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29-0006-02
一、终身教育理念在中日两国的传播
尽管终身教育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不长，但实际上半个世纪前人们即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概念。1965年，保罗?郎格朗在巴黎成人教育会议上第一次以“终身教育”为题发表演讲，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概念和内涵。同年，在泰国曼谷召开的国际成人教育促进会议上，他进一步解释了终身教育的涵义。
“我们所使用的终身教育，意指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思想、实验和成就，换句话说，终身教育即教育这个词所包含的所有意义包括了教育的各个方面、各种范围，包括从生命运动的一开始到最后结束这段时间的不断发展，也包括了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点与连接各个阶段的紧密有机的内在联系。”①
受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及80年代初，我国学者才初步接触并介绍国际现代终身教育的思想和理论。199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突出了终身教育的概念。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了终身教育在教育法律中的地位，即“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定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自此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成为我国社会和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
在接受和实施终身教育理念方面，日本起步远远早于中国。早在1965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三届成人教育委员会召开以推广终身教育为主题的成人教育促进国际会议期间，日本政府即派原东京御茶水女子大学校长波多野完治教授参加了会议。此后，波多野完治一直致力于终身教育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工作。1966年，日本国立教育中心以终身教育为题举办了专题报告会，由此掀起了日本国内终身教育的高潮。1987年，临教审在教育改革的第三次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逐步向终身教育体系过渡的建议。1988年文部省设立了终身学习局，以便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终身教育的发展。
二、高等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关系
当今社会，终身教育的理念已深得专家学者及普通民众的广泛认可，而高等教育在终身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早在1968年，美国教育家赫钦斯便曾有如下论述：
“高等教育机构既是社会经济的轴心又是文化发展的轴心，也应成为周围社会的源泉，因此应该完全向社会开放。”②
迄今为止中国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高等教育在终身教育中的地位。如王秀丽从高等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所处的特殊阶段、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职能、教育内容、多元化格局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程度、状态等五个方面论述了高等教育在终身教育中的核心地位。③
不仅如此，关于高等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关系，中国也从法律层面对此进行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五条规定“高等教育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高等教育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教育形式。国家支持采用广播、电视、函授及其他远程教育方式实施高等教育”。④第二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办学条件，承担继续教育的工作”。⑤
同样，日本政府也通过立法规定了大学在终身教育中的职能。日本的《学校教育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大学在作为学术中心履行其教学、科研职责的同时还应该将其成果广泛地提供给社会，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而该法律的第八十六条则更为具体地规定大学可以通过夜校授课、设置通信教育的学部来开展终身教育。
尽管中日两国均从理论及法律层面明确了高等教育在终身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两国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小的差异。在此以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这两所国立大学为例探讨中日两国高等教育在终身教育中所发挥的功能的异同点。之所以选择这两所大学，原因在于这两所大学在所在国大学中的定位基本相同。首先，在中国校友网推出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中，北京大学连续六年蝉联排行榜第一位，而在日本报刊《周刊东洋经济》每年推出的《日本大学排行榜》中东京大学亦排名第一。其次，两所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很相似，即两所学校都位于两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首都。因此，探讨这两所具有代表性的大学有助于揭示中日两国高等教育在终身教育中所发挥的功能的异同点。
此外，尽管高等教育包含了在中等教育的基础上培养专门知识、技能的所有教育，但为论述方便，本论文暂且将高等教育限定为本科教育。
三、北京大学与终身教育
作为国内的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在终身教育的参与度方面同样首屈一指。首先，与众多的大学一样，北京大学设有继续教育部专门负责全校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工作。北京大学的成人教育主要分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学历教育主要为成人专升本，非学历教育则包括了各类培训班、高校教师进修班等各类项目。从授课形式而言，主要包括夜大、现代远程教育等。
其次，北京大学还通过公开课、公开讲座的形式与社会分享其丰富的学术资源。“北京大学公开课”是面向全体学生和社会大众公开的视频课程网站，“北大讲座网”则是北京大学各院系学术讲座信息的统一发布平台，大众可以在此查阅讲座信息、点击讲座录像等。此外，北京大学还积极向民众开放其图书馆、档案馆、赛克勒考古博物馆及地质博物馆。
不仅如此，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名校，北京大学在终身教育方面也别树一帜。早在1918年，在当时蔡元培校长的大力倡导下，北京大学创办了“校役夜校”，为当时在北大工作的工友提供进修的机会。此后，北大创建了“平民学校”和“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积极推动北大人服务于平民，充分体现了开放与包容的学术精神。2006年，北京大学继承蔡先生“劳工神圣”的精神，重新创办“北大平民学校”，为北京大学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教育培训。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平民学校开始探索拿出部分名额，向北京市教育系统非事业编制职工开放。平民学校的教学内容由主课、计算机、英语兴趣小组、课外教学活动组成。创办以来，北京大学平民学校得到了北大师生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这同时也成为北京大学终身教育的亮点之一。 四、东京大学与终身教育
从组织机构而言，东京大学没有规模庞大的终身教育机构，社会人员主要通过编入生（即插班生）的形式参与课程。根据东京大学的相关规定，毕业于其他四年制大学的学生可以编入东京大学的相关学部进行学习。而工学部及农学部则允许若干名专科学校毕业生在此进行学习。
其次，东京大学也通过网络与社会乃至全世界分享其丰富的教育资源。首先是“UTokyo OCW”。该网站无偿公开其授课录像，属于其“知的开放”项目之一。其次是“TODAI TV”，该网站提供东京大学举办的各种公开讲座、讲演的录像，可供社会人员视听。可以说这一网站促进了东京大学终身教育的信息化程度。此外，东京大学还开办了大规模公开在线讲座（MOOC）。该网站与美国Coursera公司合作，借助其强大的网络教学平台向世界开放其网络教学课程。2013年9月该网站开放了两门英文课程“From the Big Bang to Dark Energy”和“Conditions of War and Peace”，估计全世界有数万人参与了该课程。
除此之外，东京大学还举办各种讲座，如东京大学公开讲座、周五特别讲座以及各个学部主办的讲座。东京大学公开讲座开始于1953年，每年举办两次。周五特别讲座则是以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高中生和一般市民为对象的公开讲座。不仅如此，东京大学还向广大市民开放其图书馆、博物馆。另外还设有校园开放日，学生参观研究室的活动。
五、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中终身教育的比较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国大学还是日本大学都积极参与终身教育，通过不同的形式吸收社会人员入学，通过网络、讲座等载体向社会提供其丰富的教学资源。但是因为文化社会背景的不同，二者之间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
1.两国高校终身教育的差异
首先教育的载体不同。在中国，无论是北京大学还是其他大学都设有成人教育学院（或继续教育学院）专门负责终身教育相关事务。东京大学则没有专门的学部，社会人员主要通过编入生（即插班生）的方式进入该校学习。当然，有的学校（如早稻田大学）设有终身教育中心，但其规模均不如中国大学的成人教育学院。
其次，接受终身教育的主要群体及动机不同。在中国大学的成人教育学院中，学历教育占主体，其次是为已经就业的人员开设的各种进修课程。当然，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北京大学集成了蔡元培先生的精神，重新开办平民学校，为在北大务工的外来人员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而在日本大学，比起学历教育和进修课程，更多的是妇女及老年人为了丰富自身的生活、提高自身的修养而进入大学学习。
由此可见，与日本相比，中国学员进入大学接受终身教育时更多地注重其实际效益，期待其提升自己的学历，增强自己在职场中的竞争能力，因此功利主义更为明显。而在其背后存在的是两国文化、社会背景的差异。
2.两国文化、社会背景的差异
首先，中日两国教育水平不同。中国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预计2020年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将达到40%，而且这其中的高等教育不仅包括大学本科教育，还包括专科教育。而另一方面，据统计2013年日本本科大学的入学率已经达到49.9%。由此可见，两国的大学入学率存在很大的差距。不仅如此，中国大学入学率存在非常明显的地域差异。尽管通过多年的努力，各地高考录取率的地域差异明显缩小，但不可否认其含金量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纵观2013年中国各省一本录取排行榜，排在前两位的天津和北京的一本录取率分别为24.52%、24.33%。位于排行榜倒数两位的四川、西藏仅为5.28%和4.78%。而另一方面，日本的大学入学率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城市的大学入学率高于地方，但是其差距远不如中国明显。两国教育水平的差距直接导致两国大学在终身教育中功能的差异，即中国大学所开展的终身教育中学历教育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日本。
其次，两国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不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的确得到了飞速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所发表的各国GDP总值排行榜中，中国自2010年起已经连续3年超过日本位居第2位。但是GDP总值的增加并不等同于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升。2013年国联公布的2012年各国幸福指数排行榜中，日本位居世界第43位，而中国则位居世界第93位。由此不难推测，中国国民依然处于追求物质文明的阶段，而日本国民则更多地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这一差距也对两国高校所开展的终身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终身教育中功利主义的色彩更加浓厚。
此外，两国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的不同也对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1970年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其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数的7.1%，步入高龄化社会，1995年达到14.5%，正式成为高龄化社会。”⑥而日本内阁颁布的《平成25年版 高?社会白?（概要版）》表明，截至2012年10月，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24.1%。不仅如此，两国家庭结构也有所不同。“在日本社会学者们进行的SSM调查《社会阶层和社会移动的调查》中显示，40～45 岁的年龄层的女性，随着学历的上升成为家庭主妇的概率也明显上升，大学毕业的女性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很大。这种学历越高主妇化率越高的倾向，同欧美等发达国家完全不同，是日本特有的现象。”⑦这两点因素也直接导致了日本老年人、家庭主妇成为终身教育的主要群体。
六、结语
本文介绍了终身教育在中日两国发展的历程，并以北京大学、东京大学为例探讨了中日两国高等教育在终身教育中所发挥的功能的异同点。尽管两国的大学都积极吸收社会人员进入大学学习，通过讲座、网络等平台向社会开放其丰富的教学、科研资源，并积极开放图书馆、博物馆等硬件设施，但是两国大学在终身教育中的功能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中国大学接受终身教育的群体中，期望藉此机会提高自身学历、增加职场竞争能力的人群占多数，因此功利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与此相对，在日本接受终身教育的群体中，老年人、家庭主妇占很大的比重，他们更多地旨在丰富自身的生活、提高自身的修养。而导致这一差异存在的原因则在于两国教育水平的差距、社会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以及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的差异。
注释：
①保罗?郎格朗.终身教育引论[M].周南照，陈树清，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16.
②HUTCHINS R M.T. the learning society[M].New York：Basic Books，1968：135-142.
③王秀丽.试论高等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J].高等农业教育，2006，（5）：23-24.
④张琦.高等教育法规概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230.
⑤张琦.高等教育法规概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232.
⑥吴婷婷.论中国的高龄化社会――基于日本高龄化社会的启示[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26.
⑦张良.以日本女性就职观背景探索日本女性家庭归属现象的原因[J].华章，2012，（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