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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摆脱贫困,实现生活富裕和人民幸福是千百万年来人们共同追求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就关注和同情工人阶级贫困状况,对贫困的研究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把钥匙,开启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为消除无产阶级贫困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武器。
  一、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诞生与19世纪中叶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随着英国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社会日益分化为贫富差距悬殊的两端。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工人革命运动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在批判和借鉴空想社会主义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体系。
  (一)对贫困理论的认识源于对现实利益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进行制度层面的研究始于对莫塞尔河沿岸贫苦农民利益纷争的关注。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透过劳动群众在物质上极端的贫困的表象,抨击了普鲁士社会专制制度。在面对林木盗窃的利益难题时,马克思坚定地站在贫苦群众的立场上,最早提出通过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科学思想。尤其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异化理论进行分析,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工人自身就越是陷入贫困,为贫困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基础性贡献。恩格斯对贫困理论的研究是在深入实践调查中发展起来的。他从1842年就深入伦敦各地的工矿企业,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他运用大量材料描述资本主义对于工人的剥削、工人阶级处境的困苦和道德堕落的悲惨现象。“工人阶级处境的悲惨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当中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虽然处于年轻阶段的两位思想家在观点上仍带有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子,但是已经为从制度方面认识资本主义提供了思路。
  (二)对贫困理论由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
  在这一阶段,随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贫困理论的研究从单纯的哲学视域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探讨了关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分析了资本家促使工人不断地为他们创造剩余价值的原因,为贫困理论提供了更加现实的理论支撑。同时,马克思还认识到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而工人本身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出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这些工资仅仅能够维持工人生存需要,说明工人阶级当时处于一种极端的绝对贫困中。在这一阶段,马克思还为《纽约论坛》撰写了数十篇涉及贫困的专论和报道,也表明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贫困思想的高度关注,在进一步探索科技进步与无产阶级的贫困之间的必然联系中,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
  (三)对无产阶级贫困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批判
  19世纪60年代末,马克思最为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的问世,极大地撼动了资本主义世界,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完善的重要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使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经济时代过渡到垄断资本的资本主义经济时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的差别,分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看到资本积累是造成工人贫困的深层次原因。而无产阶级想要摆脱贫困也只有冲破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才能获得真正解放。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于资本主义积累和贫困思想也有着重要的论述,并进一步指出自己平等观思想。面对资本主义内部不断调整完善,一些福利制度的出现似乎对工人的贫困现象有所缓解,但恩格斯对这些新情况又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贫困理论的研究指出无产阶级要想摆脱贫困,获得真正的解放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制度。
  二、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深化了对无产阶级贫困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的理论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并在分析无产阶级贫困的核心内容和主要形式中指明了无产阶级反贫困的途径,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思想家的独特理论。
  (一)无产阶级贫困的制度根源: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马克思、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看到了隐藏在工人阶级贫困背后的制度根源,即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是指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雇佣毫无生产资料的工人作为劳动力,并无偿占有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制度。而这样的制度,不可避免地就会使财富集中在资本家手中,工人阶级的极端贫困成为事实。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源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并加速了工人贫困。马克思曾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由此可见,虽然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在创造生产力的同时加大了对于工人的剥削力度。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工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提供了前提;其次,为了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资本家就必须不断通过压榨和剥夺工人劳动力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后,由于资本家内部存在竞争,似乎只有部分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但是从整个社会阶级中看,资本家通过提高商品价格,进一步加剧了工人贫困状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的发展,产品日益丰富,但是生产产品的工人却日渐贫困,资本主义大生产下机器的更新使一部分工人劳动更加密集,另一部分工人逐渐成为社会的“相对过剩人口”,工人的生存状况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
  (二)无产阶级贫困的核心内容:一切贫困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贫困涵盖多个维度。马克思、恩格斯视角的下贫困是一切范围内的贫困,表现在物质贫困、精神贫困和地位贫困。物质贫困作为最先表现出来的贫困现象,是由于工人最先失去的是物质生产资料,也无力购买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存,并受到物质劳动的折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让工人成为马克思口中“不是缺乏而是完全丧失了物质财富”的贫困人群。同时工人精神世界的贫困也表现得十分突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工人陷入了极端的困苦,吸食鸦片、道德沦落,包括犯罪人数的增加和卖淫的现象都增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还有父母因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被迫杀死孩子或者让他们吸食鸦片,这些骇人听闻的事实表明工人阶级处于一种极端困苦和悲惨的状况。当时的无产阶级面临着生存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成为了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遭受着地位贫困。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只能依附于资本家,工人受到资本压迫和自身发展能力的限制,自然也就无法平等地享有属于自己的权利。
  (三)无产阶级贫困的表现形式: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这两个概念,但是在其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们对相关问题的论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无产阶级贫困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和本质体现。
  “绝对贫困”是指由于资本家占有了生产资料,而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即使拥有劳动能力也缺乏现实的物质条件所形成的客观现实的贫困状况。马克思指出:“劳动能力表现为与一切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分离、与它全部客体相分离的劳动,它只是一种可能性,是一切客体都完全剥夺的劳动可能性。劳动能力表示绝对贫困,即物的财富被全部剥夺。”工人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被剥削外,还要忍受资本积累带来的更严重的残酷压迫。无论如何,工人都会面临残酷的现实,如工资减少、工作量巨大、无法满足自身和家人生活需要,甚至由于“相对人口过剩”而面临失业的状况,经济和精神贫困的压力压在工人的肩上。
  “相对贫困”是从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与工人所获得的工资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额相比较而言的。随着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工人工资水平和福利都在增加,恩格斯在谈到繁荣时期工人工资的上升时说“资本家为了赢得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地看待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它既是由于工人丧失生产资料带来的绝对贫困,又是两大对立阶级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表现。
  三、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唯物史观的视角下,深度分析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困问题。当前我国处于两个百年的交汇期,脱贫攻坚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同时,也可以为我国反贫困实践提供价值指引。
  (一)把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制度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真正摆脱贫困。我国在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到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向世界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优越性,也表明我们不会重走资本主义模式的旧路。
  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这是我国反贫困的最大实际困难,决定着我们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我国今后扶贫工作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我国减贫事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就在于坚持将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调整。改革开放后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稳定经济增长成为中国消除贫困的主要动力来源,特别是农村作为贫困人口的集中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商品经济等一系列措施,基本解决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二)把精准扶贫作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重要战略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贫困问题时,关注的主体就是处于生活极端困苦的工人阶级。“发展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我国在反贫困实践过程中,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放在首位,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脱贫攻坚的最终目标。
  脱贫攻坚都是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我们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特别是要处理好“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问题。精准扶贫的对象大部分在我国的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天然的地理条件限制,当地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况。通过精准扶贫,实行建档立卡,真正帮助那些老弱病残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生活需求。“两不愁”就是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就是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从而解决好社会中最大的民生问题。精准扶贫还需要特别关注城市中或城乡之间的相对贫困人口。这就要求我们在城市建设中为他们提供更多平等就业的机会和合法保障劳资的权益,不仅要保障劳动者享有平等劳动的权利,而且要积极拓宽劳动者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在增加劳动者所得的比重和提高收入水平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逐渐缩小收入差距,防止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化。
  (三)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策略
  资本主义的发展带了无产阶级的贫困,贫富差距的扩大揭露了当时社会人们之间经济和政治权利等的不平等现象,这就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诞生埋下了种子。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理论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共同富裕,构建一个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这就对当代中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我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社会保障方面集中体现了再分配的思想。通过加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在医疗、交通、住房等方面全方位救助与关怀贫困人口,帮助弱势群体缓解生存困境,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国家对于资源的再分配有利于更好地缓解市场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公,保证贫困人口更有效地享有社会保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力量朝着共同小康出发。同时在教育方面,对劳动者加大公共转移支持力度,保障劳动者能享有更多培训提升技能的机会,保障其子女能够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丰富其精神生活。“扶贫先扶志、先扶智”,完备的教育体系也能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为其增加就业选择和就业收入提供可能。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切断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当前我们处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要坚持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根本制度,树立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让人民在脱贫事业中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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