溪，为避免图书遭受损失，便将图书分装若干箱存放乳坑，馆务随之陷于中断。图书几经分散转移，损失严重。民国二十八年（1939）3月，该馆恢复馆务，购抗日书刊。民国三十四年（1945），该馆“书刊13，498册、古籍98函，存县立初中，馆留几份报纸供阅”[7]。
2.2 学校图书馆
2.2.1 省立二师图书馆。该馆经校长胡晋接细心筹划，至民国十三年（1924），“校舍发展到500间，并在亥山建图书馆，藏书15，400余册”[8]。供教学参考及学生课外阅读之用的图书是学校积极采购的项目之一，从类别看，“涉及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主要领域，中外图籍均略备，而关于国学者较多，对于与当地经济联系较为密切的商业、农业书籍也多有采购。省立二师也争取外地学校等单位的捐赠，民国六年至民国七年（1917―1918），该馆得到江苏各校捐赠的报刊近百种，更鼓励本校教员自编。民国十一年（1922），该馆还由校友等集资，先后购置了《大藏经》414册、《续藏经》各一部，到民国十六年（1927），学校共有图书19，014册，价值4188.35元”[9]。
2.2.2 省立第二中学图书馆。该馆创自民国十九年（1930）冬，在休宁省立第二中学校内。“建筑费为一万余元，馆舍楼房，上下共十二间，有书库、参考书陈列室、阅书室、报章杂志陈列室、教职员阅书室。教职员座位十一个、学生及校外人员座位六十余个。平均每日阅者三四十人，每日阅览时间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中文书二万二千七百七十二册，西文书九百二十一册。杂志十余种，日报六种。书籍用杜威十分法分类，著者号码用四角检字法，有书本目录。中学部四百余人，每学期每人缴图书费一元。馆内职员二人，每月各支薪俸四十元。该校有图书馆委员会及各种学术研究会”[10]。 2.3 私人图书馆
2.3.1 休宁戴氏私立东原图书馆。该馆为梁启超等发起，为纪念戴东原200周年诞辰而创办，创自民国十三年（1924）1月，馆址在屯溪隆阜；至民国二十年（1931），有馆舍9间，阅书室3间；线装书417册，丛书为《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戴氏遗著》《万有文库》，有平装书7，023册、杂志6种、日报2种。图书依杜威分类法分类，有目录卡片。经常费及购书费无定额，馆长以下有职员一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该馆中止馆务活动，馆藏文物图书得到戴氏后裔和程管侯的保护，民国三十六年（1947）“将7，319册重要图书包装成30（茶）箱，送往休宁凹上自然村毕凤仂家寄存保管，至此关闭”[11]。1956年全部捐献给人民政府，其中2，632册比较珍贵的戴氏遗书调该省图书馆收藏[12]。
2.3.2 绩溪私立胡氏图书馆。民国十四年（1925）前后，胡广植校长等倡建。馆长职员3人，由胡氏小学教职员兼任。该馆设图书编藏、文献征存、总务、流通股，组织族人、学生阅读，每月举行读书竞赛，每周出壁报。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馆藏三仟三佰余册，文学类占多。书籍参照杜威分类法”[13]。抗日战争胜利后该馆停办，民国三十七年（1948）胡氏小学校长胡君佩复办，增置报刊10余种，对外开放[14]。
2.3.3 黟县青年图书馆。该馆旧馆址在县城北街孙氏宗祠，创自民国二十年（1931）。经费全由黟籍旅沪商人汪励吾等组织的黟县“青年励志会”负担，馆长以下有职员一人。“馆内有《万有文库》等图书3，000余册 （卷），杂志约占百册”，平均每日阅者50人以上，图书分门分类分号。民国二十七年（1938）10月，该馆因经费困难而停办，图书全部由县立民众教育馆接管[15]。
2.3.4 绩溪胡商岩、胡钟吾父子建善述堂。该堂藏书万余卷，集唐内府孤本王右军古拓及宋元明清诸朝善本，碑帖、字画甚丰。胡在渭在城东家中办陶园图书馆，人们不仅能读到他家收藏的数千册图书，尚能读到《新青年》等刊物和多种全年合订本的报纸、杂志。解放初期，“其子胡家祚献交政府。绩溪城内胡氏、章氏藏书亦不少，胡子承藏书最丰，新中国成立初期，其子献省图书馆”[16]。
3 民国时期徽州图书馆事?I的启示
3.1 制度规范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保障
图书馆法令的颁布最能反映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态度和主张，即使当时处于动荡飘摇的社会，法令的强制性和规范性也是促进和保障图书馆发展的最有效手段。安徽省于1928年颁布了《安徽省图书馆章程》，又于1935年要求各专员区设图书馆，“兹拟于每行政专员区内各设立图书馆一所，所有应备图书，由省款购置，发交保管陈列，以供阅览，但馆址及经常费用应由地方筹备，呈报核定后，再行购发，每区以五千元购买费计算，全省十区，共需经费五万元，经与财政厅商定，一半在教育厅经费内拨用，一半由省库支给，均分五年拨付，自二十三年度起支”[17]。章程明确了全省县级图书馆的归属、经费投入，使得徽州所属各县的图书馆事业迅速发展。由此可见，法令法规对图书馆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3.2 社会各界投资教育是徽州图书馆事业最初发展的有效支撑
民间捐资兴学使徽州教育事业自古兴盛不衰，徽州地区图书馆出现得益于徽州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多数图书馆由私人出资或宗族、社团集资创办。
3.2.1 徽州图书馆事业发展与徽商的活动是分不开的。徽州文化底蕴深厚，徽商历来重视教育，素有“儒商”美誉，徽商的雄厚财力直接推动了徽州藏书事业的发展。徽州又是一个宗族观念很强的地方，不少徽商发迹后在家乡开办学校、修建书院、刊刻典籍、庋藏文献，支持族人科举出仕，如此以商养文，以文出仕，以仕拓商，加强宗族实力。徽州第一家社会办的图书馆就是由黟县商会等几家合办，称“黟县图书仪器馆”，建于1907年元月，主要供城区民众和学生阅览。
3.2.2 徽州文化名人关注徽州图书馆事业发展。徽州一向崇文重教，人才辈出，学者众多，他们对徽州的图书馆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近代徽州最为著名的文化名人胡适非常关心家乡发展，联合乡人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先生一起致函旅沪绩人及各地的绩溪同乡捐赠图书，在家乡倡建绩溪图书馆，很快就获得捐赠图书3，000册[18]。又如：洪范五先生在任安徽省教育厅主任秘书兼三科科长时，曾以政府名义明令安徽全省各县建立公立图书馆，并拨5，000元在屯溪建立第十区图书馆[19]。还有徽州士绅汪声（1890―1935）于1921年任祁门县立高等小学校长，曾筹办祁门县第一所图书馆，并捐赠其藏书数百册[20]。
3.3 培育人才、启迪民智是徽州图书馆事业的主要功能
民国时期，徽州以农民、工人居多，他们大多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徽州各县图书馆利用民众教育馆、阅报处、识字班、读书会、巡回书库等形式为其提供主动服务，以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准。1934年，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为解决乡村读书困难问题，“绩溪教育会主席汪耀远，鉴于绩溪处万山之中，风气闭塞，交通阻梗。乡间各村，对于书籍报章，更苦无阅读机会。特于教育会历年存余款项下，提出二百元托屯溪科学书局赴申办到书籍数百种，创办一循环文库，循环四乡”[21]。之后，1935年，安徽教育厅在各辅导区设立巡回书库，并制定详细的借书规则。
3.4 徽州图书馆事业对文化典籍的保存作用
徽州是宗族势力强盛的地区。徽州宗族一直秉承诗礼治家的传统，重文重仕，宗族藏书遍及城乡，为徽州图书馆典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徽州私人藏书家非常重视地方文献整理，为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以及风俗民情留下了珍贵的文本记录。所以，民国时期徽州图书馆受徽州文化影响具有其独特性，它不仅对徽州及相关地区的图书馆事业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还为后人研究相关历史文化保存了丰富的典籍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