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5 ― 0076 ― 03
自1926年7月北伐军出师后，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消灭了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北伐战争的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就在北伐顺利进军时，蒋介石开始叛变革命，逐渐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并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肆迫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共产国际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革命问题不断采取策略。本文将就共产国际对华采取的策略进行详细论述。
一、1927年春中国的政治形势与共产国际的对策
（一）1927年春中国的政治形势
北伐的胜利进军有力地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而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又促进了北伐的胜利进军。到了1926年12月，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余万人增加到将近200万人，其中以湖北、湖南以及华南许多城市的工人运动发展的最为蓬勃。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构成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波澜壮阔的宏伟图景。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推进，中国南方的封建势力也遭受沉重打击，以广东、湖南、湖北、江西为代表的农民运动发展的最为迅速。其中，湖南的农民运动最为突出，其?V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其它地区。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猛烈地冲击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有力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北伐胜利进军、工人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隐患逐渐暴露并严重起来，蒋介石依靠手中权力，大量收编军阀部队，发展充实个人势力。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态度是纵容的，是不明确的，这在客观上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助长了蒋介石对革命势力的仇视，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破坏中国革命提供了机会。
帝国主义为了保证其在华既得利益，纷纷开始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其干涉中国革命的主要手法大致有三点：一、大力支持北洋军阀。为了维持北洋军阀的统治，帝国主义向张作霖、孙传芳、张昌宗等军阀提供大笔贷款和大量军火。二、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以英国为首，英帝国主义者积极鼓动列强出兵，共同干涉中国革命，它们大肆在中国集结兵力，到处寻衅闹事，制造流血惨案。三、分化革命阵营，寻找新的代理人。经过反复较量，帝国主义列强发现单纯用武力已经无法消灭中国革命力量，因此，他们在武装干涉的同时，还采取了分化革命阵营的办法，引诱资产阶级脱离革命充当他们的代理人，势力逐渐强大的蒋介石自然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拉拢的头号对象。
（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
正当中国革命形势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中国委员会书记罗易，于1926年2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来华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26年年底，罗易和谭平山等人到达中国，他们来华的任务是搜集帝国主义侵华暴行，以便发动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并动员各国工农群众帮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1927年2月16日，罗易一行到达广州，写了《中国革命的意义》《一个警告》等文章。这些文章阐述了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并就蒋介石可能会叛变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警告。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既年轻又软弱。它在经济上是落后的，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如果民族解放运动引导国家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国家还是不可避免地要沦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1〕罗易还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对帝国主义和军阀采取妥协政策，有使革命遭到被出卖的危险，这一事实并不像我们的敌人所断言的那样，是出于共产党的假想。这个危险是确实存在的，而且越来越严重。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定领导者，必须敲起警钟，把人民的意志和精力引导到挽救革命的事业中来。”〔2〕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趋势也有所察觉。1927年初，鲍罗廷开始对蒋介石的专横表示不满。同年二三月间，维经斯基到达武汉同鲍罗廷商谈对付蒋介石的政策。二人意见不同，鲍罗廷主张联合唐生智反蒋，维经斯基则希望革命阵营不要分化，并寻求同蒋介石妥协的办法，但此时蒋介石已决定反共。3月，布哈林在莫斯科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讲到，只要蒋介石还未反动未变节，只要他还积极实行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要帮助他的。布哈林的发言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态度。在贯彻共产国际利用蒋介石的策略时，鲍罗廷目睹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认为这将危及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因此对蒋介石采取抑制政策。2月底3月初，共产国际对中共做出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加强军队工作，大力武装革命，积极开展群众运动以挽救革命，揭露和打击国民党右派。然而，他们这时仍对蒋介石存有幻想，还不打算同国民党右派决裂，仍然采取孤立、揭露和利用右派的政策。共产国际以上做法直接导致了蒋介石在迁都南京的同时对工农运动进行疯狂的破坏和镇压。与此同时，在蒋介石控制的其他城市，如广州、南京、无锡、宁波等城市，大批共产党人遭到屠杀。
二、四一二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对华策略
蒋介石叛变革命，使国共统一战线发生重大分化，蒋介石成为了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国内出现了北京、南京、武汉三个政权鼎力的局面，中国大革命进入紧急时期。 四一二事变刚发生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显得软弱无力、不知所措。而与罗易的态度不同，共产国际执委会显得相当强硬，得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对策，通过了《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严厉谴责蒋介石的叛变行为，宣布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以上表明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的方针有了新的变化。
对于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斯大林在4月2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谈到，首先，要用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取代保持国民党统一的政策；其次，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是革命胜利的保障；再次，要进一步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和巩固工农群众组织，加强工人和农民的武装；最后，保持共产党队伍的独立性。斯大林的这些意见表现出他对国民党左派的革命性给予轻率的信任，对他们抱有过高的期望，也对他们的行动能力做了过于天真的估计。同一天，《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U述了中国革命形势和应采取的政策，认为中国革命形势虽然发生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仍然是把民族革命进行到底，并将它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唯一改变的是革命的领导阶级由原来的共产党领导民族资产阶级一起革命到现在的工人阶级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文章的基本观点同斯大林的意见是一致的。这里，斯大林等人提出的共产党人要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要同蒋介石作斗争等方针都是正确的。但是，斯大林等人将民族资产阶级一棒子打死则是错误的。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川粤军阀从东、西、南三方对武汉政府进行封锁和包围。面对这种严峻形势，鲍罗廷试图采取退却政策以摆脱困境。以拉狄克和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针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采取的无原则退让等政策提出批评和指责。拉狄克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武装工农，完成土地革命，满足工人要求以解决社会问题，而最重要的是争得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一些基本问题上同拉狄克的看法大体一致，而在如何取得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地位等问题上看法不同。拉狄克认为中国共产党力量薄弱，不应立即退出国民党；托洛茨基主张中国共产党应立即退出国民党。在谈到苏维埃问题时，反对派季诺维也夫认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时刻已经到来。而斯大林断然拒绝了反对派关于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等主张，并反对托洛茨基等人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在同反对派论战过程中，斯大林阐述了自己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提出当前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和应采取的措施。他认为，当前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扩大和加深土地革命，保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巩固武汉，把武汉变成中国革命的中心。与斯大林站在同一边的布哈林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开展群众运动，进行土地革命，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加速进行组织群众的工作，武装工人和农民，争取国民党党员，用一切力量加强中国共产党。
这场争论持续很长时间，从这场争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一二事变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策略有了明显变化：开始放弃孤立、揭露、和利用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政策，把驱逐、斗争和从政治上消灭右派的方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三、罗易和鲍罗廷在中国革命策略问题上的争论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处于紧急时期，全国政局由南北对峙转变为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分庭抗礼。在新形势下应采取什么样的革命策略，鲍罗廷和罗易看法不同。为此，他们发生了激烈争论。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来自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和北面的旧军阀张作霖两个方面的威胁，蒋介石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但一时还难以对武汉国民政府发起进攻。而在北伐中未受到打击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则在孙传芳、吴佩孚两大军阀势力的主力被击溃后，兵分两路对武汉国民政府形成巨大威胁。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发生了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的激烈争论。
鲍罗廷起初主张东征讨蒋，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只有除去蒋介石，武汉才能站稳脚跟。但是，鲍罗廷虽然有东征的想法，却没有具体的计划，因此放弃了东征的主张，转而继续支持北伐。鲍罗廷放弃东征讨蒋的主张，选择先北伐后东征的原因是他感到帝国主义在东南地区的力量过于强大，共产党人力量薄弱，没有办法应对，认为应继续北伐，把革命根据地转移到帝国主义势力薄弱的大西北。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应当去西北地区，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应当向西北扩展，否则我们将始终处于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打击之下。”〔3〕这就是鲍罗廷的所谓的“西北学说”。
罗易坚决反对鲍罗廷的主张，认为目前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巩固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革命的基地，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发展工农力量，确保革命前途。认为鲍罗廷等人提出的立即北伐的主张意味着逃避这项必要的工作，并提出四点理由反对立即北伐：一、军事方面，北伐的结局并没有绝对胜利的保证；二、即使军事上胜利了，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只会加强军事力量而削弱民主群众的力量；三、向北进军，要求集结武汉国民政府的所有军队，这样南方革命基地将会受到反动势力的进攻；四、资产阶级已经明确地转向反革命阵营，发展和巩固民主力量是唯一的保证，这项任务和北伐不能同时实现，立即北伐只会阻碍民主力量的发展。
鲍罗廷和罗易之间的争论严重影响了中共的日常工作。1927年6月，针对二人的争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作出了既继续北伐又开展土地革命的决定，以此来调和罗易和鲍罗廷在有关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争论。而共产国际此举无疑暴露了其在中国大革命紧急时期无力为中国革命制定出一条正确的斗争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