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联合国秘书长历来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既有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方面的制约，也有国际关系现实方面的制约，其个人权力和作用非常有限。秘书长的个性、能力、经历及价值取向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她）的领导风格及政治倾向，进而影响联合国的改革进程和方向。新一任秘书长潘基文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安南秘书长，他会将更多的东方理念和管理文化带入联合国，同时也会将更多的“联合国因素”带入亚洲，为亚洲与联合国的合作提供更多机会。中国应该对联合国未来的作用和改革问题以及中国的联合国政策展开新的讨论。
【关键词】 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变革；科菲•安南；潘基文
自2007年伊始,随着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十年任期的结束，联合国进入了“潘基文时代”。在讨论联合国改革这一话题时,我们除了考虑国际力量对比、不同国家以及国家集团的利益冲突等影响因素外，还应将联合国秘书长对联合国改革的作用纳入考虑之内，尤其在秘书长更替之际。作为联合国的领导者和管理者，秘书长的个人因素（包括性格、能力、知识结构、价值取向等）会影响到该组织的领导风格和管理文化,并对组织变革的进程和方向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秘书长的本地区作用：潘基文对亚洲和中国的意义
依照惯例，秘书长由各大洲轮流产生。因而，来自不同洲的秘书长都会带有一种“本洲意识”，并可凭借其对本洲的了解，在本洲事务的解决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德奎利亚尔对中美洲冲突的调解，加利秘书长在中东问题上的作用以及安南秘书长对非洲的“特殊关注”。用安南自己的话说，在他任期的十年中，作为一位来自非洲的秘书长，他“尽力发展和增进非洲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联合国必须更好地应对非洲的需求和期望。这既符合本组织的理想，也是本组织理应对非洲人民做出的贡献”。
非洲和亚洲是联合国最大的两个地区集团，非洲有53个国家，亚洲有54个国家，但非洲和亚洲的情况非常不同。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从非洲的条件出发，积极推进联合国会员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帮助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维持和平和民族和解方面的合作，帮助非洲建立发展“新伙伴关系”，制定共同应对艾滋病的战略。为此，安南在任期间，设立了非洲专家小组、非洲顾问委员会等机构，提出了《从承诺到成果：推进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实施》等多项专门阐述非洲问题的报告。
潘基文是自吴丹之后另一位来自亚洲的联合国秘书长，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的第一位亚洲秘书长。潘基文时代的联合国对亚洲和中国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机会或挑战？这一问题应该而且已经引起了讨论。
中国一直坚持此次秘书长应该出自亚洲，相信亚洲人有能力当好秘书长。潘基文当选后，中国表示相信在潘基文秘书长的任期内,联合国继续将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繁荣的和谐世界发挥重要作用，也表示中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的工作。而潘基文当选后也一再感谢中国对其当选的支持，强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和中韩关系的良好前景。从目前潘基文的表态以及他的个人立场看，虽然他不会在所有问题上总是站在中国一边，但在诸如大国关系、朝鲜半岛问题、联合国改革等一些重大问题上与中国的立场会基本一致。潘基文温和的政治立场、东亚文化取向以及对亚洲和中国的了解等都为他与亚洲国家和中国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潘基文所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更接近中国的习惯，例如他很喜欢使用“和谐”、“协商”、“合作”及“双赢”这类词汇，这些也是中国经常使用的词汇。这种文化上的接近有利于秘书长与中国的沟通。他灵活、务实、谦逊的态度也容易为中国接受。
潘基文说他希望韩国更具有世界眼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联合国和平、发展和人权议程“最强有力的拥护者”。他特别提到希望韩国政府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使韩国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非常关键的作用。秘书长对亚洲的关注显然不仅限于韩国。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不断上升、世界将眼光转向中国的时候，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与亚洲秘书长的合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地区性影响，也具有重要的全球性影响。
对潘基文来说，过多凸显自己的韩民族文化会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嫌疑，明智的做法是以亚洲文化作为自己的根基。潘基文也倾向于从亚洲文化中寻找支持，例如他喜欢使用“和谐”一词，喜欢强调谦虚谨慎、努力工作和以身作则的精神。他曾经用“太极”来解释处理外交关系所需要的技巧。可以相信，在潘基文任职期间，他会将更多的“亚洲因素”带入联合国，包括亚洲的政治文化和管理文化。同时，潘基文也会把更多的“联合国因素”带入亚洲。
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对潘基文任期内的联合国与亚洲的关系抱有不同的期望。在离职前夕，安南在非洲论坛发表的讲话中说：“我相信，在由亚洲人担任的新秘书长领导下，联合国将借用亚洲的创造力、活力及团队精神来帮助非洲，对此我满怀希望。” 在发达国家看来，尽管亚洲与联合国的合作正日益密切，但主要国家对联合国的态度仍然是矛盾的，仍然坚持严格的主权观和不干涉原则，保持与联合国的距离。欧洲国家对中国和印度力量的上升感到担忧，担心在它们将钱用于支持联合国多边主义的时候，印度和中国通过联合国外的双边和单边行为，以更少的代价获取更多的利益。因而欧洲国家期望在一位亚洲秘书长的领导下，亚洲国家能和欧洲国家一样更热情地支持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主义，期望潘基文能在亚洲掀起对联合国多边主义的认真讨论，提升亚洲国家对联合国的重视和参与。
另一种判断是，鉴于亚洲地区迅速崛起的经济力量，加上一位来自亚洲的联合国秘书长，国际权力中心和国际组织中心将进一步向亚洲转移。 潘基文的当选意味着“该轮到亚洲了”。虽然现在描述亚洲国家在潘基文任期内联合国中的作用为时尚早，也没有多少迹象表明潘基文能够在亚洲掀起一场关于联合国多边主义的大讨论，或激发出亚洲国家拥抱联合国的热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亚洲秘书长将为亚洲与联合国的合作提供更多机会，有助于提升亚洲国家和亚洲区域组织对联合国事务及全球多边事务的参与程度。中国不仅应该，而且也可能在亚洲秘书长领导的联合国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此中国需要对联合国的未来作用和改革以及中国的联合国政策展开新的讨论。
总之，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作用是有限的，但如果把个人因素、领导变更对组织变革的影响考虑进去，作为一位新当选的、非联合国出身的秘书长，潘基文自然会给联合国带去一些新的变革理念和管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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