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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类课程教学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相比于20年前,学生更趋于感性化,更不喜欢理论思考的东西。相对于一些老牌的综合性大学,理工类背景的高校的人文气息更淡。这是理工类高校文艺理论类课程教学①所要面对的境遇。
  一.文艺理论教学的境遇
  当前时代不是“诗”的时代,纯文学作品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文学阅读,相比于30年前少了很多。这一方面与“影像时代”、“网络时代”所提供的电视、电影、网络、移动通讯等媒体的多样选择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上述媒体的图像、声音等视听轰炸有关。即便在文学阅读领域,传统的纯文学,即所谓的精英文学、高雅文学,也面临着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快餐消费文学产品的冲击。[1]其结果是,对穿越、重生、校园爱情文学了如指掌的年青人却不知道方方、刘震云是谁。所以,在学生多对纯文学提不起精神的背景下,如何将文学基础理论教学进行下去,并且要产生较好的效果,则成为一个难题。这是文艺理论教学遭遇的尴尬境遇之一。
  尴尬境遇之二是理工背景的高校没有像南京大学那样的人文氛围。表现为几个方面:首先,生源来历复杂,有些学生甚至是从理科调剂过来的,他在高中本来就偏重于理科,只是高考成绩不是很理想,所以被调剂过来。②有些是被家长“要挟”来的。其次,学生一方面受到社会功利倾向和狭隘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汉语言文学认识不清晰,从而导致他们一开始就对“汉语言文学”有抵触情绪。尤其是到了文艺理论这一较为抽象的专业基础课程时,更是不断地在逼问:“为什么要开这个课?”“上这个课有什么用?”“这个课程对我找工作有用吗?”这种逼问,实际上正是社会功利主义对于现代大学精神内涵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大学基本模式都与这种功利主义有所妥协。再次,学生的阅读量相对较少,他们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理工科方式来学文艺理论,即希望文艺理论的概念和原理能够像数学公式一样纯粹。
  尴尬境遇之三是部分学生的心理素质和思想认识水平还不足。毋庸置疑,中国大学生面临考试、社交、经济、情感、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焦虑,尤其是对于家庭背景一般的学生来说,经济、就业上的现实压力确实是时时压在心头的铅石。长期以往,学生会形成一些消极的心理状态和思想认识模式,主要表现为颓废型和发难型两类。前者表现为学生受到一些不良思想观念的感染,对于大学和专业提不起精神、失去信心,从而在学习上是消极怠工、无所作为;后者则表现为学生经常怨这、怨那,总认为一切不如意是别人造成的。所以,在特别焦虑的时候,她们很可能就会“发飙”。③他们“发难”不是对文艺理论问题的质疑,而是一种焦虑情绪的发泄。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到课率、听课率、作业率、反馈率、优秀率等方面得到反映。有一部分学生是应付的,还有一些是有心而无力的。在这种情势下,老师更像是救火队员,只管扑“明火”,却无暇、无力去深究其中起火的根源。
  二.境遇的形成
  理工类高校形成的文艺理论教学境遇有着多种原因。
  第一,历史造成的。大部分理工类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都是2000年左右高校改革风潮的产物,即改变了过去的专业性、行业性方向(比如师范性的、气象行业性的、邮电行业性的等),而走综合性道路。④汉语言文学等文科性质的学科专业都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这些专业作为后来者,其角色或多或少地都是一种点缀,一般都处于边缘地位,所以,社会没有给予形成良好人文氛围的历史条件。这样的状况学生那里,就表现为人文基础不足,也不经常阅读相关人文历史文献,功利性教学观念更强。
  第二,社会的原因。随着大学生由90年代以前的“天之骄子”称号沦为“弱势群体”的时候,普通学校乃至名校大学生一度是迷惘的。社会日益浓郁的功利性,以及大学毕业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也使得学生被“功利化”了。上课不再是说学更多更新的东西,而是更多地为“混”学分而来。有些学生会将社会的压力转移到理论课程的学习上,认为它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这种观念一度盛行,典型的就反映在本校2005-2008年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上,文艺理论、美学、文艺批评写作等基础课程只是作为选修课,其他课程如古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都被去掉了,增加了秘书实务、社会管理等貌似技术实践性的课程。结果,这些技术性的课程学习不仅没有给直接就业带来多大优势,而且使得专业特性变得模糊,其显著结果就是在研究生专业考试当中屡屡吃亏,原因就在于文艺理论方面的素养太欠缺了。
  第三,课程本身的原因。任何一个学科都有一个专业基础理论的课程体系,这种课程通常都很抽象。这是由其使命和课程性质决定的。学生不喜欢抽象的东西,既是人的“天性”,也是当代社会功利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功利性方面影响的结果。
  第四,教学设计上的原因。课程的抽象对教学的组织者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实际情况来看,教师的教学设计和教法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依照自己的状态来安排内容和设计教学,对学生的困惑和状态了解较少。用教育学术语来说,就是“不以学生为主体”。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学生看什么书?看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对什么样的文艺作品和现象感兴趣?很多教师并不清楚。在缺乏必要的调查背景下,教师的教学组织基本上离不开他上大学的背景。这是一种时代和语境造成的隔离。2013年8月在长沙召开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届年会暨‘文艺理论研究与中国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学者就深感到自己与青年学生在文学关注点上的区隔,认为很需要接触网络文学等新兴文学现象和作品,否则,在理论教学上教师就存在隔靴搔痒的尴尬。   三.解决路径
  要解决文艺理论课程的教学困境,寻求其解决方式,一方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和主体性,另一方面必须要在院校二级管理体制上寻求长期的动力保障,这就或多或少地会涉及到对大学教育体制的反思。
  首先,解放教师,激发学生的认同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但这两个主体的性质与功能是不一样的。学生作为主体,是指教学中学生必须主动投入精力和兴趣,希望在这门功课上得到优秀的成绩,而不是及格。而教师的主动性,就要在学生主体的原则下,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和师道良心,投入相当的精力和创造力去设计教学方法和内容。在现有的体制下,相对而言,教师的主体性和主导性作用更大。他既可以在教学方式上注重学生主体的反馈与交流,也可以在知识和信息面上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更可以在语言等方面更生动幽默些,将课堂过程呈现得更加轻松。所以,解决的方式应当重点放在教师身上。笔者将之归纳为“管、亲、贴”三原则。
  所谓“管”,就是指教师对与课程学习有关的情绪、精神状态的调度和管理。比如课堂上,迟到、早退、玩手机、睡觉、应付作业等不良习惯要采取措施。这是上好一个课程的硬件氛围建设。
  “亲”,则是拉近与学生的情感关系。教师应该主动找同学交流,发现其优缺点,以诚恳的态度进行沟通。在作业批改、课间交流、课堂互动讨论、下课交谈、课外活动互动等过程中,教师都可以有意与学生建立起良好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小学有较好的传统)。这种“亲”还可以与“管”结合起来。比如将点名与“亲”结合起来,要求个别无故不到课的同学来找教师谈话。教师谈话一般是先问其不到课的原因,目的是想了解其在想什么,干了什么,并不是要给予什么处罚(当然,起初学生基本上都认为是来“挨训”的)。结果教师会发现很多有益的信息,比如有学生说他身体不舒服,发烧几天,焦虑,几天都睡不着觉,去医院,也查不出什么;有学生说出自己与其他室友的矛盾关系;有学生想考新闻、影视等专业的研究生;有学生喜欢文学写作。教师应该都一一给予一些回应和诚恳的意见:能提供帮助的,就提供帮助;不能提供帮助的,也在情感上给予关心,给出适当的建议。这样下来,老师虽然辛苦,但是他掌握了一些甚至连班主任、辅导员都不知道的信息,在感情上与学生拉近了。而且教师的倾听、解惑和力所能及地解决难题,都为良好的师生关系打下了基础。这个情感关系是课程教学的有力保障。
  “贴”是指教学内容、教学设计与学生的兴趣点相贴近。要做到这一点,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有自己的“教材”。市面上的文艺理论教材多有传统性、深度性,编者也多为综合性大学的教师,这些都与理工类院校文艺理论教学实际有较大差距。所以,教师应该结合实际,博览众长,形成具有特色的“教材”或讲稿。其着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概念、原理、基本问题条缕清楚,讲述时,要注意结论与论证材料的紧密结合;二是材料和作品要“新”,应该从当前影视剧本、网络文学、畅销书、文化现象等汲取资源。这需要教师的积累和不断刷新信息。如果有条件,教师尽量能与文学界有较好的联系。笔者深感与作家的这种联系对于大学文艺理论教学的好处和便利。第二,课堂上,教师力争运用幽默、甚至是脱口秀的一些技法,会达到更好的效果。除此之外,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掌握详略、处置重难点、把握张弛、师生互动的尺度。这对于更抽象些的文艺理论课程是很有针对性。第三,从教育学和心理学上说,教师尽力精心打造第一堂生动幽默的课,它能为后续课程教学发挥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革新学校的管理体制。学校的指导思想和管理体制很重要。对于理工类学校而言,尤其是一本类的理工高校,一般都有一两个王牌学科,其他都是烘托的“绿叶”,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更是“嫩叶”。这些都对学校的管理体制设计提出了高要求。我们都知道,管理体制对于文艺理论课程教学没有直接影响,但是管理体制会通过教师影响到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课程教学效果。所以,学校的管理制度设计应体现“教学主导”、“以人为本”和“从实际出发”的宗旨。这其实是要求理工类高校须精心打造自己的人文氛围。
  第一,学校管理制度的设计要体现教学主导原则。毋庸讳言,当前整个高校体制都是重科研轻教学,教师基本是被“科研主义”体制绑架的。即便是说重视教学,也只是在教研项目、教研论文、指导学生科技创新、指导学生竞赛获奖等量化考核上。其实质仍是一种科研规制,与课程教学成效仍有较大差异。所以,学校应该给予教师更多地从事教学的宽松环境。
  第二,制度设计要有针对文学等人文学科的灵活性,不搞一刀切。学校对于一些王牌和中坚专业,适当突出科研在教师评价体系中的份量是可行的,但不宜将之普适化。对于文学等人文科学,学校应当有特殊针对性的政策,即给予学院和教师注重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的时间和基础。
  第三,学校要在制度设计上体现“教师主体”原则,淡化或去“行政化”。相对而言,理工类高校、有行业背景的高校,因为历史沿袭等原因,其衙门气息更强烈些。一些职能部门多把学院和教师当作“基层”和“工人”来看待,专业科研、教学科研、学生工作、升职人事、国际合作与交流等要求最后都归集到学院一线教师身上,使得教师背负着太多的包袱。
  第四,在教学管理和制度设计上,学校对学生不应当采取犬儒主义的政策。以学生为主体是正确的,但不等于把学生看成是市场消费和民主政治场中的主体,而应当将学生看作为教育主体一方来看待。如果按照前者来设计制度,就会导致纵容学生、宠哄学生的现象。[2]比如学评教是必要的,但过分看重学评教的效力,将它与教师的奖金、职称评定直接挂钩,就会限制教师的“管”,从而影响教师的创造性和热情,也降低教学上的投入。因为,当教师对学生有很多顾忌的时候,就不大敢管学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现在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被宠养着过来的,如果教师对学生严格些,部分学生很可能会在评教的打分上给教师“好看”;甚至会因为某项纪律问题处理或是某句批评的话“得罪”了学生,教师会面临生命安全的危险。[3]所以,综合看来,学评教应当是一个参考因素,而不能让它成为某些职能部门一劳永逸的管理利剑。
  最后对人文学院在保障文艺理论等基础课程教学上的做法作一个补充说明。首先,在一个行政化色彩浓郁和科研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学院实际上是一个矛盾和能量的聚集点,好的学院是尽力为教师争取一个缓冲空间。所以,学院管理体制的建设应当以教师和学生为本。即学院如果真正以学生培养质量为核心,关注教师的负担问题,关注学生的思想情感状态,则会为教师的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活动撑起一个较为宽松的内部环境。长期坚持,会有所成效的。
  综合起来说,建立起院校领导、教师、学生在学风、教风建设上的良性合作关系是提升教学质量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软件条件。在现行评价机制下,这些不仅需要部门、学院、领导、老师的共识与努力,而且还需要付出一些利益代价。因此,总体上不容易施行。
  注 释
  ①文艺理论类课程包括文艺理论、美学、文艺批评写作、古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等。以下均以“文艺理论课程”代之。
  ②笔者所在学校是一本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一般是一本线上10分左右被录取。
  ③笔者就遇到一次,在讲评文学批评写作的作业时,她认为本人布置的作业不好。我问她遇到了什么困难?她说没有做。班上同学很诧异,都有“嘘”声了。我缓和地批评说:先按照要求和方法做作业,中间如果遇到问题,再找我交流,并当场告诉手机号、qq号和邮箱。
  ④一般而言,这些后起的转型大学,要走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之路,几乎不大可能,因为“长短腿”的问题,不是十年、八年就可以弥补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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