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4.049
1 引言
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业中处于主体地位。入世十五年，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和走出国门的政策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中国商业银行的海外并购逐渐展开，从2006年起，中资银行的海外并购热潮逐渐掀起，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海外并购的消息不断出现，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也纷纷出手。
由于进入国外金融市场的壁垒限制，中资银行海外并购的数量和规模都相当有限，对于银行海外并购行为的效率影响实证研究较少。本文试图利用较新的数据对中资银行海外并购进行分析，以期能够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保护金融安全和稳定，引导中国银行业效率提升，这对中资商业银行乃至中国境内的金融市场未来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2 海外并购与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分析
2.1 变量选择
2.1.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为从不同角度全面衡量银行效率，使用代表性的财务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对比，选取存款增长率（DER）和单位资产其他业务收入（OOIAA）分别反映银行传统业务发展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资产收益率（ROAA）是分析盈利能力的常用指标，成本收入比（CIR）能够反映银行经营效率；资本充足率（TCR）是监测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拨备覆盖率（LLR）则考察的是银行财务的稳健性和风险可控性。
2.1.2 主要解释变量
从1996年至今，中资银行的海外并购并不多，只有某些年份才存在并购行为，主并方也局限在有限的几家银行，本文选择是否存在海外并购行为的虚拟变量OSMA作为解释变量，其中0代表未并购，1代表并购。
2.1.3 控制变量
现阶段研究银行开放与效率的文章多是采用Claessens等人选择变量的方法，将控制变量分为国家层面控制变量和银行层面控制变量两部分。综合我国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也将控制变量分为这两部分。
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会作用到整个金融市场，加上中国银行的利率设定受到人民银行的约束，因此国家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国家经济规模（ECO）、通货膨胀率（IR）和实际利率（IM）。银行自身的经营成果会从微观层面上影响银行效率，银行层面控制变量包括：银行规模（TAS）、盈利模式（NIM）、贷款质量（IL）和是否上市（IPO）的虚拟变量。
2.2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鉴于海外并购行为的集中性、数据的连贯性和可获得性，最终本文研究样本是具有海外并购行为的6家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
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6年至2014年。这是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时间阶段性所确定的区间。
6家商业银行各项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BankScope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补充数据来源于1997年-2015年各期《中国金融年鉴》。国家宏观变量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统计年鉴》，利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3 模型设定
本文模型以Claessens等人2001年所做的一般线性方程为基础，再加以演变得到。海外并购的回归方程如下：
Efficiencyit=α8+β8Bankit+γ8Conuntryt+μ8OSMAit+εit
其中，是衡量第i个银行在第t年的各项效率指标，包括：存款增长率（DER）、单位资产其他业务收入（OOIAA）、资产收益率（ROAA）、成本收入比（CIR）、资本充足率（TCR）和拨备覆盖率（LLR）。
Bankit是一组i银行在t年的控制变量，包括：银行规模（TAS）、盈利模式（NIM）、贷款质量（IL）和是否上市的虚拟变量（IPO）。
Conuntryt是一组t年的国家控制变量，包括：国家经济规模（ECO）、通货膨胀率（IR）和实际利率（IM）。
OSMAit为第i家银行第t年是否有海外并购行为的虚拟变量。
α是截距项，εit是随机误差项。
2.4 实证结果
在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经过各回归方程的Hausman检验，模型的随机效应更加显著，因此，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回归方法。
中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案例较少，筛选出的6家样本银行按照模型回归后的结果见表1。
总体来看，海外并购的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这种行为对改善银行稳定性、提升创新发展能力有明显效果。而对于传统业务的发展和经营结构则产生了负效果。
3 结论
中资商业银行的海外并购刚刚起步，案例并不多，因此本文通过计量得到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仍能从中看出一些问题。
首先，中资商业银行的海外并购提升了银行的稳定性和创新发展能力。中资商业银行在进行海外并购前，必定对自身的资本金和呆账、坏账做出调整，以期能够成功突破国外设置的壁垒，成功进行并购。而并购完成后，因为吸收了境外当地银行的资源，自身资本金、资产结构能够得到优化，分销渠道得以拓宽，也获得了国外银行不同的经营模式理念，从而可以优化产品结构，创新发展能力必然得到提升。
其次，中资商业银行的海外并购对传统业务发展和经营结构造成了负影响。中资商业银行海外并购完成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整合期，整合期内各项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配置，经营结构这种需要长期作用改变的指标在短期内会呈现负增长状态。同时中资商业银行意识形态与国外的金融市场也存在冲突，国外金融市场可能会对中资商业银行的业务进行抵制和更严格的监管，中资商业银行在发展自身擅长的传统业务时可能会遇到阻力，从而使其效率下降。
最后，海外并购行为不仅依靠银行的个体发展能力，和国家的政策导向也有很大关系。银行可能会根据自身的规模水平、盈利水平、管理水平，在恰当的时机拓展海外业务，但是如果国家需要一些金融业海外并购的案例作为政策引导，那么国有银行无论在性质上还是规模上都是最有利的政策执行者。这是政治、经济等原因造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因此本文在这部分研究中只是从数据上予以观测，更深层次的问题并未在计量结果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