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首轮谈判于 3 月 26 日在韩国首尔启动，这意味着一个覆盖 15 亿人口、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中日韩自贸区不仅能产生巨大的宏观经济效益， 还将有力推动亚洲统一市场的形成， 对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但从目前看，东亚地区局势复杂， 经贸合作路径多头并行，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缺乏有利的外部环境， 三国推进自贸区建设的战略不够一致，且三国产业竞争激烈， 互有敏感领域， 短期内达成自贸协定具有较大难度。因此，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清中日韩自贸区的重大战略意义，妥善处理三国分歧，消除顾虑，增强互信，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
一、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
在世界经济复苏不稳、 多边贸易谈判受阻的情况下， 推进双边或区域经济自由化正成为潮流，但由于地区局势错综复杂，中美日韩多方博弈剧烈， 东北亚地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自贸区。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不仅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 还面临复杂的区域合作现状带来的干扰，外部环境较为严峻。
（一）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无论是中日韩自贸区还是“10+3”、“10+6”等现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推进， 都会压缩美国在东亚的存在空间，与“美国重返亚洲”，“确立亚洲领导权”的战略目标相冲突。为此，美国一直在极力干扰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一是通过强化美日、美韩以及美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同盟关系直接瓦解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基础；二是推动 TPP 扩大，使 TPP成为与现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具有竞争关系的新机制， 吸引东亚国家加入 TPP 谈判， 以分化、 瓦解甚至取代现行的东亚合作机制，并通过主导 TPP 的谈判进程以确保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权。
中日两国分别是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乃至全球经济、 政治格局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毫无疑问会受到美国的“重点关照”。 美国对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采取消极、牵制举措，甚至直接出手干预， 都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基于历史原因， 日韩两国“经济上选择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日韩两国的自贸区战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美国的严重制约。 在未来的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中， 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和干扰， 对中日韩三国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
（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缺乏明确的路径。
以东盟加中日韩为主体的“10+3” 模式一度被认为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最可行的方案，但这一路径目前面临着 TPP 的严峻挑战，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缺乏明确的路径。 东盟成员的内部分歧严重， 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核心地位逐步弱化，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在改变地区经贸格局的同时， 也会加剧周边国家和地区失衡和疑虑心态， 东盟国家将可能转变态度， 积极支持并大力推进TPP， 这将给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亚太地区是中日韩三国自贸区战略的中心区域， 中日韩三国分别与东盟签署了自贸协定， 与其他各国经贸关系密切， 而东亚各国在与中日韩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引入美国以实施“大国平衡”战略。
如何平衡中日韩自贸区与其他区域经贸安排之间的关系， 也是中日韩三国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二、 中日韩三国自贸区建设战略缺乏一致性。
中日韩三国都已经充分认识到自贸区建设的重大意义， 十多年来，无论政治局势如何，三国始终没有放弃建立自贸区的努力，但缺乏政治互信已成为三国自贸区建设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三国自贸区建设推进思路也缺乏一致性， 日本对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态度摇摆不定是导致三国合作机制滞后的重要原因， 也是阻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早日启动并达成协议的关键因素。
（一）中日韩三国间缺乏政治互信基础。
中日韩三国之间既有复杂的历史纠葛，也有敏感的领土（海）问题， 无论是三国政府还是三国民众，相互间都缺乏足够的互信，这是三国推进经贸合作的主要障碍。 日韩一方面想从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益， 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实力增强会对其构成威胁，希望用其他力量（如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影响， 这种矛盾心理使得日韩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顾虑重重。由于缺乏政治互信，三国间的合作主要是依靠外部力量（如亚洲金融危机 、2008 年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利益推动，是典型的“市场驱动型”合作，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 如何增强中日韩三国政府以及民众之间的信任，避免由政治因素导致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停滞甚至中断， 需要三国政府作出巨大的努力， 更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合作诚意。
（二）日韩两国对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心态复杂。
日本的国家战略一直在 “追随美国”还是“融入东亚”之间左右摇摆， 对日中关系的定位则在“亲中 ”还是 “制中 ”之间举棋不定， 这种犹豫与迟疑使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一直无所作为， 没有能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影响力。在自贸区战略上，日本同样缺乏明确的战略选择，一方面不顾国内的反对和国外的开放压力，积极谋求加入 TPP，宣称 “亚太地区秩序应由美日共建”，对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并不积极；另一方面，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中日韩自贸区的开放压力也比 TPP 更小，这对日本来说有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日本同样不愿意放弃中日韩自贸区的努力， 对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态抱着“不主动、不积极、不放弃”的复杂心态。韩国目前已经和美国、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的自贸区谈判也已经开始。 尽管韩国期望从中国市场受益， 但由于担心对日贸易逆差扩大， 并不愿意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此外，由于日本与韩国产业同质化严重， 一旦其中一国率先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 另一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就会明显下滑。 目前中韩自贸区已经开始谈判，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构成压力。 如果日本不能尽快在战略层面作出抉择，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将很难开展。
三、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技术性问题较为突出。
中日韩三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具有构成垂直经济分工的可能性， 但三国都有敏感产品和敏感领域，收益和损失错综复杂。如何处理敏感产品和敏感领域，有效平衡三方的损益， 是极其复杂的技术问题， 谈判将是一个艰难和漫长的过程。
（一）中国能承受的开放压力低于日韩的期望。
日韩两国坚持中日韩自贸区必须是一个高标准、 宽领域的自贸区， 中日韩自贸区不仅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还应该包括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保和技术标准等非 WTO 领域。 鉴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无论是市场开放程度还是法律、 制度建设都难以达到日韩两国的期望水平， 要求中国在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保和技术标准等非 WTO 领域作出较高水平的开放承诺具有较大的难度。 如何合理安排非 WTO 领域的开放程度，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农业领域谈判难度较大。
农业领域是三国货物贸易谈判的重点和难点， 三国能否就农业问题达成共识， 将直接决定中12010 年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为 15.6%，日本为 21.0%（最高为 753%），韩国为 48.6%（最高为887%）。 农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优势领域， 对日本和韩国都是高度敏感产业， 日韩两国农业都受高度保护， 国内都有强大的利益团体，开放难度较大，在日韩已签署的协定中， 农产品过渡期一般为 10-15 年。 如何应对国内利益团体的压力， 合理安排中日韩自贸区农业领域的关税减让、 降税时间表和敏感产品过渡期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制造业需要合理安排自由化进度。
鉴于中日韩自贸区的高标准、宽领域特征，预计制造业将很难例外，但不同类别的产品可能会设置不同的过渡期。 日韩两国机械、化工、汽车、信息技术等具有比较优势，在高端产品的优势更为明显，在钢铁行业的高端产品方面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会要求尽快实现自由化，而在纺织服装等领域则处于相对劣势，会要求设置较长的过渡期。在如何合理安排自由化进度，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走出去”争取足够的空间，同时避免日韩企业对中国相关行业过度挤压甚至危及产业安全，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四）投资领域 “准入前国民待遇”将是谈判的核心。
2011 年日本和韩国对中国投资分别为 63.5 亿美元、25.5 亿美元， 分别排在中国吸收外资的第三位和第六位， 预计未来日韩企业会继续加大对华投资力度。
用投资替代贸易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市场准入障碍，已成为日韩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方式。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过程中，日韩两国在货物贸易方面的很大一部分利益诉求将转移到投资领域。 由于中日韩三国已经签署投资协议，要求中国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 将是日韩两国谈判的核心目标。 日韩企业凭借价格优势和品牌溢价能力对中高端市场形成垄断， 挤压中国自主品牌企业转型升级的空间， 如何处理投资领域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五）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方式是谈判的难点。
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中日韩自贸区的重要内容，也是日韩两国的优势领域。从目前中日韩官产学联合研究报告以及日韩两国已签署的自贸协定对服务贸易的处理方式来看， 日韩两国更倾向于采用“否定清单”方式，不列入清单的领域必须开放。目前中国已签署协议均采用“正面列表”方式，即直接列出开放的目录， 未列入的不开放，“否定清单” 对中国的服务部门会造成较大冲击。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上坚持“立足现实、循序渐进”的原则，短期内难以做出大幅度的让步，如何确立服务自由化领域的开放范围和开放进度，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四、 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政策建议。
在全球经济失衡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背景下，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不仅是地区经贸合作的重大举措， 也会对我国外部环境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一）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清中日韩自贸区的重大意义。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 东亚地区再度成为美国地缘战略的重点。 美国为巩固对亚太经济的主导权，高调“重返亚洲”，分化和瓦解东亚地现存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拉拢东亚国家加入 TPP 等符合美国利益的合作机制。 周边国家在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同时， 对中国的防范心态不断增强，战略设防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借助美国平衡中国的 “大国平衡战略”
大行其道， 作为美国的 “远东之锚”，美日、美韩关系的演变将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因素和邻国疑虑交织，中国的周边环境正面临新的挑战。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最佳选择， 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能够降低周边国家特别是日韩两国的战略防范心态， 化解美国的战略围堵， 增强东亚各国的政治互信和地区利益共同体意识， 为我国经济建设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必要的战略空间。从长远来看，在美欧两强并立的格局下， 亚洲市场是中国必须争取的战略空间， 也是唯一的战略空间， 中日韩自贸区具有巨大的凝聚效应和示范效应， 是形成亚洲统一市场的关键步骤。 中国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到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重大意义， 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姿态， 把握地区经贸合作的主导权，积极推进地区经济合作。
（二） 妥善处理区域关系，为自贸区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中日、 中韩、 日韩间有领土（海）问题，中日、韩日间有复杂的历史纠葛， 三国关系将直接影响东亚甚至亚太地区安全与繁荣。
三国在历史、领土（海）问题上的政治抉择将会直接决定东亚一体化进程。 只有加强三国政治互信，摆脱三国间“政冷经热”的局面，才能实现政治互信和经济合作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一是要继续发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作用，加强政治交流与沟通，增强信任与合作。二是要通过东亚地区的有效分工体系和区域生产网络， 提升产业、科技、金融、能源、环境领域的合作层次，加速经济融合，深化三国间合作的利益基础，三是加强中日韩三国对外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后的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加强周边合作，培育亚洲共同体意识，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 ） 实施以双边促多边战略，优先推进中韩自贸区建设。
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路径选择来看，由于担心被边缘化，东盟对 “10+3” 立场消极，“小马拉大车” 模式也难以推动 “10+3”和“10+6” 为主体的东亚合作机制，加 之 受 美 国 推 行 TPP 影 响 ，“10+3”和 “10+6”几乎陷入停滞 。
中日韩自贸区是目前唯一有影响力的机制，鉴于日本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上态度相对消极，首先在中韩自贸区建设上取得突破，以带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 是推进中国自贸区建设的最优路径。 首先，日本和韩国存在竞争关系， 两国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近似， 如果韩国率先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将大幅下滑，日本还将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面临边缘化的危险，中韩自贸区建设能够极大的促进日本转变态度，积极参与中日韩自贸区建设。 其次，中韩自贸区谈判具有率先完成的可能性。 目前中韩自贸区谈判已经启动， 中韩两国态度较为积极， 中韩谈判难度也小于中日、日韩自贸区，更小于中日韩自贸区，最有可能率先完成谈判，取得实质性成果， 从而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日韩两国的敏感产业以及在投资、服务等领域的诉求比较相似，通过中韩自贸区的谈判，有助于探索合理的谈判路径， 积累处理各自敏感产业和敏感产品的经验和模式， 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提供借鉴。
（四）妥善处理自贸区谈判中的分歧。
一是妥善处理农业领域谈判。从目前看，日韩两国农业保护较为严重， 国内农业领域保守势力强大， 要求日韩全面开放农产品市场并不现实， 暂时搁置大米等日韩两国高度敏感的农产品市场开放问题， 为农产品设置较长的过渡期，一方面有利于加快自贸区建设步伐，另一方面以农产品市场的适当让步换取日韩在投资服务领域的让步也是更加务实的选择。 二是理性对待“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否定清单”问题。 在投资领域可以采取渐进式的自由化策略，争取为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设定较长的过渡期， 合理界定投资范围，尽量缩小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义务适用范围。 在服务业领域，尽量争取电信、金融等行业较长的过渡期限，同时准确研判我国服务业的发展状况和竞争力水平，尽快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否定清单”。
三是在关税、贸易规制、信息交流、政策透明度等领域加大规范化和法制化建设力度，提高贸易便利化和市场开放程度， 为最终建成自贸区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