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2.11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2-0046-05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panel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house R&D and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on productivity. The result shows that both of inhouse R&D and domestic knowledge acquisition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productivity， but the absorptive ability is worse and even not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is only effective if conducted via joint ventures which have same interest. When splitting the sample according to ownership type， stateowned corporations are not good at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Furthermore， It finds that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ompan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s limited.
Key words：inhouse R&D；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productivity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这种以低人力成本、低技术含量、高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发展经济的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正逐渐显现。为应对挑战，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创新，希望通过突破组织边界汲取外部知识来提高创新水平，平衡好与自主研发的关系。从近几年企业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专利成果不断涌现的情况来看，企业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断增加的专利申请对GDP的影响并不明显，特别是潜在研究的质量和商业关联度并未能得到实质性的提高[1]。自主研发为企业的长久发展提供了保障，但大量的研发投入、较长的研发周期和可能出现的技术瓶颈为企业创新之路设置了重重障碍，因此外部知识获取便成为企业创新的快捷通道[2]。特别对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除了依靠本土的合作与分享实现技术进步外，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充分学习和吸收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也就是“以市场换技术”模式。无论是自主研发还是外部技术引进，最终关注的还是对企业绩效的实际影响。本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企业通过外部知识和技术的获取对绩效的影响，并与企业自主创新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探究不同所有制性质、校企合作的影响效应。
1文献综述
企业R&D对产出绩效影响的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Griliches引入R&D投入为生产投入要素并解释为企业的知识资本，分析R&D对生产率的影响[3]。后来，企业R&D对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也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国内学者陆国庆通过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分析发现，企业绩效与创新投入和产出呈正相关关系[4]；周亚虹等对工业企业的研究表明，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创新活动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水平[5]；陈海声和卢丹的研究发现，R&D投入有利于企业业绩和企业价值的提升[6]。这些研究主要考察了企业研发对绩效的影响，并剔除了行业、政府支持等因素，对企业R&D的方式和知识来源并没有细致地分类，对企业间的相互影响也缺乏足够的重视。
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证明：对于具有后发优势的国家而言，引进技术可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国外研究也验证了外部知识获取对企业绩效的提高有正向作用。Haskel等认为与国外企业合作所带来的创新知识溢出效应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7]；Bertrand分析了海外并购对企业的影响，发现兼并与重组可提高目标企业的R&D预算和资本利用率，也有助于企业与当地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研发合作[8]；Cohen等认为企业R&D不仅包含技术能力的提高，也包括增加企业的吸收能力，从而更好地利用先进知识提高技术转移的效果[9]。
虽然跨国企业技术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市场整体研发能力的提升，但是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如何，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技术溢出效应又是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仍存在疑问。外企的先进技术可能会对本土企业造成较大冲击，不仅没有产生溢出效应反而挤占了当地企业的发展空间。朱华桂对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技术溢出效应的调查研究发现：跨国公司虽然有明显的技术优势，但溢出效应有限，与当地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合作程度较差[10]；张海洋关于FDI对内资企业生产效率影响的研究发现：在控制自主R&D的情况下，外资活动没有显著影响内资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11]；吴延兵证明虽然企业自主研发和国外技术引进对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我国自主研发能力薄弱，导致吸收能力较低没有与技术引进形成良性互补[12]。 然而，技术的转移和引进也可能带来补足效应[13～15]，Griffith等发现企业利用溢出效应，如通过人才聘请、项目合作等方式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从而证明了补足关系的存在[13]；高远东和陈迅的研究表明：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长期影响，在相对落后的中国中西部地区质量和技术外溢效应显著[14]；Xu和Sheng研究发现FDI所带来的正向溢出效应仅限于前向联系（Forward Linkage），即国内企业需在产业链上游，通过向国外公司购买高质量的中间品或设备来加强研发合作，而且企业对此的获益程度也参差不齐[15]。
国外技术的引进固然可以带来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成本较高、适用性不确定等问题，也促使企业更多地尝试与国内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进行研发合作。Li认为单纯地引进国外技术并不利于国内高新企业的发展，除非与自主研发并行，而国内技术的合作和购买却能对企业创新直接产生影响，说明国内技术的获取减少了文化差异等壁垒，提高了企业的吸收能力[16]；Hu等对我国大中型制造企业的分析表明：国内外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生产率的提高[17]；相反，吴延兵利用行业研发数据并未发现国内技术引进对生产率的显著影响[18]。就国内技术合作而言，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力量不容忽视。我国的高等教育和研发资源丰富，但企业对此并未充分利用，与当地的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创新合作较少[19]。
通过文献回顾，本文发现过去对企业R&D和技术引进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行业宏观数据或工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对企业微观数据尤其是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较少。更多关注FDI溢出效应对行业的影响或是企业的吸收能力，缺乏对具体合作形式以及外部知识获取的形式（如聘请高端人才、开展R&D合作、建立合资企业等）的研究。考虑到外部知识获取与自主研发对企业绩效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及国内外技术引进的多种方式，本文希望通过对技术引进方式更细致的划分，深入研究A股上市公司自主研发和外部知识获取对产出绩效的影响。
2研究设计与模型
21模型设计
在已有文献中，对企业绩效的衡量通常选用的指标有企业利润、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选取的产出指标――劳动生产率，主要衡量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水平，反应企业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员工技术和积极性的综合情况。样本企业被分为4组：依靠自主研发的企业，与国内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的企业，国外技术引进的企业，合资企业。为了比较联系程度不同对企业的影响，本文将国外技术引进的企业又细分为两类：一是仅与国外企业进行技术合作，或引进外籍研发高管的弱关系；另一个是引入境外资本，成立合资企业。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选取规模报酬不变的广义CobbDouglas生产函数，用于衡量企业的外部知识获取或R&D投入作为知识资本对企业产出的影响。
针对企业合作形式的划分，本文借鉴Mueller的方法[20]，通过查询企业专利申请信息和年报信息披露确定企业的研发方式。2010～2012年间全部独立申请专利，无联合申请者的公司记为自主研发；与国内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共同研发并申请专利，且未和国外企业合作的公司记为国内技术引进；对于有与国外企业合作记录，或聘请了外籍研发高管或专家的企业视为国外技术引进；有境外企业的资本注入且为企业前三大股东的记为合资企业。限于公司信息的披露情况，难以对研发费用进一步详细拆分，但考虑到研发投入的滞后性以及技术引进可能带来的溢出效应，企业通过学习吸收对自主研发项目也会产生影响，Berchicci发现依赖外部支持从事研发的企业虽然能有更出彩的创新表现，但自主研发能力也会因此降低[21]。所以本文将探究企业研发经历的不同对生产率的影响①
。相应地，将四种合作形式分别设置为虚拟变量，即IND、DOM、FOR、JOINT分别代表独立研发、国内合作、国外合作、合资企业。同时，加入控制变量以反映公司特征，包括企业所有制，利用虚拟变量SOE表示国有企业；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研发合作情况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有合作经历的，虚拟变量UN记为1；企业的年龄，以公司成立日期到当年年末计量，记为AGE。利用研发投入与研发形式的交叉项表示在相应形式下企业的投入值，由此得出如下的回归模型：
需要注意的是：自主研发和外部知识获取可能并非是严格的外生变量，这就涉及到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自主研发和外部知识获取有利于生产率的增长，反之，自主研发和外部知识获取也有可能受到过去生产率水平的影响，两者与生产率水平可能是相互决定的，这将导致估计结果是有偏差的。利用一阶差分法以变量的增长率而非绝对值代入回归方程，可以减少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将引入一阶差分模型以消除内生性问题，模型如下：
22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数据，其中非金融机构的一般企业共2473家。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并考虑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对研发费用进行Winsorize处理，剔除1%的最大值和1%的最小值，最后得到1036家企业的面板数据。企业研发费用及其他相关数据通过Wind数据库以及上市公司的年报等公开信息整理而成，各年度的年报信息来自巨潮网。企业在各年度的专利申请情况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局的官方检索系统，披露的信息包括申请时间、申请人和发明人等。而本文所关注的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研发合作情况，也是通过上述渠道整理得出。
企业技术的研发或引进不仅在当期会有所变现，对未来的生产率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Hausmanet等指出企业的R&D的创新作用不仅体现在当期，在未来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也有所影响[22]；Lang对德国工业企业的研究发现：R&D所带来的效益随时间逐渐减少，累积效用往往在第二年达到峰值并主要集中在前三年[23]。因此，考虑到技术的滞后和累计效应，本文所指的研发投入（R）实际上是将企业最近三年间的研发费用进行折旧加总的累计创新投入，t期的R&D累计存量（Rt）为当期新增投入rt与折旧后t-1期的存量（Rt-1）之和。 选取的折算率δ为15%②。由于前两年的研发投入累积计入到了2010和2011年，因此本文主要考察样本公司在2010～2012年研发或技术引进对绩效产出的影响，而专利申请情况也是只涵盖了这三年的时间。
3实证研究
31样本统计描述
本文所需的变量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1036家样本公司中，采取自主研发方式的企业有675家，占6515%；技术来源主要为国内合作的企业有252家，占2432%；与国外企业合作的企业有56家，占54%，外资为主要股东的合资企业有51家，占492%。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创新以自主研发为主，在技术引进合作方面也以国内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主要的合作对象，与国外企业的交流合作相对较少。在校企合作方面，仅有177家企业有过与科研院所或高校共同研发的经历，占样本总数的1708%，可见我国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并不密切，没有充分利用可得的科研和教育资源。样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物质资本的标准差较大，说明样本中所涵盖的企业规模较广，能够反映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状况。在研发费用方面，如表2所示。通过比较企业在2008～2012年5年间的研发支出情况可以发现，我国公司的研发投入从整体上看逐年递增，2012年的平均值是5年前的3倍之多，表明公司越来越重视研发对企业竞争力和未来长远发展的影响。同时，不得不注意到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差异很大，而且这种差距也在不断地被拉大。
32实证结果
分析面板数据，需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合适的计量方法。首先由Hausman检验结果判断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FE）还是随机效应模型（RE），再根据F检验将固定效应模型（FE）与混合最小二乘法（POLS）进行比较，最终的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FE）最适合本文的研究。对样本企业的整体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①在数据搜集的过程中发现，2010～2012年间有外部知识获取行为的企业大多都有两年以上的研发合作经历，考虑到专利的取得对企业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因此不再逐年区分企业的技术引进形式。
②关于折算率水平的选取，经实证分析发现对结果的影响不大。
③企业年龄是以股份制公司成立时间为起始至2012年末的年数。
首先，对全部样本的研发费用回归分析可知：企业的研发投入对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效用；而企业的年龄与劳动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并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成立时间短的新兴企业反而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模型2中对四种研发形式进行比较发现，无论是自主研发，与国内外企业合作还是合资企业都能提高企业的产出效率。自主研发的效率最高，说明企业若想取得持续性发展，提高竞争力，需不断地加强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对比国内外技术引进与合作，国内研发合作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国外研发合作，这与Li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能的解释是文化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对与国外企业的合作效果造成了影响[23]。也正如在文献综述中所提到的，国外技术引进效率的低下或许是由于我国企业较低的吸收能力，而且与国外企业共同研究也需要更多的研发投入以及高昂的交易费用等因素造成的。而外资企业的研发效率显著高于两者，同样是与外资合作研发，相对于与外企开展项目合作或引进外籍研发人才等松散联系，通过合资这种更为紧密的联系能获得更高的效率。为了进一步比较三种研发合作形式的效率，本文又筛选出利用外部知识的361家企业作为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国外技术引进因素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种研发合作形式并不能显著地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而且效率也较其他两种方式表现更差。
为减小内生性对结果的影响，并进一步确认结果，利用一阶差分模型对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结果与固定效应模型的结论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与国外企业合作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显著性水平减弱，说明国外技术获取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比较有限，而以合资企业形式进行研发合作却对企业绩效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相较于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估计还有所提高。表明企业对项目合作或人才引进等合作模式的吸收能力有限，只有通过合资与国外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才能更好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获得更大的溢出效应。自主研发的系数估计值依旧较高，肯定了自主研发才是促进我国企业生产率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
33所有制及校企合作的影响
通过对样本的划分，本文考察企业所有制形式对自主研发和外部知识获取的影响，以及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所带来的效用。由表4可见，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只有自主研发或与国内企业合作才能对生产率提高带来积极的作用，与国外企业合作仍然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7反映出国有企业主要依靠自主研发，有效的外部知识获取方式较少。而非国有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不仅比国有企业强，外部知识获取能力也明显更强，三种方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非国有企业有着较强的吸收能力，不仅自主研发能力强，同时还与技术合作和引进形成互补进一步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的方式在样本企业中并未被广泛采用，合作效果也并不显著，仅有国内合作经历的企业从中获得了显著的积极效果，而国外技术引进的企业并未由此得到正向的效用，对于合资企业来说，系数估计值甚至是负数。通过对企业特征的深入分析发现，国外技术引进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大、研发能力相对较强或是高科技型企业，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校企合作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Bertrand所得出的外资进入可提高与当地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研发合作，从而提高当地科研技术利用率的结论在我国不能得到验证[8]。通过和未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对比，可以发现：一方面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研发合作较少，更多的是停留在人才培养和提供咨询建议上，深入合作并取得研发成果的较少；另一方面，科研机构对于寻求国内研发合作的企业来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更看重国外技术的企业来说影响并不显著。
4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上市公司的数据从微观的角度检验了自主研发和外部知识获取对企业生产绩效的影响，并创造性地将本土企业与国外企业合作形式根据联系程度细分为项目合作或外籍人才引进的弱联系以及引进外资入股成立合资企业的强联系，对过去文献较少涉及的校企合作问题也进行了对比研究。最终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无论是自主研发还是外部知识获取都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次，我国企业对国内合作所带来的积极效果有较强的吸收和学习能力，但是对于国外的技术，只有在引进国外资本建立长期的、更深的关系的情况下，研发合作才能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有持续的显著影响，对于仅通过项目合作或聘请外籍人才的形式接触国外知识和技术并没有表现出良好的吸收能力；第三，非国有企业有更强的自主研发能力，且更善于通过技术引进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最后，通过对比分析发现，科研机构和高校与企业更深入的研发合作较少，仅为1708%，而且仅对寻求国内技术合作的企业产生积极的影响，与国外技术合作频繁的企业几乎不受校企合作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出一些提高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启示：第一，国有企业应提高自主研发效率和技术吸收能力，相较于民营和三资企业来说，国有企业在这两方面都有明显的不足，而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创新系统中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意义重大；第二，不能盲目地引进国外技术，在引进来之前应先努力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在消化吸收的同时逐渐转化为自己的技术并由此进行二次创新，从而不至于付出高昂代价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却未能显著提高生产率；第三，相对于外部技术引进，自主研发才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长久之计，只有自身科研能力提高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更好地学习和吸收外部知识。
