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中国”这个概念的界定
中国音乐史书中的“中国”与“音乐”涵盖的范围是什么？在我们的书架上、脑海里、市面中，堆满了多种多样冠之以“中国”之名的著作。但是，我们单凭从历史著作来说，就有多种，如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史等等；在我们学业的道路上里，也有着种类繁多的以中国为单位的课程，像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文化等等。然而，我们对这个“中国”一词，从来都未质疑过，大家司空见惯地在各种论述、各种著作、各种文本、各种交际中，运用着“中国”这一词语，而且把“中国”这一词，作为历史与文明的基础单位和论述的基本前提。但是今天，我们不得不质疑说，有没有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中国”的存在？这个“中国”是我们脑海中想象出来的以政治为共同体或者说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他能不能完全有效的包含历史过去发生的涵盖了各个民族、各个朝代、各个历史内部的空间与状态吗？他能不能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社会背景的差异性有效的规划在一个相对同一的“中国”里吗？中国的古代处在一个地域与民族不断变化的状态。他并不是一个边界清楚不变、文化认同明确、传统习惯一致的国家。我们通常冠之以“中国”一词的国家或者说文明的古国，或许是建立在以汉族人为中心的基础之上。过去，我们对中国一词的讨论不屑一顾，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学的进步。我们不能再冠之以今天的疆域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或者说中国的音乐史。我们是否要改变这个以“汉族人”为中心的中国历史论，这需要历史学家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假若说从民族、宗教、地域的角度去探索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似乎感觉也不是特别的正确，我们不能夸大民族、宗教与地域史的差异性，小看亦或说对汉族中国音乐历史的重视力度不够。如何在大历史学的背景下去描述中国音乐历史的发展，也是我们现今应该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二、关于“中国音乐史”这个概念的界定
关于“中国音乐史”的含义，也应该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在于，中国的音乐除了汉族的音乐文化外，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资源也是极其丰富的。在汉族与其它的少数民族之间，亦或说所谓的“中华民族”（中国）与外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音乐交流等等，通过建立在交流的基础上的中国音乐，也许我们有效地吸收了别国的音乐并将其同化或者说异化成了所谓的中国的音乐，亦或说这些泊来的音乐没有任何的改变、转变等等。我们也冠之以中国的音乐，这将怎样去处理。相对于刚刚发生的历史的过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来说，我们的音乐研究或者说音乐创作力求和世界接轨，积极吸收外国的先进作曲技术理论、先进的音乐创作思路来为我所用。他们这些理论在我们学习并用之于创作了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之后，我们将怎样去在历史中给他定位，这些也属于中国的音乐吗？如若有人说，这不是中国的音乐，那么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您给的答案同样是否定的，那么中国的音乐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扬琴是我国民族乐队中必不可少的乐器，它可以用于独奏、伴奏、合奏等等民族音乐的各个方面。但是，熟悉杨琴历史的人都知道，扬琴并不是我国的传统乐器。据史书记载，扬琴在中世纪以前的波斯等中东国家就已经非常流行。在我国古代的明朝时期（1368―1644年），才随着中国和西亚、东亚间日趋密切的友好往来，扬琴才由波斯经海路传入我国，最初只流行在广东一带，后来逐渐扩散到中国各地。清末以来，扬琴用于四川琴书、河南琴书、山东琴书、广东音乐、江南丝竹、扬州清曲、广西文场、常德丝弦、榆林小曲等乐种、曲种。按照时间上去计算扬琴从国外传入我国的历史也就四五百年的历史，那么，我们能把它说成是中国的乐器吗？如果不算的话，我们的音乐的历史能将他写入吗？类似的情况还有二胡、琵琶等等。因此，我们关于中国音乐史中的“音乐史”怎么界定，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或许又有人说，对于这样的问题的争论简直是无理取闹。那么，笔者想说，对于一个时期、一个历史概念的界限都是那么不清不楚，我们何以能够给这门学科冠之以他的名字。我们需要从多方的考证，去探究音乐所处的社会、所处的历史，这个历史不能简单的划之以中国音乐史。即使我们划归了它，也要给“中国”限之已定义，这个定义至于说是从地域上说、或者说是疆域上说、又或者从文化的角度上说、更甚者从民族的角度上说那都无所谓，主要是我们要界定它。这样才会使我们的中国音乐史更加有说服力，更加完善。
三、结语
“中国音乐史”是研究中国的音乐历史文化，我们在对这种文化形成于文本的时候，首先应该对其基本的概念给以阐释。但翻阅众多中国音乐史书，没有找到关于这个方面的解说。中国音乐史的概念的界定关系到学术的严谨性和规范性，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希望大家对上述提出的问题能够给予解答，以备我们学习者更为深刻地了解我国的音乐文化。因此，对于“中国音乐史”这个词语含义的界定是极其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