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IX（2014）01―0018―07
一、引言：现代科技解析
“科技”，科学技术的合成词。舒尔曼指出：“现代技术的基本结构是由技术活动者、科学基础以及技术――科学方法构成其特性的”。而自然科学无论从研究课题，还是从研究手段，直至成果鉴定，都要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及其手段。由此，海德格尔认为，科学理性的实质是技术理性，科学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控制论的亦即技术特征。现代科技由于社会组织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已成为包含多部类、多行业、多层次产学研一条龙的庞大的社会职业体系和集体行动。现代科技研究更是高度机构化和计划化。正如让?拉特利尔指出的那样，“这些机构往往是按照官僚政治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它按照明确的科研规划发展，而这些规划经常受到外在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动机所支配。而且，研究越来越多地旨在不是解决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问题，而是利用科学知识、方法和技艺来创造新的工业过程，为经济建设提供新的资源，制造新式军事武器，或者服务于区域的或国家的发展规划”。特别是20世纪高技术的发展，现代科技伦理问题日益凸显，科技伦理风险增大，诸如生态环境、人口、能源、食品安全等科技伦理问题困扰全球。康德的问题式“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我们应当想什么”、“人是什么”和“我们能够期望什么”，再度成为我们反思现代科技和追问现代科技的本质与意义的问题式。由此生成了关于现代科技三重逻辑即现代科技的本然逻辑、实然逻辑与应然逻辑及其相互的伦理关系。
二、现代科技本然逻辑的道德哲学追问
追问现代科技的本然逻辑，实际上是追问现代科技“何以是其所是”，即是追问现代科技何以生成。因而这种追问不是对现代科技“是其所是”的描述，而是要追问其生成的历史逻辑与历史辩证法，即“何以必为其所是”。作为对现代科技本然逻辑的道德哲学追问，还须在上述追问的基础上，从现代科技所关涉的诸伦理关系中，探寻其生成的道德哲学基础，其中既包括现代科技“何以是其所是”的客体向度，又包括其主体向度。
就现代科技“何以是其所是”的客体向度而言，须从其所处的时代及其社会文化背景即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量。马克思曾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如上所述，现代科技是基于历史上已发生的三次科技革命而生成的。从历史辩证法的视域看，无论是现代科技还是历史上的三次科技革命，均与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发展及其相互制约密切相关。尤其是现代科技凸显了自然史和人类史的交互作用中呈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
恩格斯在探索科学的起源时曾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尽管当代的生产比恩格斯考察的古希腊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迥然相异，因为当代的生产不仅是过去在空间中生产的延续，而且还开启了空间生产，这既包括现实空间生产：地上、地下、高架形成的立体化交通枢纽，高层建筑，宇宙太空的开发等，由此引发了材料空间生产的革命；还包括人的生命体和其他生物生命空间的探索，信息网络的虚拟空间生产。此外，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开启了创意空间生产。然而，这一切更进一步表明，现代科技的发生和发展也是由生产决定的。
而现代科技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与当代人的需要密切相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不仅如此，而且“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一方面，人类在虚拟空间生产方面如信息、网络、计算机等现代科技之所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与人类开发虚拟空间的需要相关；另一方面，交通、建筑、能源、材料等高新技术的崛起与试图缓解自然资源紧张，特别是土地、能源资源的匮乏，而人的需求的不断扩张所形成的空间生产及其伦理关系的尖锐矛盾密切相关。
就现代科技“何以是其所是”的主体向度而言，现代科技蕴涵了现代科技活动主体基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以及现代科技发展的规律，对现代科技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伦理关系的内在秩序的期望、选择与设计，在此基础上，对于现代科技发展的样态、如何发展、怎样运用，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谋划与选择。值得指出的是，在现代科技本然逻辑的主体向度中，现代科技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始基性，一方面，“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另一方面，从理论研究而言，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既作为现代科技的对象，又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然对于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人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自然界，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由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如同自然界同人自身相联系。由此，现代科技之所以迅速地崛起和迅猛地发展，是因为它寄托着当代人的希望：不仅要探索自然的奥秘――求真，而且要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走出现代能源枯竭的困境――臻善；还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达美。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代，人们借助于卫星探测等现代科技对地球的一次性能源资源的有限储量越来越有了清晰的理解。而人们的需求却有增无减，加之地球各地域的能源资源的分布不均衡，不同地区和国家现代科技发展也不均衡，因而为了占有地球上有限的能源资源，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当代社会的能力（思想的和物质的）比以前简直大得无法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的统治范围也大得无法估量。我们的社会的特色在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这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导论）因此，就现代科技的实然逻辑而言，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现代科技活动主体自身（共同体与个体）的多重因素的影响，现代科技主体在实然逻辑的运作中，其道德选择呈现出多重样态，进而对于自然―社会―人生态系统以及对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多重伦理悖论。 三、现代科技实然逻辑的道德哲学审思
现代科技的实然逻辑，即现代科技“是其所是”。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乎科技与社会深层伦理关系的运演，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仅关乎人的利益格局、生命品质和情感价值，而且直接关乎人类发展的前景；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科技一经济与伦理的悖论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凸显并困扰着人类，以至于人们对此达到了一种高度的认同度，因而从道德哲学的视域审思现代科技“是其所是”的实然逻辑，不仅关涉现代科技发展伦理境遇、现状与运作机制及伦理关系，而且关涉其产生的多重伦理效应及其伦理悖论。
首先，就发展伦理境遇而言，现代科技适值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多重挑战。一是现实的问题层出不穷，亟需通过发展现代科技去解决，其中既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伦理问题，又有科技与经济
政治一文化关系的伦理问题；既有现实空间生产的问题，如建筑、交通、城市发展等问题，又有虚拟空间生产的问题，如信息控制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等问题；既有水问题、土地问题、空气质量问题，又有能源资源、海洋开发等问题；既有大尺度的航空航天问题，又有微观尺度的纳米等问题；既有生命科学技术与伦理问题，又有生态环境正义等问题。二是这些问题常常不是以单个问题的形式出现，而是以问题群或者问题集的方式显现，令人应接不暇。因而应对这些问题，不能采取传统的单科独进的方式，须整合多学科的人力物力资源，以集成创新的模式、多层次、多元运作机制，协同解决。三是这些问题环环相扣，连锁反应。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此，解决这些问题，须有未雨绸缪的布展――一防患于未然，辩证法的思维――善于发现问题及其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锐意创新的勇气，百折不挠的精神，全球性的视野。
其次，就现代科技发展现状而言，正如莱斯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科学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而起作用，其发展背后的动机是人类“满足我们自我保存的需要。换言之，对知识需求程度取决于在一个族类中权利意志增长的程度；一个族类控制一定数量的实在以便成为它的主人，以便把它变成仆人”。由于世界范围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激烈的社会冲突就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存在一种辨证关系：每一方都迫使其他方面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因此，在追求控制自然的意志中所反映出来的目标，不是各种目标和目的的简单集合，而是包含着互相矛盾的部分的整体。技术上的发展显然会加强统治集团在社会中以及在国家之间关系中的力量。因而只要在个人、社会集团和国家间存在着广泛的力量分配不均，技术就将作为控制的工具起作用。反之，新形态的科学和技术可能与新兴阶级进行的争夺霸权的斗争相联系，但在一切由一个特殊集团统治为特征的社会形态中，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严格地说，都不能作为一般解放的手段。因为，“那种把技术和科学攫为已有的工业社会，为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为更有效地使用它的资源而组织起来。当这些努力的成就打开了人类现实的新向度时，这个社会就成了不合理的”。莱斯认为，霍克海默尔关于自然的反抗的观念揭示了在上述扩大控制的过程中，存在着内在的界限。尽管在技术发展的每一水平上，出现了社会关系结构中的非理性因素曾阻碍人们用工具开发自然资源以获取利益。在每一阶段滥用、浪费和破坏这些资源，至少部分地由继续不断地追求新技术能力来负责，好像具有更精致的技术就会补偿现有技术的误用。“但是这一过程似乎不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因为在发展的更高水平上，劳动和工具的合理组织为一方，同这种组织的不合理的使用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的断裂会扩大到那样一个关节点，即目标本身成了问题。难题不仅在于资源的浪费和滥用的程度极大地提高了，而且在于破坏的工具现在威胁到作为整体的人类生物的未来。这是一个关节点，超过它，合理的技术同不合理的应用的关系不再具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它代表着对内部和外部自然实行控制的内在界限，超过这个界限意味着目的不可避免地被所选择的手段所破坏。
再者，就现代科技运作机制及伦理关系而言，在客体向度上，当代资本运作的霸权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现代科技的运作，其实践层面逻辑则表现为――以“经济理性”为原则、以利润为生产动机，把科学技术、自然资源、人的创造能力等各种要素仅仅作为资本积累的手段；其价值哲学层面的逻辑表现为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以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观权衡社会经济一文化的发展及其相关的评价体系；其哲学方法论层面的逻辑表现为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以纯粹工具理性主义的态度对待现代科技及其人、财、物的开发和利用。在器物文化层面表现为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致使地球几十亿年形成的一次性能源在短短的儿百年中面临枯竭之虞、物种锐减、环境污染遍及全球、自然灾害频发；在关系文化层面，人们的幸福感指数锐减。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均处于紧张状态；在观念文化层面，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和工具理性腐蚀着人们的灵魂，拜金主义、拜物主义横行。从主体向度来看，正像海德格尔所说：“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它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降落到被组织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并在那里设立自身。这种千篇一律状态成为对地球的完全的（亦即技术的）统治的最可靠的工具。现代的主体性之自由完全消溶于与主体性相应的客体性之中了。人不能凭自力离弃其现代本质的这一命运，或者用一个绝对命令中断这一命运。
还有，就现代科技产生的伦理效应而言，出现多重的伦理悖论。
其一，导致了科技一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悖论。莱斯指出，控制自然的目的是保卫生命和提高生命-这对于个体和类都是一样的。但是现有的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却包含着这种潜在的毁灭性，即这些手段在生存斗争中的充分使用会使到目前为止以众多苦难换来的利益遭到毁灭。
其二，产生了现代科技空间生产的悖论。如城市交通立体化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另一方面，不仅加剧了人一地伦理关系的紧张，而且使得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大工地，扬尘、噪音、雾霾困扰着城市及其居民。此外，随着汽车业科技的迅猛发展，城市的交通空前拥堵，增加了人们的烦躁、焦虑感。 其三，互联网悖论凸显。一方面，互联网开启了人们自由交往的虚拟空间，网络的便捷、快速、吸引了更多的人进入网络。进而生成了人一网络一人的新型伦理关系。另一方面，网络导致了一种温情的强制。因为只有进入网络，人们才能被编码，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否则，将无法确认。然而使个人的隐私权、生命安全、国家安全、知识产权、金融运作等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与挑战，面临着新的道德困境。
其四，基因技术对人的身体与人和谐的悖论。基因技术本来试图促进“作为人自身身体的自然”与人的和谐，然而，却出现了某种“不自然”的状况，同时它还打破了人的生殖、生育的某个或某些自然过程的环节。这正如库尔特拜尔茨所说：“不管这需要多长时间，但今天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早晚有一天，能够通过技术对人进行彻底的‘改良’。”因而，“作为人自身身体的自然”与人的和谐，将凸现为，“自然人”（自然生命）与“技术人”（人工生命）的和谐。就“自然人”（自然生命）与“技术人”（人工生命）的和谐而言，“自然人”一“技术人”的和谐，这里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为了使未来“技术人”拥有一种有价值的品质，究竟是一种“善良的”强制，还是一种“德性的恐怖”？其二，如何处理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自然家庭与人工生命家庭的关系等等诸多的伦理问题。
上述现代科技产生的多重的伦理悖论，正如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足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少，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爱因斯坦也指出，科技发展没有使我们从单调的劳动中真正得到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大多数人一天到晚疲倦地工作着，他们在其工作中毫无乐趣……。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实现活动的性质，因为我们是怎样的就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现代科技的伦理悖论，其“实现活动的性质”的深层原因如同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深刻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科学技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资本家只是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和占有科学技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则从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境遇中，深刻地剖析了这种技术一幸福的悖论：“人与人在战争与和平中的斗争，是理解种的贪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实践态度的关键。”这一方面表现为特殊社会内部的冲突，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全球规模的社会之间的冲突，从而促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尖锐化。从外部来看，这意味着控制、改变和破坏自然环境的越来越大的能力。从内部来看，这意味着用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方法操纵意识，把他律的需要内在化，扩大社会对于人内心生活的控制。
那么，如何才能超越现代科技的实然逻辑的伦理悖论，复归其真善美的本然逻辑，显然，依旧停留于其实然逻辑是找不到出路的，这正如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福斯特指出的那样：“认为这些技术奇迹能够解决问题的想法不仅背离热力学的基本定律，而且否定了所有我们所了解的资本主义自身的运行机制，在这种机制里技术革新从属于市场需求。”因为他通过解读“杰文斯悖论”，发现了这样的现实状况：通过技术改进与革新，虽然提高了某种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但其结果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对这种资源的需求。因为资源利用效率的改进使利润得以增加，从而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并导致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因此，超越现代科技的实然逻辑须依据现代科技发展历史辩证法建构现代科技的应然逻辑。
四、现代科技应然逻辑的道德哲学意蕴
现代科技的应然逻辑，即现代科技“是其所应是”。从道德哲学的视域探索现代科技“是其所应是”的应然逻辑，不仅关涉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价值导向、运作机制，而且关涉现代科技发展应遵循的伦理原则。
现代科技“是其所应是”的应然逻辑不同于伦理“是其所应是”的应然逻辑。伦理“是其所应是”的应然逻辑是其题中之意，而现代科技“是其所应是”的应然逻辑中蕴涵于的现代科技形态之中，现代科技形态是现代科技“是其所应是”的应然逻辑生成的现实基础和运作的意义域，离开了这一意义域，其应然逻辑存在的合理性、现实的必要性将有颠覆之虞。现代科技形态在其研究对象、操作方略上都因循着科技自身的规律，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现代科技应然逻辑的道德哲学建构，不仅蕴涵科技活动主体同时也蕴涵科技伦理主体，其主体认知图式不仅有现代科技“是其所是”实然逻辑，还须有现代科技“是其所应是’’的应然逻辑。这意味着现代科技发展要求科技活动主体具有双重角色和双重认知图式，这蕴涵两大突破：一是对原有科技认同的突破；二是对原有伦理认同的突破。与此同时，蕴涵了两大转变：一是科技活动主体向科技一伦理主体转变，科技共同体向科技一伦理实体转变。由此导致原有科技认知视域与认知方式由知性的工具性和原子式分析型向反思式和汇聚式的辩证思维转变。进而引发原有科技共同体范式的嬗变、学理性评价机制的嬗变和科技活动主体行为方式的嬗变，即由“能做什么”向“能做一应做什么”转变，集中表现为科技伦理精神的生成。因为现代科技“是其所应是”的应然逻辑是以实践一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的。其中实践逻辑是其精神逻辑的现实基础；其精神逻辑是实践逻辑的汇聚与升华，是科学自由与意志自由的契合，进而形成科技伦理理念、科技伦理主体道德的内心信念、科技伦理共同体组织伦理意识、行为范式、进行评价的伦理原则等。
就现代科技发展应然逻辑的伦理价值导向而言，现代科技本然逻辑蕴涵的科技活动主体真善美的期望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因为从历史上看，“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要求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霸权逻辑犹如海德格尔所说，起主宰作用“他物”，它“是一种与人之单纯求知欲不同的他物……这个他物是一个作用于所有科学、但对科学本身也隐而不现的实事状态。由于资本的霸权逻辑是以获取利润为旨归，因而现代科技发展如果仍然在这种资本的霸权逻辑的控制下，是难以超越现代科技的实然逻辑的伦理悖论。因此现代科技发展应然逻辑的伦理价值导向须坚持厚德、崇道、重义，勿受物役。这样，人才能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 就现代科技发展应然逻辑运作的伦理机制而言，是在反思、批判和否定资本逐利增殖型与资源无限消耗型运作模式，因而它具有解蔽性――将一直以来被遮蔽科学、技术具有的社会性、人性的本质向人们敞开，是将近代科学去魅形态返魅，与此同时，通过一定的社会生产组织进行整体性的长远规划，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表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不仅日益必要，而且也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
就现代科技发展应遵循的伦理原则而言，由于现代科技的应然逻辑始点是自然及其与之相关的事实与人的关系。这里所关涉的“人”亦与“人伦”伦理关涉的“人”有一定的区别，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指与自然相对应的人类；二是指从事科技活动的主体；三是指科技活动服务的对象。由此便生成了相应的不同质的伦理关系实体：其一，人与自然认知一控制的伦理关系实体；其二，科技共同体的伦理实体；其三，以供一需为基础的利益相关性的伦理关系实体。由于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原则具有普适性，即对于这些不同质的伦理关系实体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因而其内涵超越原有的人伦关系的伦理原则，具体表现为，从关注人伦协调到关注自然―科学―经济―社会―人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从关注个体德性到关注组织共同体德性；从注重个体行为道德心路历程及其养成道德的规范拟定到注重集体行动的伦理逻辑及其规范与伦理机制的建构；从关注道德自律到关注制度伦理建构；从注重道德启迪和道德评价到注重道德责任问责与追究。这样，对于现代科技伦理主体而言，不仅要追求现代科技“是其所是”的真理，而且须关注现代科技产生的多重科技―自然―社会的生态效应，进而探寻现代科技所关涉的诸伦理关系及其应然逻辑。不仅要求科技伦理主体须遵循实然逻辑的科学规范，还须遵循应然逻辑的科技伦理规范，前者是“物理”世界生存―认知智慧的结晶，后者是科技伦理主体伦理世界生存行为智慧的凝聚；前者是科技伦理实体运作的基础，后者是科技伦理实体运作的调控机制。
五、现代科技三重逻辑与现代科技的伦理本质
以上从道德哲学视域探索现代科技三重逻辑即现代科技的本然逻辑、实然逻辑与应然逻辑审视，旨在揭示现代科技的伦理本质：
其一，通过对现代科技的本然逻辑的探索，从客体向度揭示了现代科技与人一社会一自然构成的生活世界之间即需求及其满足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辩证法；从主体向度揭示了现代科技蕴涵了现代科技活动主体基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以及现代科技发展的规律，对现代科技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伦理关系的内在秩序的期望、选择与设计。由此可见，现代科技之所以发生发展，深深地植根于一定的社会，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发展、人的生活需要相关，又与科技活动主体基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发展、人的生活需要所进行的道德价值选择密切相关。
其二，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实然逻辑的探索，不仅在于展现现代科技取得的最新进展及其成就，而且在于揭示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境遇，其中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伦理关系等伦理问题多重性和科技与经济政治一文化关系等伦理问题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多变性。现代科技的发展伦理境遇导致其发展现状的复杂性：由于世界范围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因而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激烈的社会冲突就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的一种辨证关系：每一方都迫使其他方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因此，在追求控制自然的意志中所反映出来的目标，不是各种目标和目的的简单集合，而是包含着互相矛盾的部分的整体。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那样：“那种把技术和科学攫为已有的工业社会，为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为更有效地使用它的资源而组织起来。当这些努力的成就打开了人类现实的新向度时，这个社会就成了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要探究在当代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现代科技发展的现状的运作机制及伦理关系，可以看到资本的霸权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现代科技的运作，这种资本运作的霸权逻辑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它“意味着对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逼迫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因此，现代科技产生多重的伦理悖论，令人应接不暇。这诚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由此可见，脱代科技的实然逻辑并非“纯科技运作”蕴涵了诸多的伦理关系、复杂的伦理境遇、多重的伦理悖论。因而，依据现代科技发展历史辩证法建构现代科技的应然逻辑超越现代科技的实然逻辑，已成为人类特别是科学活动主体的必然的道德选择。
其三，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应然逻辑的探索，不仅阐述了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伦理价值导向须坚持厚德、崇道、重义，勿受物役何以必要、何以可能，而且考察了现代科技发展运作机制和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现代科技的应然逻辑是一种生存智慧，体现了科技活动主体对于现代科技应然逻辑的伦理规范的自知、自觉，对于自身道德行为的自律、自省；现代科技的应然逻辑作为又一种发展智慧，一方面，由于现代科技实然逻辑应对“如何生存”充满了挑战、机遇和不测之风险，因而现代科技伦理应然逻辑的伦理关系不断变化发展、伦理风险千变万化，且具有诸多的不可预测性、伦理规范须相应地不断更新、拓展，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现代科技的应然逻辑是发展伦理智慧的凝聚；另一方面，由于科技活动主体在其应然逻辑的运作中，关涉多元的利益主体的多重利益，因而需要协调众多的利益关系；同时，由于各种利益的诱惑、冲突甚多，在多元利益的博弈中，科技伦理主体对于科技伦理实体的向心力减弱，其行为样态趋于多样，其行为结果往往是正负效应并举，而且对人―自然―社会的影响巨大，因此，仅仅强调道德主体对于应然逻辑的伦理规范的自知、自觉，对于自身道德行为的自律、自省还不够，还需制定相关的具有道德他律性的制度伦理机制、监督伦理机制、问责伦理机制，以引导和约束科技伦理主体的认知、行为。现代科技的应然逻辑还是一种战略智慧，它不是固守已有的伦理规范体系，而是洞察科技的发展，“着手为新的文化根据地奠基，为解决新的文明课题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进行这个准备，就是基于最新的科技发展伦理学的视野。 由此可见，现代科技的三重逻辑体现了其主体不仅须追求“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能做什么”，而且须反思“我们应该做什么”，即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亦即不仅要思考现代科技如何发展，更要思考现代科技―社会―自然―人如何协调、可持续发展。因而，现代科技及其发展不再与伦理无涉，而是密切相关。不但如此，现代科技还引发了哲学上认知方式及其运作模式的嬗变和方法论维度科学―伦理范式的哲学嬗变，即善恶评价的伦理思维方式不仅关涉人伦关系行为，而且关涉人与自然、人与科技关系的行为。因此，现代科技在其生成发展的本然逻辑具有伦理特性，在其运作的实然逻辑中蕴涵伦理本质，而且在其应然逻辑上彰显了伦理内涵。这表明现代科技伦理不是传统伦理的人伦关系伦理的简单推广应用，而是具有其自身生成的伦理特质、独特的伦理建构和运作方式。现代科技伦理的建构直接关系到科技发展与社会―自然―人如何协调、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密切相关，关系到美丽中国建设，因而需要我们倾力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