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目前，国内大量的文献也对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洪名勇（2011）通过理论分析，把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水平与世界进行比较，发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具有阶段性特征，即在工业化发展的初、中期，城镇化水平是随工业化的提高而提高，但在工业化后期，城市化却和工业化的发展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并且他发现贵州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出发，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夏春萍（2010）认为，工业化的发展对城镇化具有带动作用，而城镇化不仅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并且影响工业发展的格局，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具有协调统一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对城镇化、工业化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如马敏娜（2013），通过对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建立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协整分析方法，对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其两两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国外对城镇化、工业化的研究已进行了很长时间，其成熟的理论和丰富的经验均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从经济结构发展的视角，研究出钱纳里标准，可用来分析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农业经济体系和城市现代工业体系可以达到均衡，模型的假设是城市实现充分的就业。并且国外学者也对我国发展现状作出研究，如马克斯?韦伯认为，儒教的传统思想阻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乡村主义的壮大。
综上所述，对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研究，国内外的学者主要结论是：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性，且具有一定的均衡关系；定位好我国的经济导向、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处理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使之协调发展也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二、三化的实证分析
工业化指标标示为INDU，以贵州省工业增加值与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工业化率；城镇化指标标示为URBA，为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工业现代化表示为AGMO，以单位耕地面积拥有农用机械总动力来衡量。
以贵州省1992年到2012年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对数据进行协整分析，结果表明，贵州省的“三化”之间具有长期协整关系。以下是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可作为系统特性的时域描述，其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造成的影响。由图1工业化冲击造成的脉冲响应（图表省略）结果显示，当存在一个工业化的外部冲击后，该冲击对工业化存在负面作用，对城镇化作用不大，对农业现代化存在负面影响，可见，对工业化的刺激，短期内不能见成效，反而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由图2城镇化冲击造成的脉冲响应（图表省略）结果显示，当存在一个城镇化率的外部冲击后，该冲击对工业化率和农业现代化率存在负面作用，对其自身作用不显著。
上图结果显示，当存在一个农业现代化率的外部冲击后，该冲击对工业化率及其自身存在一定性的正面影响，对城镇化率具有较小的负面影响。
三、推进贵州省三化同步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三化协调发展离不开政府指导，政府在促进三化同步方面可以采用如下措施：
第一，提升工业化发展质量，加快工业化转型。从实证结果看，贵州省的工业化发展基础不坚实，在近二十年内没有起到应有的带动作用，因此，应广泛提倡新型工业化：加强工业技术研发及运用，延伸产业链；以工业园区的质量建设及环保规划为中心，合理分配财政资金投入。
第二，致力于逐步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对工业化及城镇化采取非刺激性政策。实证显示，若刺激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反而对农业现代化产生消极作用，若刺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则更能推动工业化及其自身的发展，对城镇化也不会产生负作用，可见，农业现代化为工业化及城镇化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第三，传统城镇化应向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由实证的结果可知，城镇化对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贡献重大、稳定且深远，因此，合理规划、健康发展，为城镇化的未来之路打好坚实基础比只注重地方城镇化率更具有说服力。城镇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城镇化”，在将几亿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应以促进农民与市民的融合，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保障体系的全覆盖为中心，逐步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第四，政府的公共财政政策及税收优惠政策应向三化协调推进。“三化同步”才能促使贵州社会经济、产业的齐头并进，因此，财政政策的制定应以三化协调为基础，以工业化反哺农业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促进城镇化，在遵循三化间的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加强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的分工及合作。税收政策在推进“三化同步”上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完善税制结构，加强税收优惠政策，逐步健全资源税、房产税等税收制度；开征以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税收”；对农用机械设备的进口及农用动力燃料油的税收实行减免，以加快农业对现代技术的融合。（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学院财政与税收学院）
本文为贵州财经大学2013年度在校学生科研资助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