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数字、电脑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文化出口大国在国际文化市场赚取大量利润、不断推进全球文化扩张的同时也在输送着西方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影视产业领域，好莱坞无疑是国际电影市场中的巨鳄，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迪斯尼集团、威卡姆集团几个超大型媒体公司垄断着全球电影的制作和发行。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各国政府运用各种途径保护、支持本国影视业的发展。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历来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大力投资影视产业，用各种途径补贴和资助文化企业。英国政府从50年年代开始征收“伊迪税”，“伊迪税”作为电影售票的加收税，全部用于资助电影制作人。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在竞选总统的纲领中，提出了一个发展韩国电影的白皮书，指出21世纪“文化就是国力，文化成为创造巨大附加价值的产业”。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经济背景之下，中国加入了WTO。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达成了双边协议。加入WTO，中国电影产业面对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以往的关税壁垒和贸易配额是对本国电影工业进行保护的最“低级”手段。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对电影的进口保持配额”，就必须分析中国电影所面临的各方面局势和背景，熟悉市场规则，利用一切条件来发展扶持本国民族电影工业。
一、影视市场的法律规定
当今国际影视市场的法律环境主要依托为两大国际组织原则：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公约。而这两大公约出发点各异，又相互制约。“自由贸易”原则是要贸易完全的自由化，拆除贸易与投资的壁垒，影视贸易也不例外。“自由贸易”原则复合美国政府一直所倡导的自由贸易规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公约，从文化的角度出发，主张经济利益不能损害文化的发展，因此在国际贸易规则中坚持文化贸易例外的准则。“文化多样性”公约认为，真正的文化交流应促进文化的多样性，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各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主张“文化例外”。
世贸组织（WTO）的有关协定由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知识产权协定（TRIPS）几部分构成。世贸组织协议内容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三大部分， 涉及广播影视业的主要是后两个部分。由于目前我国与WTO有关缔约国达成的协议内容尚未完全公布，我们主要依据世贸组织协议的有关原则、规定，以及尽可能收集的国内外资料，对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广播影视业带来的影响做一分析。
与影视业有关的规章制度根据美国单方面透露的中美双边协议文本摘要，对影视业将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有以下几点：
三年内增加到50部，其中20部将采用分帐制；同时，据此分析，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外电影商可能从制作、发行、放映三个环节进入我国电影业，对中国电影业形成更大的压力：
――中国同意在准入后每年进口大片将由现在的每年十部，先增加到20部，并在三年内逐步增至50部，其中20部属分帐影片。
――加入WTO后，外商可以入股参与影院的建设、经营、并可以拥有不超过49%的股份
――中国自加入WTO当日起，允许外国电信供应商拥有电信服务公司49%的股权，两年后这一比例可增至50%。
――美国公司可以在中国投资互联网公司，包括目前禁止的内容供应业务。在“协议条款”一项中规定：“中国同意一加入WTO就落实知识产权协议，消除和停止实施贸易和对外交流平衡规定， 消除和停止实施地方满意规定，停止执行强加这些规定的和约；并且只颁布或执行同科技或其他知识的转移相关的、同关于保护知识产权和有关贸易投资协议一致的法律或其他条文。”
随着中国越来越广泛、深入的参与国际文化合作，我们也制定了一系列与国际规则相接轨的中国影视产业法规。早在1994年7月5日，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就制定了《关于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的管理规定》，鼓励中外合作制作电影。但当时的“中方”主要限于有影片出品权的制片厂。随着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电影管理条例》的颁布，不仅制片厂，电影制作公司、影视制作单位都可以参与联合摄制影片。在国产片创作上，长期以来国家规定主创人员必须是我境内人员，而2001年12月13日颁布的《聘用境外主创人员参与摄制国产影片管理规定》中提出，只要因题材、技术、角色等特殊需要，经批准可以聘用境外主创人员参与。2004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首次明确规定，外资可以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成立电影制片公司或电影技术公司。政策一出台，时代华纳与中影集团、浙江横店集团就合资成立了中影华纳横店影视公司，这是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影视公司。随后，中国电影集团和索尼影视国际电视公司共同组建了华索影视数字制作有限公司。还有若干类似的合作项目也正在筹划当中。
然而，目前政府对电影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的监管仍然较严，这明显不适应我国电影产业国际化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周围许多国家的做法，放宽电影审查制，而采用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分级制度。一方面，它可以使电影创作者获得一种相对自由、宽松的创作环境，创作出更加多元、丰富的影视作品；另外从保护青少年观众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净化和规范电影市场。
二、国际影视市场的文化环境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交流和输出必然受到文化背景、语言、审美趣味、文明程度、宗教信仰、文化需求等的制约或影响。两个国家的文化需求结构越相似，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也就越大。这个问题也可以用由Hoskins和Mirus所提出的“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的概念进行解释，即“某种文化产品，它根植于一种文化，因而在那种文化环境里具有吸引力，但在其他环境中可能吸引力减弱了，因为观众发现很难认同其所描述的价值观念、信仰、制度和行为方式。跨文化传播研究发现，文化和语言被公认是最能抵消外来电视节目影响的两项因素”。柯林斯（Collins）在分析不同形式的文化折扣时指出：“视听产品可能比书面作品的文化折扣要低，而在视听产品当中，几乎不含语言成分的作品的文化折扣比语言占重要成分的作品要少。”因此，影视节目在一些外国观众中很可能遭受文化折扣，而不受欢迎。这也是目前国际电影产业从业者所热衷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电影在20世纪初诞生，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下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因此，中国电影一开始便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电影”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二是中国电影如何与世界电影相互交流，融入主流电影市场中去。我们看到，中国电影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与本土文化已较好地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80年代开始走向国际的中国电影更多地承载了本土艺术家对于民族历史和人伦精神的一种深刻反思。但是西方观众认为的“电影中国”与真实中国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在好莱坞电影文化的扩张之下，中国电影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市场，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突破西方电影文化的包围，便成为中国电影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
“全球化”是目前理论界无法逃避的客观事实，它的进程从几百年前开始，一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地发展、推进中。费孝通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载于2000年11月7日《光明日报》）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全球化即全球各地人们的密切关联”。这种紧密的关联使得世界文化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一方面是对普遍性的呼唤，另一方面是对民族文化特性的强调。我们也正式看到了民族文化对于民族电影的重要性，因此才更加要以一种平和、开放的心态参与国际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