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社会符号学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的核心是符号学意义观，按莫里斯的符号学意义观，任何符号学都是由符号载体，符号的所指和解释者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之间的关系便是符号学的三方面意义，即形式意义（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存在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的关系）与实用意义（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相对来说，他认为语言也有三个方面：言内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即符号相互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意义、指称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即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关系体现的意义、语用意义（pragmatic meaning），即符号与解释者之间关系体现的意义。社会符号学指导下的胡同名称的翻译，就是从胡同名称的意义及其文化背景出发，借助汉英语言差异和不同文化背景下词汇的三种不同意义和在翻译中出现的不对等的现象，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还原胡同名称的意义和功能，更好的有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二、社会符号学翻译法
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编码和解码信息的转换。由于原语与译语都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翻译胡同名称移植于译语文化之中，会使人不得其解。比如开封的“卧龙街”，按其名字译者就会将它翻译为“Dragon Street”，在西方文化中Dragon（龙）有凶残暴力之意，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他们提到龙这个概念总会联想到血腥和残暴。在西方原有的文化背景和地区名称中很少出现带龙的街名或者市名，即使用龙字作为名字，如悉尼东南部的一个卫星城“卧龙岗（Wollongong）”，也没用特殊的含义。从符号学的角度看，翻译应尽量同时实现原文的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在语码转换的翻译中，指称意义应该是最容易实现的一个。不管是否保留多种语码的形式，语码所指称的对象或含义总是会得到体现。但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就不同了，这两种意义与语言形式联系紧密，形式的变动必然会造成这两种意义的影响。但是，几乎每一处语码转换的地方都会有语用意义。不同的译者都不约而同地使用语码转换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去翻译理解源语言的文化信息，每一处语码的转换都是译者刻意为之的产物。根据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翻译需要在最大限度内实现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之间的转换。胡同名称的语码转换是一种有标记的表现形式，在翻译胡同名称中凸显语篇特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我们在翻译胡同名称时，应考虑和兼顾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的表现，更好的实现其价值和语码的转换。
三、社会符号学视角下的翻译
开封的胡同纵横交错素有“七角八巷七十二胡同”之称，而其街巷取名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除了以历史掌故、祠庙寺观及旧时遗迹命名外，还有以姓氏家庭，生产作坊及景物和街形命名的也不在少数。每个胡同名称的由来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和浓厚的历史气息。译者在翻译时应统筹兼顾莫里斯的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用精简的文字表现出胡同名称背后的文化内涵。随着时代变迁，开封许多胡同名称随着朝代的更替在不断的变化。在市区中部有一条胡同名为三民胡同，是在1912年后为纪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得名。而在明代此地则称为草三亭，清代称之曹三厅。因为该巷似凤凰，故亦有凤凰巷之称。后人也有曹三厅之说，系草三亭之讹音。冯玉祥改草三亭为三民胡同，以纪念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建国大纲。日本入侵改为东光胡同，取大东亚共光共荣之义，日本投降后恢复为三民胡同。单从三民胡同，我们不难看出，历史的变迁，影响着胡同名称的变化，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我们不得不在翻译中引起注意。不能只片面单独地翻译出其名称，也兼顾其背后的文化，达到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的统一。根据符合学的观点及与时俱进的精髓，我们可以将三民胡同翻译为“Democratic Road”。民主乃是通往社会主义之大道，我们在融入孙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的基础上发展我们时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将我们时代精神赋予到我们道路的命名，达到其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的统一。将其翻译为“民主大道”，译语的受众人群也可以理解和接受，在西方文化中民主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取代的。如果只单单字面意义“Sanmin Alley”，西方人们可能不知所云，如果翻译成“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Nationalism，Democracy，the People’s livelihood）Alley”，又显太过冗长。我们可以在符号学的视角下，将胡同名称所赋予的文化内涵表现在英语的名称中。使其即不丢失东方文化的本质，又使译语的人群能够接受。
四、结语
我国著名符号学家李幼蒸认为，符号学已成为中西文明和人文思想在理论层次上进行对话的有力手段，甚至是必要手段，并成为中国的人文理论走向和影响学术交流（而非限制于“西方汉学界”）的最有力的研究工具。尽管翻译主要是语言活动，它却属于符号学，属于符号系统和结构、符号过程与符号功能的科学。在社会符号学的视角下翻译胡同名称及其背后的文化负载，有力于中西方跨文化之间的交际，有利于我们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利于在新的领域中开拓翻译的视角与方法。这也需要我们译者有着敏锐的观察和对语言的敏感度，将我们自身的文化不断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更好的投身到翻译和翻译的研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